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视角转向西欧传统政治思想
极权主义现象的解释和研究几乎是与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诞生同时开始的，但是，早期的著述多出自记者之手，多为法西斯运动现状的叙述，少有学理的探索，最多有着忠实地记叙历史的真实的学术价值。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纳粹党掌握了德国政权为止。从反法西斯的现实政治出发，自30年代后期，特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对法西斯主义政治及其体制的研究才为欧美学术界重视。随着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逐渐为外界所闻，法西斯政体和斯大林体制分别被看作右、左两翼的极权主义制度得以研究。另一方面，纳粹掌握政权后，大量的反纳粹学者流亡国外，一些本来对政治不关心或对政治学研究没有兴趣的学者转向对纳粹极权主义的研究。如克里斯（Ernst Kris）研究纳粹的宣传、卡西尔（Ernst Cassirer）探索国家神话与极权主义起源的关系、阿伦特（（Hannah Arendt）、）也转向政治哲学领域。浩瀚的关于德国或意大利一国的法西斯体制的著述不计，就研究极权主义体制起因的早期著作1而言，最早引人注目的研究，是把弗洛伊德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威廉·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Wilhelm Reich, Massenpsychologie des Faschismus : zur Sexual Sexualökonomie der politischen Reaktion und zur proletarischen Sexualpolitik，1939）。这也是一部最早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希特勒和斯大林体制的群众基础的著作。虽然赖希的“性经济学原理“失之偏颇，强调性的受压抑和非理性的宗教神秘主义是群众崇拜、屈服于权威主义的心理根源。但是，他以纳粹党及其理论吸引了众多的工人和下层中产阶级的事实出发，注意到社会成员的阶级地位与其信仰的意识形态之间不一定呈现对应、一致关系，并且探索该现象的原因，也确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稍后，弗洛姆(Erich Fromm)分析极权主义的名著《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 1942）、《寻找自我》（Man for Himself, 1947）也问世了。弗洛姆也已经看到了18世纪启蒙思潮的哲学、19世纪的进步思想理论在宣扬人的尊严和力量的观念的同时也隐含了国家、社会至上否定个人价值的要素，是种民主与极权主义混杂在一起的思想。2在以后《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 1955）中，他更明确指出无力感、孤立感的异化了的现代人对权力偶像的盲从，是中世纪到19世纪为止的个人主义的一种新的理性的变态。极权主义体制最大的欺骗性就在于它以一种传统的社会主义形态出现。另外，1939年弗洛姆领导了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哈特克（Anna Hartock）、拉扎菲尔特(Paul Lazarsfeld)、萨哈特(Ernst Schachtel)、海兹格(Herta Herzog)等参加的关于权威之影响的研究——德国工人人格与信仰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与赖希非常接近：德国工人阶级对纳粹取得政权几乎不抵抗，与他们的激进的意识形态不匹配。该研究曾经考虑以《魏玛共和国的工人阶级 》（The German Workers under the Weimar Republic）为书名出版。最后未能实现。3 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得· 杜拉克(Peter F. Drucker)的最初的两部著作《经济人的终结——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39）和《产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1942）也是那个时期的成果。这两部著作尽管是粗线条的宏观研究，但是，杜拉克提出的许多问题，包括对法国革命的救世主义与英美渐进的经验主义的两种西欧传统一贬一褒的观点，后来都为汉娜·阿伦特、塔尔蒙（J. L. Talmon）及其他研究者们深入下去，把英美缓进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和法国激进的救世主义理想的渊源进行比较也是他们关注的一个课题。中国读者熟悉的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Sidney Hook, Reason, Social Myths and Democracy,1940）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胡克也指出20世纪左翼极权主义各种概念是来自对法国革命研究的结果。4可能受莫斯卡（Gaetano Mosca）的少数人统治永恒说、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特选的精英人物循环论乃至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的“寡头统治铁律”论的影响，卡尔·曼海姆在《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Karl Mannheim, 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etion,1940）中，也已经明确提出了：追求民主而建立起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后都会转化为极权主义体制。莫斯卡等三人的精英政治理论常被极权主义研究者所引用，也被极权主义信仰者作为自己理论正当化的依据。对精英主义和权威主义——极权主义正当化的理论作出反击的，是斯比茨的《反民主主义思想的类型》（David Spitz, Patterns of Anti—Democratic thought, 1949）；而西蒙特·纽曼的《永恒的革命》（Sigmund Neumann, Permanent revolution: The Total State in a World at War, 1942）也是最早把斯大林体制作为极权主义历史社会形态典型的著作之一。
