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东德，午餐时间，小伙子走进国家安全局餐厅坐下，他也没看看左右都有什么人就说起关于总书记昂纳克的政治笑话。“早晨，昂纳克进办公室，他对太阳说，早晨好。太阳说：你早。中午，昂纳克对太阳说中午好，太阳说：中午好。晚上，昂纳克说晚上好。太阳不说话了。”这时，他注意到大家没反应，他这才忽然注意到旁边坐着库尔威茨上校。小伙子一下就憋住了，他结巴着对上校说：“啊，我没注意到，您……”上校严肃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门的？”小伙子老实地回答：“情报一处的阿道夫·史蒂乐”。库尔威茨上校：“想到部长办公室去谈话吗？”这里的情景让我一下想到2006年中国四川彭水的诗歌案。1985的东德还没有手机短信这一类可以用来散步流言蜚语、侮辱上级的惹祸根苗，可小伙子不知道自己要为这公家餐厅里的轻率说笑付出什么代价。库尔威茨上校看着吓得结巴的小伙子，冷着脸。可是，他不经意地捂住自己的脸，再仔细看看，他是在憋不住地笑。原来，他是在欣赏小伙子的窘态——他不是认真地要教育小伙子必须尊敬领导人，他是在跟小伙子逗乐。上校脸都红了，他终于憋不住笑起出来。他对小伙子说：“不要紧，接着说，还可以改进，昂纳克讲话是这样的。”他学了一句昂纳克的讲话，大概是比小伙子学得还像，大家笑起来。我自己曾经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学周恩来先生的口音讲话，当即就被朋友听出来，很是得意了一阵。在今日中国，许多朋友圈子里都有一两个模仿各个时期最高领导人口音的天才，我们在聚会时经常看到这类表演是可以出节目的。电影里，安全局餐厅里的气氛一下松快了。在这样的鼓励下，阿道夫·史蒂乐说完自己的笑话：“太阳说，我为什么不说话，你知道吗，我都忍了你一天了。”库尔威茨上校不但跟着大家一起笑，他余兴未尽，自己也说了一个：“知道昂纳克和电话有什么共同之处吗？都是拿起来，拨出去。”看来，他自己也对这类笑话感兴趣。
这是德国影片《别人的生活》中一个有趣的段落，它跟主线情节并无直接联系。但从剧作上来讲，这里的戏剧情景设计轻巧，挖掘深入，写得很有功力。编导把这么一个小闲笔写得峰回路转而富有张力，这种十分有意味且与影片叙事隐隐勾连的“闲笔”在影片中还有好几处。作家偷偷请邻居大妈帮助系领带和主人公奥普曼·威茨格尔在电梯里遇到一个拿着足球的小孩都是这类看似对叙事没有用而写出重要转折或者戏剧张力的笔触。
这一笔对交代影片的政治氛围，准确地定位主角行动于其中的境遇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这个场景，我可以清楚地认定：这故事开始时的1984年不是乔治·奥威尔的那个1984年。到这个故事开始时的1984年，人民互相监视、老大哥一言九鼎指引人们和国家的方向还跟《1984》年的准确预言一样。但是，在很多领域老大哥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这是一个后极权社会，在这里，恐怖余威还在维持，但政治禁忌已经松动，苦心建立起的文化观念、反复灌输的意识形态已经接近坍塌。
这看似无用的笑话闲笔降低了主人公奥普曼·威茨格尔行动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他的勇敢行动不再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而只不过是少害点人，他就是有点“渎职”行为，没有为国家机器立功而受到惩罚也就是被发配去拆信。编剧和导演没有随便让自己的主人公当张志新、林昭式的英雄。
在纳粹时期、斯大林统治的前苏联时期、毛泽东统治的文革时期，人们所处的是极权主义社会。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一切资源彻底被最高统治者所掌握，统治者的统治范围不仅仅局限为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而且对经济、思想、文化、甚至日常生活都要严密控制；全体社会成员不但被剥夺一切最基本的权利，而且还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在那种社会，我们必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生活、结婚、做爱甚至死亡，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如果拒绝参与或者仅仅是不积极参与（有时甚至是仅仅被怀疑不积极参与）那个意志，就必然要受到迫害甚至镇压。而影片《别人的生活》描绘了一个后极权社会，在这种统治下，虽然人民的权利也常常遭到践踏，但是，统治者的统治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后极权社会的统治者通常只求掌握政权、军权，以及一部分财产权，却掌握不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后极权社会，人民有一定的自主权利和选择权利，统治者也管不了人民的意志是否与自己的意志有差别。这时候，行动和思想的空间大了，自己的话语也随处可见，包括在许多官员的言谈中。这时候，你自己要遵循那无人看守的规矩是你自己的爱好；地上那个圈子已经不是孙悟空用金箍棒划的，而是小孩在沙土地上涂抹的，如果你自己跟自己说不能出圈子跳舞那只能说是你自己愿意。这种情况下，人们大多不是由于被迫、避险而是由于思维的懒惰、逃避自由的天性，由于我们行为的惯性造成的“路径依赖”。
