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星期五
1． “激情自然”第一天
2. 圣凯瑟琳学院的晚餐
阴
下午两点，英语系和CRASSH组织的“激情自然”（Passionate Natures）学术大会在英语系大楼一楼106开始。没有国内会议必不可少的开幕式，尽管组织者宣布有关事项花了十五分钟。来了近一百人，但房间是将两间小教室拼成的一间大教室（将它们之间的活动墙壁搬走），没有演讲厅应有的坡度，所以视觉和听觉效果都不好。再加上不大使用麦克风，所以坐在后排的人多次表示听不清楚。尽管发言者提高了嗓门，但效果仍不理想。
六个演讲者的发言内容多属于国内也见得到的“生态文学”、“生态诗学”和“生态哲学”一类的东西，几乎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但从会议材料来看，演讲者的背景与国内一般的学术会议有很大的不同。六个人虽然多为大学教授，但有过作家、诗人或者媒体工作者（broadcaster）背景的人不在少数；纯粹只在学术界工作的人只有一个；Jules Pretty生物科学教授，要是在国内很可能不被这种人文学术会议邀请，尽管其背景完全相关。
各发言人提到中国的频率很高。其中一人说1954年，英国一议会代表团应邀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团中有著名画家、神秘主义者Stanley Spencer。此人对Cogham小村子很有激情，画了不少相关的画。周恩来说，你们来中国，就可以好好了解中国了（那时中英尚未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但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在中国建立了代办处，相当于承认了中国）；Spencer老兄却说，我们来中国，你们也能好好了解我的Cogham了。这里有一点小幽默。我们都没有听明白，是会后请人解释才弄清楚的。
晚上七点半，一部分与会者在圣凯瑟琳学院（St. Catherine College）共进晚餐。由于要交三十镑餐费（这对英国人也不是小一笔钱），大部分与会者没来。据观察，进晚餐者全为有正式工作的人。开胃汤很酸、很稠，主要原料是西红柿。主菜是一块烤肉，副菜是煮花菜、胡萝卜和豆角。餐后甜点不太甜腻，主要原料为rasberry。酒有两种，一红一白。每道菜名和酒名都印在一张小纸卡上。进晚餐者的名字印在另一张小纸卡上，放在固定位置。应有的程序今天全有，给人一种参加正式宴会的感觉。然而各道菜和酒的质量太差，根本不值30镑。仔细看了看，没发现有“尊位”、“末位”之别。这点很好，值得中国人学习。
BBC电台的Tim Dee坐在斜对面。了解到他是第三第四台的制作人，我很高兴，说我每天至少听这两小时第三、第四台。他说有人听电台，他也非常高兴。现如今，他们电台人最大的担忧便是电台听众的流失。越来越多的人只看电视、上网获取信息，听收音机的“文化”正在消失。不过，在英国六千万人口中，仍有三百万人坚持听第四台，仍有四百万人坚持听第三台。这已非常不错了。我说我对BBC电台不打广告，又能系统地推出高质量的知识分子节目由衷地感到高兴。问不打广告，怎么维持？他说靠政府所收的收视费。不过，收视费主要归BBC电视台，电台在整个BBC预算中只占很小、很小一部分。
巴斯温泉大学（Bath Spa University）的Richard Kerridge坐在我旁边。他是剑桥大学毕业生，在温泉大学教英国文学和创作。了解到我在研究英国的“跨文化”小说后，他说他的一个中国血统的学生下周就要出版一部小说了，问我愿不愿研究她？我说这属于我的关注范围，即便我在明年出版的研究专著里不专门研究她，也会在前言、后记或绪论中介绍她，以引起其他学者的注意。他说，他的创作班里有一个日本女生，其英语极佳，已经发表了好几篇英语短篇小说。我说由于日语元音太过简单，再加语法与英语语法相差太大，日本人在东亚各国人们中学英语是最困难的。他说，知道了这点，就更珍惜她的英语水平了。
坐在我正对面的是耶稣学院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Research Fellow 海伦·麦当劳（Helen MacDonald）。问她Research Fellow是否不教课，她说几乎不教，但这正合其意。说这是一种博士后位置。问她具体研究什么？说研究观鸟史。观鸟主要是英美现象，兴起于二十世纪初。她很怕冷落了我，与其他人讲话时视线不停地扫到我这边。我理解她的好意，但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由于文化、经历大不相不同，今晚我必然是一个异类。