早年的出色研究成果还可以列举劳辛格的《无政府主义革命》（Hermann Raucshnig, The Revolution of Nihilism, 1939）和雷德勒《大众的国家》（Emil Lederer, State of the Masses,1940）。至于那个时代的名著——奥地利学派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和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3）、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以及卡尔·，弗里德里希《极权主义》（1955）等，中国读者已经非常熟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二战结束后，学术界关于法西斯成因有三种典型观点——欧洲传统道德堕落论、德意两国特殊性历史必然论和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第三国际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产物论。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克罗齐（B. Croce）、梅尼克等。如梅尼克在《德国的浩劫》（Friedrich Meinecke, Deutsche Katastrophe: Betrachungen und Erinnerungen,1946）中也指出，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19世纪末就“已经看出启蒙时代和法国革命的乐观幻想之中就有着大患的萌芽了，即错误地要追求那不可能达到的群众性的人类幸福，随后它就转化为一种占有欲、权势欲以及普遍四为追求生活享受而奋斗。……那些强而有力的人们、由那些可怕单一化建立起来的：他们会得到军方机构的支持，强迫人民群众再度俯首听命，并放弃自己以往对自由的一切人望”。5梅尼克把法西斯的诞生看作传统伦理的堕落和断层的结果。但是，他也认为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只是被民族主义运动先声夺人，所以世界历史日程表，帝国主义排在前面了。而事实上，德、意两国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浪潮是联系在一起的。6另一位持欧洲传统断裂论的美国研究者汉斯·孔（H.Kohn）的观点也有他自己的特色。他指出20世纪产生的极权主义与西欧自由主义的理性、良心自由和宽容等传统毫无共同之处，是要建立一种排他的信念，但是这种信念与道德没有关系，是要建立一种与旧的保守主义、绝对主义不同的体制。那些旧体制中不顾及大众的积极性，而这种20世纪新体制的极权主义调动大众的积极性，这种独裁体制有着大众“民主”的特征。7孔认为，大众“民主”与西欧的政治传统是断裂的，是“新东西”。
40年代末，阿伦特执笔《极权主义的起源》，正值美国麦卡锡主义达到高潮的时期。她不仅对当时的反共浪潮表示厌恶和忧虑，而且对人们普遍把极权主义兴起看作欧洲传统伦理和文化等意识形态突然变异的结果那种见解持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对斯大林主义体制形成发生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低俗的纳粹种族主义是有很大的区别，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欧的传统的政治思想。8那以后，她未曾中断过对马克思主义与西欧传统政治思想关系的探索。《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1958）、《论革命》（On Revolution,1963）和最后没有完成的遗著《精神活动》（The Life of the Mind,1978）就是这种探索的成果。她在《论革命》中，把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革命进行了比较，赞扬美国建国时期的革命家们的远见和业绩。她指出，法国革命中，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等激进派企图用革命手段去解决大众的贫困问题，最终放弃了在公共领域中对政治民主的追求，暴力没有解决大众的贫困，而恐怖政治却葬送了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美国沐浴在北美大陆自然环境的恩惠，不存在普遍的贫困问题，所以革命者们可以充分地考虑、讨论和制订出一部划清公与私的领域界限的出色的宪法。法国革命的领袖们“把道德作为‘厄运的人们属性’，结论是道德必定是贫民的‘世袭财产’。他们相信‘安逸的魔力会孕育犯罪’，所以，主张贫民悲惨的痛苦生活必然会产生善的论点”。于是在革命中大家要尽最大可能去揪出革命队伍中的道德伪善者，恐怖政治接踵而来——暴力成了必然。
前面谈到欧美学术界关于法西斯成因第三种典型观点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的阐述法西斯体制是资本主义的走向垄断的产物。30年代至40年代，从这一立场出发的研究及其成果主要来自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研究所迁移到美国后，对反纳粹立场的流亡在美国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经济上的赞助。其中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以精神分析理论、心理学为基础题为“权威与家庭”的系列研究，研究极权体与权威人格的关系；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论出发研究纳粹体制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后者更接近正统共产国际季米托洛夫的观点：纳粹是垄断资本主义最后归宿，注重体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上述的弗洛姆的研究及其成果就是前一类型的一例，认为极权主义产生是西方理性极端发展的产物，而注重讨论工具理性功能、暴力的心理机制。后一类型的典型研究有马尔库什的《极权主义国家观与自由主义的斗争》。9 马尔库什认为极权主义既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动，又是自由主义的继续。其源头是生活的全面理性化和机械的知性主义的发展。到了20世纪，尼采的思想、存在主义的非理性都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动和发展。自由主义强调的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为极权主义利用，非理性与自然主义结合起来，自然论的种族主义上升到“神圣的神话”。他指出，施密特的政治思想正是利用存在本身的正当性，反对政治要受伦理的制约，提出权威至上，为纳粹正名；海德格尔也是利用非理性的自然主义——大地与血统为纳粹辩护。10在其他的一些论文中他说自由主义中的自由与权威的观念因为索列尔和帕托累等人的利用，转化为精英的权威主义——领袖的至高无上的理性形式主义，因此极权注意事项本身没有理论概念，仅仅以反其他概念为依据，如“反马克思主义”、“反自由主义”等等。11他预言，未来的世界自由主义将走向衰退，取而代只的是右翼权威主义的极权政体或左派的解放的集体主义社会。当然，他后来又提出了第三种“单向度”社会的理论。马尔库什研究的最基本的观点大多被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承认。12