1985年，我来到北京开始读研究生，那时节，各种思潮混乱而活泼，充满禁锢而又沸腾喧嚣。我们虽然还无缘捧读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但是我们每日在疯狂地扫视着印刷粗糙的世界名著、搜寻着文革时期高干享用的灰皮书、白皮书。藉此，我们认识了布莱希特、卡夫卡、小库特冯尼格、雷蒙·阿隆、萨特、卡缪、尼采、海德格尔、托马斯·库恩、费耶阿奔得，争论着《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我们设法触摸西方经济学那《看不见的手》，我们在崇拜科学和理性，但是又在警惕《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而所有这些又都是归于一个焦点：探寻中国社会《在历史的表象背后》的线索，那时候我们秉持着一种受虐的恐惧和臣服认同了对中国历史那“超稳定结构”的阐释话语。
《别人的生活中》描写的是1984年的东德，对这种社会氛围，我感到一种浸透身心的熟悉和富有质感的肌理触觉。从中，我们看到恐惧、权力和无情的干涉都还在有力而富有生命力地持续，但是从这个国家机关餐厅里的政治笑话，从大家对待这些大不恭的政治笑话的态度，我们看到长城已经坍塌了。准确地描绘这个社会氛围对这样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十分重要，它给定了主人公们活动和选择的富有质感的环境，也给定了他们做出选择的境遇。这个境遇决定了奥普曼·威茨格尔行动的自由和责任都比典型的极权主义社会要大大增加。这也是给他后来能够稍微冒些许危险去按照自己意愿做事提供一个可信的、具体的社会现实关系。
影片描写的是后极权主义困境下的艰难和自由。这框定了主人公行动的危险和可能性也决定了他们的自由和责任。这个餐厅里大家一起说的笑话具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意义，有了它，我们知道那已经不是一个不跟着走就要掉脑袋的斯大林或者毛泽东时代，而是一个大家心知肚明，彼此贿赂、彼此糊弄和蒙骗、只管钱袋不管脑袋的时代。这时候，有些公家人即使有点“渎职”行为，有点自我的觉醒和行动也不会像经典极权主义时代的张志新、林昭那样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个笑话事件的过程中，主人公奥普曼·威茨格尔一直在场，他无言地看着这一切。后来，他由同情作家和同居女友到自己出手去替作家转移打字机是冒险的。因为任务没有完成，他受到的处罚是被派去拆卸百姓的信件。我们看到，在这个后极权主义社会个体的危险是大大降低的。但是，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是：在这种社会中，我们行动的责任、对我们过一种更道德的生活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因为，我们行动的责任与我们生存的自由空间是成正比增加的。
这个餐厅笑话段落还引起我注视另一个问题。这时候并没有部长在场，库尔威茨上校表现的就是自己希望在同事中留下的印象。问题是他和下级为什么不约而同地喜好逗乐，库尔威茨上校为什么要那样一波两折地“秀”自己的幽默感。从个体官员来说，他们为什么要冒着依然还存在的不大不小的危险说这些政治笑话，他为什么要嘲笑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嘲笑自己本来应该效忠的最高领导？从《别人的生活》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这些大小官员是在大家一起说，上下一起说。我们也看到，这并不妨碍库尔威茨上校在电话里向总书记保证找出撰写暴露阴暗面文章的作者。这种餐桌上的政治风波对我们中国观众一点不陌生，因其参与者位极人臣者和贩夫走卒届有、思想解放先锋、论题关乎大体曾被一位著名学者称为“餐桌上的政改风暴”。我们看到高级官员用笑话、短信和公开发言中的个性话语表现自我（例如前总理“面临万丈深渊、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之类的表述），但这种话语经常是以向他们所效忠的那个体制和话语规矩显示异己之心为新奇点和差异点。为什么出现这种矛盾的情况，我的解读是：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在有意地对这个体制、这一套僵硬的政治话语表示一种异己态度、间离态度。为了表示自己不那么逆来顺受、不是那么混沌无知，为了表示他们自己的生存状态有那么一点牛气，为了使自己的存在稍微多一点点自觉，他们牺牲了自己所服务的那个体制的尊严来表现一下自己的幽默感。但是，就库尔威茨上校在影片里的其它动作来看，他这里的幽默感是对犬儒主义的公然肯定而不是象奥普曼·威茨格尔那样准备做出自己的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生存本质，来完成自己对自己的救赎。他说些政治笑话只是为了表示自己对那个体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有所认识，他要明确地表明自己与那一套思想和话语的间离和自觉。
