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卓越表现
晶报：你是一位研究西方文明和文化的学者，你对中国文明的信心从何而来？
阮炜： 中国以其所处的特殊地缘自然环境，很早就形成了文明规模。也正是由于拥有文明规模，中国历来就有卓越的表现，无数入侵的外族最终被整合到华夏社会，中国也一次又一次从衰落中复兴。也正是拥有由于文明规模，西方文明的强势进入也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文明的根基，反而给了它难得的刺激，使它从几百年的浑浑噩噩、萎靡不振中苏醒过来。
在历史上，东亚地区接受了以佛教为载体的南亚文明要素，近代以来又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基于这种思考，并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相信，在未来几十年乃至一两百年里，中国文明一定会有现在还无法想象其细节的更卓越的表现。它将改变人类文明的总体走势和总的品质，使之变得更温良、更和平、更少霸权气。它甚至很可能成为全球性的主导文明。
坚持这些观点，目的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重新建立中国文明的主体性，重新建立中国公民的文化主体意识，使人们不盲目崇洋。但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公民诚信意识、权力意识、责任意识方面，中国不仅应继续向发达国家学习，甚至应当向东南亚国家学习。
晶报：从事文明研究你最大的困难或者困惑是什么,或者説你作为“中国本位的多元文化主义者”，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阮炜：许多中国学者看不到自己文明的长处，眼里尽是自己文明的短处。这种事事不如人的心态也许在20世纪初有“救亡图存”的紧迫任务时有一定的根据，但现在毕竟过去了近一百年，中国早已不像当年那样。很多中国学者并不具备宏观文明的视野，无法从这种角度对古往今来的文明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清醒、客观地认识自己文明的优点（当然也有缺点）。我写《文明的表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就是要纠正这些人的认知，是要告诉大家，从长程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中国文明一直有卓越的表现，将来一定会有更加卓越的表现。
可是，学术著作曲高和寡，有耐心读书，愿花脑筋读书的人太少。以后我将把更多精力花在普及上。另外还有一点担心，怕有人会误解，主张重建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就意味着中国不需要进一步改革了，公民的诚信意识、权力意识和责任意识不需要加强了。其实，中国文明一直是在开放中成长的，应当一如既往，继续向其他文明学习。
可疑的英语热
晶报：作为一位高校英文教师、英国文学博士，你认为国内英语学习的主要问题或弊端在哪里？
阮炜：现在的中小学教育，英语与语文、数学三分天下，实在是可悲。因为并非人人都能学好英语，更重要的，也没有必要人人学好英语。社会应当有社会分工，没有分工就不可能进步。并非所有的人都得掌握一门外语，也并非一定得从幼儿园学起，小学生、中学生、大学季、研究生、博士生都得学，都得考。毕业工作评各级职称又得学，又得考。实在是荒唐可笑。这么多时间精力要是不花在英语上，不知会多出多少创造发明！
现在，社会上办学爆炒“外语”概念。一个学校如果冠以“外语学校”之名，便顿时身价倍增。甚至还要把讲英语提高到与讲普通话相同的地位。现在有些城市、有些省份提倡全民讲英语。我的理解是，不仅要讲简单的见面用语，还得讲更加复杂的正确的英语，这才是讲英语。这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我专攻了几十年英语，还留学过英国，拿了英语博士学位，回国后继续研究英语文学，也未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讲恰当、妥帖的英语。
其实，从初中开始学英语，只要目标明确，譬如只是读懂科技文献，或口头表达最基本的东西，完全是学得好的。日本人、韩国人对英语不像我们这么入迷，也并不是一定得从一两岁起就学英语。我个人接触到的日本人和韩国人英语都讲得很差，他们的发音尤其糟糕，可是日本韩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公民整体素质都明显地高于我们。晚一点学英语也许会带点口音，但这有什么不好？安南不也带口音？基辛格不也带口音？
我注意到上海最近推出了新政策，对中小学生实行全面“减负”，当然也包括英语。按照新的上海市英语教学大纲，对中小学英语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要求明显降低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头。一个务实、理性的开头。
晶报：作为一位从事西方文明和英语文学研究的学者，你认为国内英语学术界最大的不足之处在哪里？
阮炜：总体上看，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主体性。从立论到论据，到方法，到结论，都依附于西方学术。这是十分可悲的。
这与宏观社会环境和政策导向有关，与大多数英语院系要求用英语写论文也有很大的关系。大多数英语院系在制定政策时不从实际出发，要求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都用英语写作论文。其实，据我的观察，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这些西方名校，汉语教学从本科高年级起大部分课程都是用母语教授的，本科生论文写作就用母语，更不用说硕士和博士论文了。更何况英语国家的汉语本科生大多到中国大陆或台湾留学过一至两年，但汉语水平也不可能高到能写论文的程度。因此，他们用母语写作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英汉两种语言差异极大，一般人很难想象英语对于中国人来说难有多大。事实上，一般英语专业学生不可能真正掌握，更不用说非英语专业学生了。西方国家的汉学家很清楚，即便让学汉语的学生在中国或台湾留一两年学，也不可能用汉语写出好东西来，而用母语写作就可能写出好东西。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国的英语学生根本就没有机会出洋留学或至少在英语国家呆一两年，怎么可能写出正确、地道的英语来？长期以来，我们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浪费在学英语上，忽略了耽误了学生整体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升，从长远看，实在是得不偿失，而对于我国学界学术主体性的建立，更是一点好处也没有。鉴于此，我写了《英语族的悲哀》（《读书》2002年第12期）一文，希望能纠偏救弊。
2004年12月18日晶报特刊，记者：刘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