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研究极权主义的众多的成果中影响最大的要数1942年出版的法朗士·纽曼的《比希莫斯》（Behemoth，单世联译成“巨兽”）。13纽曼流亡英国之前，在德国接受过良好的法学训练，到了英国后，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费边社会主义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指导下从事政治学的研究。所以他的研究中流露出对纳粹体制下的法律制度的本质的关心。他认为自由主义主张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主义”虽然提供了一种人权保护，
而且对于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来说，它体现了具体的自由和人格保护的真实性，但是不能忽视其无论法律还是逻辑上存在的危险性。法律的背后总是是人在起作用，实际上是私人保护取代了法制保护。14法西斯制度是这种发展趋势的极端，其他非法西斯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将朝这一方向发展。纽曼的著述比马尔库什更忽视心理学领域的分析和研究，与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相比最接近第三国际的观点。纽曼否定纳粹政权是“国家资本主义”说法，他以数据来证明纳粹插手所有经济活动，进一步强化了魏玛时代的卡塔尔的垄断，把全国组织为一个经营网络。15垄断经济也是指令性经济的一种形式——“权威垄断资本主义”。因为“工业与政党有同一目标”，“在以政治统帅经济的独裁国家中，政治权力没有在经济权力，没有在工业生产中占据牢固地位。那么它最终是不可靠的”。16和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他认为理性的科学技术既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机制内发生的，那么很难说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发展的活力。17从长远来看，科学技术的理性与资本主义追求最大利润、与纳粹本质的非理性要产生不可以克服的矛盾。知识分子与这样极权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对立的。18所以书名“比希莫斯”一词受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启发。犹太教的关于巴比伦的起源传说中有两种巨兽，统治海洋的是“利维坦”、统治陆地沙漠的是“比希莫斯”。两者都是使世界混沌的怪物。纽曼隐喻所谓“国家（民族）社会主义”是“无国家、无秩序、无法律、无政府的统治”。魏玛时代提供的保护人的自由的不完善的缓冲和防御机制都不存在了。
塔尔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1952）成书早于《论革命》，几乎是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同时写作、问世的。那个年代，虽然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史学研究中，与持基本肯定大革命态度的“正统派”对立的、伯克人等创始的持否定和批判立场的“修正派”的研究已经有相当积累。弗里德里克·沃特金斯（Friderick Walkins）对卢梭的政治思想有相当独到的研究，他在《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The Political Tradition of the West: A Study in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beralism, 1948）一书中也指出了卢梭学说虽然陈述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目标及其价值，但是公意理论在实践民主制度时也有难以跨越的内在缺陷。他不相信政党与议会等多元的制度是实现他的理想的必要的步骤，和以后的极权主义者一样认为那都是对公意的纯洁性的威胁，所以不得不最后把希望寄托在领袖人物身上，而领袖“若无相当多数群众支持，势必无法取胜”。 19他还指出了现代极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开创性的著作实践，多半出自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而非敌对者，说明极权主义运动的纯粹的西方特色”。20但是，沃特金斯毕竟只是用粗线条勾勒了发展的历史轨迹。是塔尔蒙对法国大革命以及那世纪交替时代的思潮做了更加细致的研究。他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中，从18世纪法国的救世主义思潮中剥离出极权主义民主的萌芽；通过18世纪的三个历史阶段——基本原则的萌芽时期、原则被雅各宾党运用实践时期和升华为巴贝夫主义时期，来考察意识形态的社会理想怎样演变成为极权民主主义政治理念得到实践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既不是一部纯粹的史学著作，也不是一部纯粹的政治学论著。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写作也得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拉斯基的指导。在此之前，除了法朗士·纽曼外，1945年拉斯基还指导了另一个学生、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的拉夫尔· 密里本德（R. Miliband）完成与这个课题相关的出色的博士论文《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社会主义观念》。21拉斯基对这个课题相当感兴趣，他自己则早在1930年就写了一本小册子《法国革命中的社会主义传统》（The Socialist Tradit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已经把巴贝夫（Gracchus Babeuf）的独裁计划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联系起来，批判马克思主义中的反自由主义的要因。和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同世代的拉斯基，与前者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努力。施米特从法理来为极权主义正名；拉斯基要从西欧民主主义传统中进行经验主义的探索。尽管拉斯基30、40年代倾向与马克思主义，对斯大林体制取软弱的立场，受到人们的质疑，22但是，可以说他最终并没有根本抛弃对民主主义的追求。
