借助《百家讲坛》的神力，在传统文化的复兴中一直被冷落（相对于孔子）的庄子也终于开始风光起来，他的人生哲学也变得流行起来。什么“逍遥游于物外”，什么“无为、无功、无名”，追求绝对的自由精神。等等。
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庄子也是中国犬儒主义的创始人，庄子的“自由精神”混合了犬儒因素而变得可疑。庄子人生哲学的精髓，就是用虚构的所谓“精神自由”来回避现实政治的不自由从而间接地维护了这种不自由。在今天的中国倡导庄子精神实在不是时候。
《庄子》的“自由精神”似乎早为大家公认，《逍遥游》中的鲲鲲可以为证：“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其高蹈超越、想像之奇绝、“自由”之精神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我要补充的是：《庄子》中还有大量犬儒主义言论，体现了一种非常糟糕的鸵鸟智慧和乌龟哲学。庄子一方面大骂世俗，一方面又反复说要“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也就是说，不要去管什么是非，要无条件地和世俗世界好好相处；一方面大谈“不为物役”，但另一方面又告诫人们要“与物周游”、“与物为春”。庄子一方面是大胆想像，神游于九天之上，另一方面则奉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现实主义策略。庄子的想像更多地体现在玄空的神游上，在实际行为上却认同价值颠倒的现实世界。他的“游”也只是不触及现实的“神游”而已。其实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结合才是完整的庄子，它们共同组成了犬儒式的人生态度。
阿伦特曾经指出：在所有参与政治所需要的品质中最关键的品质是勇气。勇气的本质在于政治行动者甘愿冒生命的危险离开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阿伦特反复说：“过于珍爱生命阻碍了自由”，是“奴性的准确标志”。即使是离开自己的家庭私人领域的安全保护、进入公共领域也是需要勇气的，这不是因为特定的、具体的某种危险在等待我们，而是因为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对生活的关切（这种关切是私人领域的本质）失去了它的有效性。参与政治的另外一种重要的品质是在公共领域而不是私人利于中寻求自己的幸福，对公共自由有浓厚的兴趣，而不是把自由限定为离开政治（公共领域）后一个人的独处状态（所谓的“精神自由”）。（阿伦特对于自由的这种理解可以参照她的《论自由》，刊载于她的论文集《过去与未来之间》）
对照阿伦特对于自由的理解，庄子的所谓“自由”实际上就是一种缺乏勇气、逃避公共世界、躲进自己内心进行“神游”的所谓“精神自由”。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犬儒。
所谓“犬儒主义”，指的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畸形关系。犬儒主义诞生于公元5世纪的希腊，它指一种对文化价值的对抗精神，一种深刻的怀疑，它认为世界是不值得严肃对待的，不妨游戏之。犬儒主义虽然对现实不满，但是又拒绝参与现实世界的改造，由于政治的黑暗而远离政治、放弃政治，拒绝参与政治，或遁入孤独和内闭，或转向任诞的审美主义，而其骨子里则是虚无主义。他们对于世界保持了清醒的距离意识，但是却不敢或不愿与之正面对抗，而以一种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处世态度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妥协混合的矛盾立场。犬儒主义不仅仅表现了现实的黑暗，或者现实世界中道德的颠倒和价值的真空状态，更是人们对于这种颠倒和真空状态的麻木、接受乃至积极认同。犬儒主义者不但对现实不报希望，而且对未来也不报希望。她不但怀疑现实，而且也怀疑改变现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犬儒主义是一种深刻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有可能表现为死气沉沉、一潭死水，也可能表现为装疯卖傻、装神弄鬼。正如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这样分析犬儒主义：“犬儒主义是一种通过幽默或厌倦尘世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在情绪上影响的模式。它导致了滑稽作品的出现，就像电影《博士可爱稀奇先生》和许多‘黑色幽默’所表现的那样，它也导致了逆流而行的疯狂庆典时的短暂欢乐。”装神弄鬼是以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为内核的一种想像力的畸形发挥，是人类的创造能量在现实中不可能得到实现、同时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的情况下的一种忽而心灰意冷、忽而疯疯癫癫的状态。这种状态的最大特点就是非道德化，无价值性，不问是非，不管善恶。只求绚烂，只求痛快。在一个现实溃烂，未来渺茫的时代，在人们因为长期失望而干脆不抱希望的时代，在一个因为价值世界长期颠倒以至于人们干脆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价值，彻底丧失了价值缺失的痛苦的时代，犬儒主义就会以一种装神弄鬼的方式表现出来。犬儒主义常常出现在社会黑暗、绝望感弥漫的历史时期。这个时候的突出特点是现实世界的无奈和想像世界的高蹈，两者相互强化。
在这个意义上，大概庄子的确算得上是当今中国精神界的导师，它应和了当今中国的普遍的政治冷漠，试图通过内心的所谓“宁静”来掩盖政治自由的缺失和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庄子人生哲学的流行所导致的只能是全社会的犬儒主义，它或许能够培育出一批不问世事的逍遥派，却永远不可能有助于培养积极参与的现代公民。这难道是我们需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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