影片的整个叙事和对库尔威茨上校的性格塑造都具有“典型性”的准确。这些叙事文本也很符合我们非常熟悉的社会现实情况，在后极权社会，支撑和维系官僚、知识分子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甚至也不是民族主义这类意识形态或者硬性灌输的信条而是犬儒主义。我们所有的社会成员对现实和意识形态运作的一切都“心知肚明”，虽然“犬儒性主体对于意识形态面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坚守面具。”（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40页,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1月 ）
今天的中国社会也是一个后极权社会，虽然还是靠恐惧来维持，但我们毕竟不经历过1984还有过1989，学生和市民鲜血为我们把钢筋水泥混凝土泡软了一点。今天的中国总体上比那个1984年的东德要松软得多、和谐得多，我们看到各种政治、情色笑话满天飞，有相当一部分先富了起来，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先自由了起来。今天在有了手机短信这个技术之后，这种笑话、段子更象野火一样如火如荼四处飞散，就我所知，如果按照报纸公布的治安处罚条例，接近半数的手机使用者都要因为政治笑话和色情短信蹲拘留。当然，另一方面说，今天的政治笑话和当年东德的政治笑话一样，不过是我们维持和调节自己犬儒主义生活的调料，是我们编造出来欺骗自己已经得到精神自由的迷幻剂。
幽默感和刚硬的极权主义话语的确是格格不入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早在上个世纪初的前苏联，巴赫金就论述过这一点：“权力、镇压和权威永远无法以笑的语言发话”。（巴赫金《拉伯雷和他的世界》转引自《米哈依尔·巴赫金》399页[美] 卡特琳娜·克拉克 迈克尔·霍奎斯特 语冰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所以在新闻报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记者们十分有意识地强调领袖高官的“幽默”、“风趣”，以至于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只是有点轻松或者故作轻松的对话被冠以“一席幽默的应答引得在场的群众都笑起来。”这时候，群众往往是被媒体无礼加工以配合营造领袖的幽默。也正是由于极权主义或者后极权主义刚性话语的限制，在这种环境中经常出现向“春晚”那样的硬性胳肢人式的假幽默话语，仔细读解可以看出，这种假幽默话语往往不是建立在生活逻辑和人之常情之内，而是以强力加工社会现实、强力改变普通人情为胳肢出笑声的基本技法。这种刚性幽默话语还有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其中必须镶嵌进当下的、有用、自上而下灌输的政治信条。
联系我们周围的社会现实进行观察，这种用幽默表示出态度的行为方式和心态很有研究价值。 这种犬儒主义指导下的自觉会导引出什么生存选择因人而异，千差万别。库尔威茨上校多次提醒奥普曼·威茨格尔，对作家的监视对他们两人的地位、升迁影响巨大。我们看到，库尔威茨上校还在向博士衔上校进军，他花200马克买来一篇论文，《论对艺术界各种性格类型意识形态异己分子的监控标准》。不仅如此，他还非常具有“历史感”地劝告奥普曼·威茨格尔：对这种人不能多接触，因为你会被他们纪录下来。我们看到，犬儒主义的心知肚明和看破红尘对于一个人的生存选择和权力感、金钱的取舍来说影响怎样是多向的，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后极权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在信念坍塌之后丝毫不妨碍清醒而疯狂地夺取金钱或享受权力。在监视作家的行动失败后，库尔威茨上校在现实利益目前失去了他的幽默感，他把奥普曼·威茨格尔派发去拆卸公民的信件：“今后20年，你都将在那里拆信。”他非常怕自己被作家们记录，但是历史还是被纪录下来了。他发出让奥普曼·威茨格终生拆信的命令是1985年3月11日下午3点过后不久，4年零5个月之后，1989年的11月9日，柏林墙被人们踩塌了。听到这消息，奥普曼·威茨格和几个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平静地起身，走出了那间灰暗的拆信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