塔尔蒙和梅尼克、孔等人不一样，他认为极权主义的产生不是欧洲民主主义传统秩序的断裂，而是一种传统变异的形态，却还是那种传统的延续。和传统不同的是，18世纪的欧洲，理性被极端地夸大作为测量社会效用的唯一的价值尺度；传统宗教权威的衰退导致除了国家，没有别的道德源泉和标准，政治理论与伦理标准合二为一；利己主义的兴起既清楚地解释特权的罪恶，又包含了潜在的极权主义萌芽。他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虽然都断言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但是，前者认为自由是人类自发的、不是高压政策之下产生的，是通过反复经验的尝试，才能实现和谐的社会；后者认为预先假定有一种和谐的十全十美的社会模式——最终极权民主政体，只有这种绝对目标建立，自由才能实现。塔尔蒙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中指出后者的错误所在：“他们认为，共处一室的人类只能是一种人类自由社会存在，只能是一种排他类型的社会实存模式，其他模式是不存在的。假如我们要问：排他的社会模式被作为社会的正义和安全最大限度的保证的话，那么，它还能与自由相互兼容吗？那些对极权民主政体持似是而非的论点的人，坚决地强调两者是可以共处的。共处的条件：其揭示的目的对于人类公意来说，并不是作为一种外部的、先验的绝对的理念，倒是被视为解释人类内在的理性和意志，是使得人类的真正利益、兴趣得到满足，而且是保障了人类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民主主义形式会形成一种把绝对目的看作当然的极端的类型的原因。因为这个绝对目的的关键所产生的所有的问题和极权主义民主政体是自相矛盾、二律背反的，所以它的实现是困难的”。 23早于此书，1921年出版的卡尔·施米特的《独裁》（Die Diktatur）也是通过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和大革命的史实来得出独裁体制才能挽救处于现代危机中的议会民主主义。也利用大革命时期的史料，塔尔蒙却得出对这样的左翼极权主义抱有警惕的结论。两者的意图明显不同。塔尔蒙追求的是：人类不仅要遏制右翼极权主义的产生，也要避免左翼极权主义的悲剧重演；施米特的“政治神学”强调特殊状态下的独裁的合法性。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左、右翼极权主义源流的共同源头。
二，18世纪西欧政治思想与宗教救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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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极权主义研究者悉尼·胡克认为“天主教是历史上最古老而又最大的极权主义运动。别的极权主义运动结果在大骂天主教的时候也还是以它为借鉴的”。胡克只看到他们有着共同点：天主教“即使它的权威性发言人在某些场合曾屡次认为教义上的自由主义的逻辑后果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它在同别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作斗争时，有时还披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外衣。”24 阿伦特的好友——一位旧金山的码头工人——埃利克·豪菲尔（Erie Hoffer，）在《忠诚的信仰者——关于群众运动的考察》（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 1951）中也通过追溯古代宗教运动中的救世心理来分析现代的极权主义群众运动。阿伦特在50年代初对极权主义与宗教的关系也有自己的见解。她认为从历史方法论的范畴来看，把极权主义比附宗教是对世俗主义的误解，因为罗马帝国之后，教会在公共领域已经面临失去权威的危机。所以在现代宗教信条已经没有法约束力的权威，而且政治生活也并不制裁宗教。若要追求自由，单以宗教为依据是不充分的，宗教意义上的人的自由（平等）是在世俗社会之外的。但是，左翼极权主义虽然出自于西欧传统，但是并不同属于怀疑论与世俗性的同一个传统，与自由的世界之间有着深刻的鸿沟。它不仅要迫害宗教团体，还迫害所有自由的事物，因此它与教会的斗争不是宗教与宗教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范畴来看，她也反对受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Karl Mannheim, Ideologie und Utopie,1929)影响的后继者们从“功能”的角度把意识形态与宗教等同起来的观点。她说即使社会学学者认为从社会功能出发把希特勒比附耶稣的话，这种把极权主义比附“世俗宗教”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不仅是生活在一个已经从公共领域消灭了宗教的世俗世界中，而且是生活在一个没有神的“世俗宗教”的社会中25。林赛1929年就在他的《民主主义的本质》（Alexander Dunlop Lindsay, The Essentials of Democracy）演讲中，提出17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形成两个源流，一个是基于宗教经验（特别是清教徒）的民主主义；另一个是基于自然科学的民主主义。前者是英国传统的民主主义；后者因为不是出自扎根宗教的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会产生似是而非的民主主义，稍微走错一步就回滑到极权主义道路上去。然而，塔尔蒙的观点与杜拉克相近，他也不认为宗教的救世主义和18世纪的救世主义完全是出自同一传统源头的运动，他指出了它们的区分：教会的动力是神的教诲，把希望寄托与神，都没有也不借助中间力量，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世俗中都是作为平等的社会圣徒相互救济。虽然这与乌托邦主义的绝对平等自由的理想表面上是一致的，但是，圣徒们服从的不是人而是神，是在上帝那里得到拯救。而现代救世主义的理论是世俗的，而且又是绝对的，是出自人类的知性与意志，最后服从少数全智全能的领袖。而且，除了少数例外，加尔文教和浸礼教的改革，都回避使用武力，尽管他们相信他们拥有这种权利的神圣性，世俗救世主义却狂热地迷信武力的效应。也是这样的原因，极权主义政权与教会的关系尽管可以在某一时期以为彼此厉害关系而“共存”，最终还是势不两立的26。
三，动机与效果的不统一——出自善的本能
为什么卢梭的过分完美的思想会在法国大革命中被他的信徒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巴贝夫等在实践中扭曲地一步一步朝着那种极端又偏离其本意方向发展呢？为什么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会通过摩莱里、马布利等人理论探索，逐渐形成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乃至成了左翼极权主义的源头呢？塔尔蒙在追述了18世纪这股思潮的演变之后，有这么一段精彩的归结27：
囊括一切和解决一切的思想信念与自由是不相容的。这两个理想与植根于人类本性最深处的两种本能是相互呼应的，即对于拯救、自由的爱的渴望。想同时满足两者的期望，必然会导致如果不采取暴政或减轻保证的程度的话，——至少也是巨大的虚伪和自我欺骗，而这些都是极权主义民主的副产品。这是对救世主义者的诅咒：产生于人类最不朽的冲动，将腐化为暴政的武器。一个个排外的信念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意见。它注定会觉得自己被无数的敌人包围，它们的信奉者永远都不会安安稳稳地过上正常的生活。那种危险的感觉使得他们产生了不断依靠恐怖来维持正统的需求。他们必须在公共会议或者投票场所进行感情示威活动，在人为制造的一致的帮助下，使得那些不是敌人的人成为好似热烈的追随者。根据定义的推理，建立在有优先权的集团概念基础上的政治救世主义必然会代替经验主义思维和自由批判主义。不论感官达到的证据是什么，这个集团概念都必须被接纳：不论那些偶然爬到最高位子的人如何自私和罪恶滔天，要承认他们必定永远是好的、绝对正确的，因为他们体现着纯粹的教义，是人民的政府；在人民民主的国家里，或者是普通的竞争、肯定自我以及反社会等各种本能不存在，或者是这样的劳动者的国家，从这种定义上说是不会成为帝国主义的。
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留下的阴影,历史的必然性决定一切，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他们相信暂时的革命专政完全胜利之后，必然会产生一个完美、和谐、自由的国家的假设，透露了其术语上的矛盾。因为除了掌权者——人民自身的权利被剥夺的不正当性已经为历史全部证明了之外，
还因为他们慢慢会认为自己是于社会没有用的累赘。在现代世界中，政治经济组织的中央集权形态不断地发展的事实，使原先期待国家会消亡的希望成了空想。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根本的含义，只要有对恐怖的反对或反抗，自由就不能存在，这就使得原来的自由的假设变的毫无意义了。只有当没有人反对或者没有出现不划一的意见时候，自由才会出现——换言之，当这种假设不再有效的时候。
人性是善的，又出自这样植根于人类本性最深处的两种纯洁本能——拯救和追求自由。但是塔尔蒙指出：从纯洁本能创造出的乌托邦，并不带来美好的结局。
四，社会财产的控制和利用——最后一道防线的动摇
民主的另一个积极要求是经济的民主，就意味着要由人民的“主权”来决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步骤。正如哈耶克所说“控制了财富就是控制了人生活的本身”。今天的人们大多已经明白“某种计划经济可以给人一种监狱中的安全”。虽然塔尔蒙没有详细讨论“有计划理性的经济秩序”是否“与他的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能匹配？”与适合稳定的假设联姻后，是否会威胁自由？但是，他在此书中强调了救世主义的排他性必然会产生经济中央集权化，在叙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的时候，对经济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也给予关注。他为我们记叙了革命中罗伯斯庇尔等人的在经济政策上的思想与行为的种种矛盾。其实，在更早的有意大利的拉吉罗（Guido de Ruggiero）在《欧洲自由主义史》（The History of European Liberalism,1927年）中就对法国革命时期的左翼的经济思想中的吊诡28：一方面“财产权在所有的革命宣言中都被列为各种人权之首，不仅在1791年与1795年的宣言中是如此，就是更为激进的1793年宣言也不例外。雅各宾派、吉伦特派、反对派都联手保护财产权”。另一方面，在使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引发出一个相对立的概念，就叫共产主义。18世纪的共产主义的观念，与以后几个世纪流行的意义不同，从根本上来说是要求平均地权；它的信徒表现得墨守成规又带有个人主义的色彩，从马布利、摩莱里、布里索及其追随者的著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但是，拉吉罗没有更深入地去实证罗伯斯庇尔等经济政策的矛盾与尴尬，而塔尔蒙把这段历史尽情地展开了，如下分析道29：
雅各宾党的思想方法是为合理的自然秩序的观念所支配，所以，他们不赞成合理的政治、伦理组织与自由经济之间是有着矛盾的那种观点。但是，人民主权的代表——贫困者却占了国民的大多数，而他们拥有向少数富裕者提出强制条件的权利。革命的现状是：一方面，从教会那里没收来的财产的拍卖获得巨大利益的是资产阶级乃至富农等有产阶级，他们开始希望革命停下步伐来；另一方面，革命也越来越和贫民与无产者融合成一体化。这种清晰的矛盾在罗伯斯庇尔的思想中显著地反映出来。所以，雅各宾党在经济问题上的态度，始终是暧昧和矛盾的。这种矛盾，最后在巴贝夫那里才得到了解决。比如，“1793年3月18日的议会，最初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和政令，践踏起私有财产制度和自由经济的所有原则起来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制度上的独裁。这次会上还一致通过了将提出‘土地平均分配法’和‘取消土地所有权、工商业所有权’的议案的人处以死刑的刑罚规定的决议”。可是“在1792年11月，圣鞠斯特在他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有名的、而且也是最悲壮的演说中，却又明确地表示不喜欢对商业实施过于严酷的法律”。他坚持赞成自由交易，认为无限制的经济自由“作为一般的问题是一个大真理”。最终为了有利于支持革命的阶级，只有选择实施牺牲财富所有者的政策了，实施这样的政策就是意味着实施民主主义。1793年春天实施了限制谷物价格政策。9月底，又发布了所有的商品价格和工资都设定“最高金额”的法律，同时在巴黎建立了配给制度。贩卖业的业主眼睁睁地遭受损失，而且是在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被强制进行贩卖。这个法律与累进课税、强制借款与对富裕阶级进行特别税赋的法令等都是“阶级的政策”。10月22日任命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生活物资委员会”来掌握全国的经济的权力。这些政策离开实施产业国有化只差一步了。因为革命“没有能达到预想的结果”，1794年2月26日圣鞠斯特提案：没收嫌疑分子的财产，把它分给贫民。他的理由是，财产权把政治上是否忠诚作为附加条件的。罗伯斯庇尔在倒台前，才开始模糊地认识到他们提倡的合理的、最终的组织，若要为了其本身的意义和继续存在下去，在经济领域也必须实行政策上的必要的转换。于是，1794年7月25日，在被处死前不久，圣鞠斯特说出：“创建市民的各种制度，应该推翻富裕阶级的统治”。然而这个决定中，也隐藏着对整个基本前提还是作了不彻底的保留。罗伯斯庇尔明确地说，所谓一个国民的财富，只是指满足人民的紧迫需要的物资（如粮食），本质上就是指共有的财产。剩余部分是个人财产，可以个人随意处理，即使用于投机、囤积或独占，也没有关系。
另一方面，现实中，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也为事态会发展到极端而忧虑。圣鞠斯特在他的后期一次演说中，极力提出，应该特别保证那些原教会财产及逃亡到国外人的财产必须通过国家来拍卖，这样一来，将使得舆论安定。他说：“保障所有的权利，必须使已经获得的权利安定下来。为了防止与迄今为止不一样的不满和新的混乱的产生，在年度的税赋等方面的调整，哪怕是微小的调整也是势在必行”30。罗伯斯庇尔也感到非常困惑的：自己是轻视金钱的道德家，却又不得不说金钱是决定社会秩序的要因。当然，这种困惑也是实施恐怖政策的要因，他潜意识中也是想回避这个问题的。他想向所有的阶级宣布，要他们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财产担心。虽然他们表示要尝试由国家实施的经济计划和实际的措施与生产资料国有化，但是行动上还离那一步非常遥远。然而，巴贝夫壮志未酬，宏伟计划被扼杀在摇篮里。在西欧，私有制这最后一道防线总算没有攻破。一个世纪后，更加深入、具体的革命的经济实验移到了俄国继续下去。
但是，正如以后20世纪福利国家实施的国有化证明了的，国有化制度并不一定产生寡头政治，关键是政府是否控制与支配这些财产。法国大革命中虽然没有实施公有制度，但是，对社会财产的控制、支配和寡头政治之间的关系及其负面影响却是足以人们警醒的。
五，18世纪左翼的遗产也是右翼极权主义临时利用的工具
塔尔蒙也指出了左、右翼极权主义的相异之处。他说：“左翼极权主义把人类及其理性和救世主义作为理论的出发点。而且，他们最终也仍旧是坚持人类、人类理性及其救世主义。与此相反，右翼极权主义的首要观点是放在共同体独立存在的实体、国家政权以及民族或种族上面。前一派倾向于从本质上坚持个人主义、原子论和唯理主义，即使把接触或党派提升到相对极端的水平，阶级与党派也毕竟仅仅是机械似地形成的群体集团。而右翼极权主义，只是坚持历史上有记载的、种族的、生物的存在的个体，他们形成的所有的概念，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个人主义和唯理主义”31。左翼极权主义看来，理性是一个整体力量，而右翼则否定这样的整体，否定人类价值的普遍性，更加考虑功利主义的实用性。这种区别的原因，两者的人性论的相反，左翼宣称人类的本性是善的，是完美的；右翼极权主义则称人的本性是软弱的和腐败的。相同之处，两者都认为高压、强制是必要的。后者注意的是将人类的天性训练得与平庸的天赋一致；前者则认为诉诸武力是为了使人民的头脑与至善至美的社会和谐统一。
《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被科塞（Lewis Coser）评价为“现代论述雅各宾主义及其信条最重要著作之一”。32伦卓·德·弗利奇也说“塔尔蒙这部著作第一次以法国大革命为实例，指出了近代民主主义中潜在的几个极权主义的要因的研究”。弗利奇还特别强调，这些要因，说明不论左翼，还是右翼都有发展为真正的极权主义的可能性。33 20世纪年代众多欧美历史学研究成果也都认为国家主义及民族思想以及民主自由等观念之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兴起，也是因为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34欧洲政治传统的救世主义还渗透进殖民理论之中。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理论的两大流派也分别为20世纪的两种极权主义继承。自由主义把“启蒙教育”作为对殖民地民族教育——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最终是要解放落后民族理由，成了左翼极权主义“训政政治”的源头；而另一种种族主义的殖民责任理论却为法西斯的种族精英主义所继承。从天主教会立场出发的、早期极权主义的研究者宗教学家马利坦（J. Maritain）在30年代更直截地提到两者的关系：随着基督教世界道德的衰退，绝对主义兴起，不仅有强烈否定基督教伦理传统的个人自由主义，还因为工业社会各种矛盾萌生了反对现代个人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这两者双方互相防御又相互依存地滋长。所以，极权主义出现了两股平行的道路：一条“自我内在的发展，接近共产主义形态”的道路；另一条道路则在人种或民族的帝国主义的权威政治下展开，从根本上动摇欧洲的共同的文明传统35。
当然，20世纪欧洲右翼极权主义法西斯的登场初期，也还要利用18世纪以来极权民主主义中“好心的出发点”的一面，来发挥宣传的影响力、号召力。民主的最大敌人也竟觉得不得不蛊惑性地口头表示忠于民主制度，表明民主的理想对现代人的心灵来说本来就是有普遍号召力的。所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言论中，要对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理想的民主做最大的赞颂。所有的极权主义者全都用最尖声叫喊的语调坚持他们所支配的制度，强调那才是更高意义上的民主。1937年墨索里尼在柏林的一次演讲中宣称：世界上今天存在的最伟大、最健全的民主国家就是意大利和德国；斯大林则把大清洗后大言不惭说苏联的宪法历史上最民主的。
人们都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右翼极权主义也不单纯是传统的僭主政治或保守的权威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从意大利、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演进史，也可以知道在他们早期的纲领与活动也留下了极权主义民主的痕迹——与左翼极权主义曾经做过同路人。到20世纪20年代为止，西欧以外的欧洲各个地域，它们几乎是同时急剧发展壮大，之后，两者才彻底分道扬镳，相互殊死斗争。哈耶克也曾经说，他之所以写《通往奴役之路》是想澄清：纳粹主义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反动。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更明确地把法西斯运动历史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指出它的前期是一种工团主义，有与列宁主义有区别也有雷同的成分，墨索里尼在那时候是索列尔的弟子36。
法西斯一词的词源可以追溯到拉丁文“Fasces”。罗马时代独裁者、执政官和大法官随从们手里举着一根木棒，棒头上面插着一把斧子，这种标志叫做“法西斯”。它象征着权威对反抗者的鞭笞和处死的权力。19世纪末意大利的有的地方争取自己权利的工人组织以法西斯（Fascio）为自己组织名字，在意大利文中，它的含义转化为“协会”或“联盟”的意思，1894年西西里工人法西斯组织遭镇压被迫解散后，“法西斯”一词就成了革命的代词。所以，第一次大战后，墨索里尼为了争取工人的支持，1919年3月成立组织时，也打出了法西斯的旗帜——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当时这个组织的纲领，比如，给妇女选举权；土地社会化，把土地分给无田地的退役军人；实行累进税；实行社会救济、养老等保障制度；保障人民的罢工、集会、结社、新闻自由等等，和社会党改良派的纲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早期虽然与社会党对抗，却也支持工人运动。它的“反资本”、“反封建”的口号使得意大利传统的统治阶级一直对这个法西斯持有疑虑和戒心。
纳粹党的前身是安东·德雷克斯了创建的德意志工人党。虽然希特勒加入后的1920年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后制定的《25点纲领》已经把不少民族主义的概念或“解释”、或直接取代了社会主义的精神，也还不得不保留着不少社会主义的成分。比如，“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取缔、没收一切靠发战争财的所得”；“把托拉斯企业实行国有化”；“废除地租，实施土改”等等。希特勒为了掌握党的领导权的时候为了把它作为争取工人的支持，要在经济上使工人“从社会贫困中解放出来”37。他也曾经信誓旦旦要坚持这《25点纲领》，大权在握后即因为感觉到共产党的巨大的竞争力，才与资产阶级结成一种临时的同盟。在德国北方，与希特勒的“民族主义路线”对抗的党内具有相当势力的施特拉瑟兄弟激进派一直强调要坚持《25点纲领》中的社会主义成分。
也正是这个原因争取到不少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潮的社会底层的国民对纳粹党的支持。尽管奥托·施特拉瑟也与德国共产党进行对抗。 施特拉瑟兄弟激进派作为党内反对派存在一直持续到希特勒组阁的1932年。1930年施特拉瑟派的重要成员雷温勒说：“争取到一个工人，远比一打达官贵人加入纳粹党的声明更头无法估量的价值”。纳粹党的构成，工人、农民的比重，1930年是39，5%，1933年是45%。38
20世纪70年代起，对纳粹历史的研究日益深入，关于纳粹与工会及其工人运动的关系的研究也有许多新的进展。根据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可以发现纳粹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也虚伪地利用左派政党的宣传方法争取工人阶级选票。虽然纳粹党始终否定工会的合法性，企图否定、扼杀其他政党（中央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工会，说这些工会是政党的附庸，为政党恶用，指责这些工会组织的活动和罢工是维护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39要求党员在这些工会内部进行“斗争”。纳粹党也装做激进的样子批判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不道德的，是剥削的自由；认为是工会活动使得资本家取反社会的立场。40但是，为了获得工人的选票，早在1926年纳粹党内就有人（R. Muchow）提出成立党指挥下的一个失业工人的全国统一组织，因为党内意见不统一，最终没有成立。1928年柏林的党机关内成立了工人问题书记处，1929年纳粹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内设立了全国企业管理局，1931年正式成立全国企业基层组织指挥部（Nationasozialistiche Betriebszelln Organisation, 简称：NSBO）。NSBO基层组织成员达40万人，仅次于当时最大的组织有70万队员的冲锋队。以后NSBO就以名义上不是工会实质就是纳粹党的工会展开活动。NSBO声称“民族共同体”需要发达的经济，不排斥资本和私有制度，但是与资本主义是有严格区别的，资本主义是剥削制度。为了取代其他政党的工会，大萧条发生后，NSBO也积极组织工人罢工，反对削减工资，“提出正当经济要求”，批评其他工会对资方交涉不力，甚至把破坏罢工的党员开除出党。411932年4月至1933年1月底，NSBO支持各地工人罢工达116次。42参加罢工的工人可以获得NSBO提供的免费食品和参加罢工的经济补贴。43
1932年戈培尔在一次演说中提出在保证面包和食品商获得最大利润的同时，“要提高农民的谷物价格，要是工人吃上价廉的面包”。同年，纳粹党还和共产党一起“支持”历史上最大革命的冶金业工人的罢工。44又如，威廉·赖希认为希特勒的群众基础是下层中产阶级，但是他也不否认：1932年后，纳粹党“成功地打入了产业工人群众中”，纳粹党“的选票从1928年的80万张跃到1930年秋的640万张、1932年的夏的1300万张和1933年1月的1700万张。而“1930年国家社会主义党总共获得的640万张选票中，有60—70%是雇员投的，30—40%是产业工人投的”。45希特勒也曾经企图以政变类解决问题，结果锒铛入狱。其啤酒店政变失败的原因：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如果没有得到部分下属阶级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如果没有得到对自己的经济和防御组织心灰意懒的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右翼任何公开‘非法’的挑战都不会有成功的机会。西谚曰“饥饿是魔鬼的领路人”。1929年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希特勒带来了转机。以后几年，不少德国共产党党员流向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坚持认为法西斯政权完全是没有触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拉尔夫·密里本德，也指出德意的法西斯分子中很多人“早年曾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满口是反资本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华丽辞藻”。46希特勒也以“重振德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家的面貌出现。他的初期支持者都对资本家充满了仇恨。纳粹的把自己的“民族社会主义叫做”给予每个人应有名分“的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叫做把社会财富给予一个人的拜金主义的社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叫做把所有社会财富给所有人的社会主义，等等。47
1923年6月共产国际扩大执行局会议上通过的蔡特金关于法西斯问题的报告也指出：当时，法西斯是部分地赞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或者至少对此显示出一种献媚的态度。48左、右两翼的极权主义的信仰者都很难从这种绝对主义信仰中彻底解脱出来，即使他们自己要放弃这样的信仰，也必须对内心被削弱的部分填入补偿的新的信仰，以求精神的安定。所以有时候，他们在这两个阵营中流动。最典型的例子是罗伯特·米歇尔斯。早年，他曾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他通过早年欧洲的、特别是德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团体组织发展历史的实证研究，在名著《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Zur Soziologie du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1913）中强调所谓政党的寡头铁则很难避免的同时，仍然强调民主原则的作用，说民主虽然不能完全根除寡头统治，至少可以使其部分地得到遏制；又说我们之所以选择民主，是因为它是最少邪恶的社会生活形式。他认为人类应该为民主的实现而努力：“人类越是认识到民主制度（不管它如何不完美）相对于君主制度（不管它如何完美）的优越性，他们越不会因为民主制度的缺陷而要求退回到君主制度。……只有对民主制度中的寡头化危险作出平和而坦诚的反省，我们才能够将这种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尽管这种危险永远无法避免）。49上世纪50年代，这部著作甚至曾经成为波兰自由派知识分子研究斯大林体制的经典。“但是历史在这里跟我们开了个玩笑，给予我们维护自由的最重要的知识武器并对组织中那些对自由构成持久威胁的因素的精彩分析，以及使产业工人获得了促进经济和政治的工具的”50米歇尔斯后来加入意大利法西斯党，成了大独裁者墨索里尼的膜拜者。因为他和先前卢梭主义的信徒一样，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与所谓“社会精英”。又如，法国共产党领袖、第三国际的执行委员德里奥后来成为法西斯分子，信仰过共产主义的战前担任过法国总理的拉威尔后来成了亲纳粹分子。相反，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的一些法西斯主义的信仰者，后来都转向，成了共产主义信仰者。因为他们内心不能消除“被强制的权威”。雷蒙·阿隆（R. Aron）把这种极权民主主义信仰比做“知识分子的鸦片”（L’ opium des intrllectuels, 1955）。汉娜·阿伦特把曾经以前美国共产党党员、苏联的间谍张伯斯（W. Chambers）反正后，激烈地反共的事例，批评过那些从斯大林主义阴影下走出来却又坚持用那种认为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不宽容对手的极权主义的方法，甚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去与斯大林主义作斗争的先前的美国共产党党员——“前共产党员”。51
注
1，拙文把叙述范围限定在1955年前的关于极权主义研究的著作，并尽可能就已经有中译本的、中国读者熟悉的有关著作来展开。
2，弗罗姆《寻找自我》，陈学明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276—277页。
3，参见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s Repoet on Ist History and Activities, 1933—1938, New York, 1938, pp.14—15。
4，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金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9、74页。
5，梅尼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页2—3。
6，同7，第5—8页。
7，H.Kohn 的观点（The Twentieth Century, 1949）转引自レンツオ·デ·フェリーチェ『ファシズム論』(Renzo De Felice, Le interpretaziom del fascismo, 1969)，藤泽道郎等译，（东京）平凡社，1973年，第41页。
8，最早见于她对古里安的著作写的书评：“Understanding Communism” （Waldemar Gurian, Bolshevism: An introduction to Soviet Communism, Notre Dame, IN, 1952），Partisan Review, XX/5 (September-October, 1953)。
9，Herbert Marcuse,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trans.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1968, pp.12—13.
10，同9，pp.30—31。
11，Herbert Marcuse, “Ideengeschichtlicher Teil”, in; Studien üd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142.
12．Max Horkheimer,“Die Juden und Europa”, ZfS VIII, 1/2, 1939, p.121.
13，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4.
14，Franz Neumann The Democratic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p.66.
15，同13，p.260。
16，同13，p.354。
17，同13，p.278。
18, 同13，p.472。
19，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黄辉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72页。
20，同19，第206、192页。
21，拉夫尔· 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页。
22，比如，水谷三公《ラスキとその仲間：赤い３０年代の知識人》（东京）中央公論社，1992年。批判拉斯基的费边社社会主义朋友们在乌克兰大饥荒、肃反大屠杀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等问题上为莫斯科当局辩解，对斯大林主义寄予幻想。。从拉斯基最后的著作《我们时代的难题》（The Dilemma of Our Times, 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可以读到他这种矛盾的思想。但是平心而论，他还是坚持民主主义理念的。
23，J. 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1952, 2.
24，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金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4页。
25，Hannah Arendt, “Religion and Politics”, Confluence, II/3, 1953.
26，J. L. Talmo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London: 1952, 9—10.
27，同26，pp.253—254,
28，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26页。
29，同26,pp.160—162。
30，同26，pp.163—164。
31，同26，pp.6—7。
32，科塞《理念人》，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
33，レンツオ·デ·フェリーチェ『ファシズム論』，第84页；
34，相关的西人研究成果，参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21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第346—347页。
35，J. Maritain, Humanisme integral, Paris , 1936, pp.186—187.
36，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明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37—149页。
37，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113页。
38，同37，第210页。
39，原田昌博《ナチズムと労働者》，劲草书房，2004年，第146页
40，同第39，第153页。
41，同第39、147、185页。
42，同39，第221--223页。
43，同39，第223--226页。
44，Peter F. Drucker, 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London , 1995),第 17—18页.
45，威廉·赖希《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10页。
46，同21，第2页；
47，同21，第138，92页。
48，同33，第89页 。
49，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政治铁则》，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50，同49，第31页。
51，Hannah Arendt, “The Ex—Communists” , The Commonweal, March 20, 1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