晚餐结束会，去几米远处的Mary Jacobus那里聊了几句。对她说要是会议加上有关中国山水诗的发言，就会更圆满。她说的确如此，但只有等下一次开会再说了。她女儿Frances Jacobus-Parker坐在她对面，是学艺术史的。Mary Jacobus说她是一个young academic。问Frances研究艺术史那个方面，她有点尴尬地说是当代艺术。然后又说，传统艺术史的做法太保守，太注重技巧，不合她的口味。说，她在美国纽约上州的Ithaca（那里是美国左派的传统基地，现在仍然是民主党内进步派的大本营）出生长大，她妈妈也在那里呆了多年，她爸爸仍然在那里。问她来剑桥有多久了？说刚好一年，刚刚拿到硕士学位。
晚餐后一大群人来到学院Eagle酒巴。在这里认识了英语系的Robert MacFarlane。他是会议组织方的主脑，研究兴趣是山。人很机灵，记忆力极好，刚刚介绍完毕，便称呼我“Wei”了（我那几个房友几乎都是两周以后才记住我的名字的）。我们谈中国和西方诗歌传统中的自然。我说《荷马史诗》中尽是战争、杀人、争吵的场面，当然还少不了天界的神干预凡人事务的故事。几乎与之同时成书的中国《诗经》很少讲战争，倒是大量提到山、水、林，以及各种植物。有人统计过，《诗经》中出现过的植物多达二百种。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和西方心态的差异。我们还讲到口头文学传统，认为讲者与作者在口头文学传统中是不可能分清楚的。Robert MacFarlane的妻子在东亚系教书。夫妻俩今年秋季去北京教书四个月。
十点半时我们迁往国王学院里的一个学生酒巴，但几乎还没坐下来便又来到后面康河边。负责后勤的Leo拿来了两瓶白葡萄酒，一群人便站在岸边喝酒、聊天。在这里，我同一位剧作家聊了几句。她写的剧本可能卖给电台、电视台，也可能卖给剧院。问能否仅以写剧本为生？说不行，所以也教书。不过不是在大学教书，而是教孩子，教他们基本的创作意念和方法。同记者Robert很谈得起来。他着迷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对禅宗感兴趣，但又问禅宗的主旨是否在于节制？我说节制固然是其应有之意，但禅宗远远不止这么一点，而是整整一套生活方式、生活态度，还有强烈的神秘主义在里面。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禅宗的特点？我说这是普世价值，每种文化里边都有，决非只属于禅宗一家。
发现这些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很推崇禅宗诗人斯奈德（Gerry Snyder），几乎把他视为一个先知，可是为什么一定得等到全球气候急变之时才认识到他的超前性呢？在西方文学史上，埃滋拉·庞德虽然早于斯奈德研究东方诗歌，但他关注的焦点是东方语言和意象，对东方思想本身并不感兴趣。斯奈德是第一个真正受东方思想影响的英语诗人。
6月23日星期六
1.东滩：垂范世界的零排放生态城市
2.英国没有“申博”一说
阴
今天演讲人当中竟然没有一个来自学术界。有舞蹈演员、公司总裁、环境活动家、诗人或作家，甚至有一个森林管理员。这样，学术活动便不是纸上谈兵，而与社会活动和市场运作挂起钩来。这不仅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就是在三四年前的英国也是不可想象的。演讲人在环境方面的兴趣也很特殊。除了昨天一位特别喜欢猫头鹰之外（Richard Mabey），今天有人是专研究珊瑚礁的（Casper Henderson），一人专研究湖区（the Lake District）自然的蜕变（Gareth Browning），一人周游世界上一些仍十分原始的地方，与当地人交谈，把自己的经历用激情澎湃的语言写成书出版（Jay Griffiths, Wild: An Elemental Journey, 2007）。
参加会议但不演讲的人们成份也非常多样，有多个诗人，多个艺术家，其中一个不自己作画或制作雕塑，而是将自己的设计用电脑表现出来，请人制做。英国是富裕社会，有各种支持艺术、文学创作的基金会。你若喜欢艺术，可以不费太大力气便申请到一笔资助，然后进驻某个艺术村，除了画画、娱乐、运动、休息，其他什么也不做。你若喜欢文学，也可轻松搞到一笔资助，进驻某个地方，除了写作、娱乐、运动、休息，其他什么也不做。如此这般，虽然不可能批量生产“大师”，但能大量产生有艺术和文学口味的人却无疑。
作家及环保家Ken Worpole的演讲中引另一位作家的话说，当今世界潮流是建设向郊区和乡间蔓延的、低人口密度的、有大量绿色空间的新型住宅区。大家对这一说法的反应十分热烈。毕竟，都是在情感上对自然、对野生环境有反应的人，Worpole宣扬的理念正投合了他（她）们的心理期待。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人地矛盾仍然非常尖锐，总趋势是建设密度较高的住宅区，根本不可能营造这种新型的乌托邦。即便能建起来，也意味着大量人口必须开车，环境承受的压力会大大增加，决不会减少。所以说至少在中国，这不是“潮流”。我把这个意思讲了出来，很有点扫大家的兴，尤其是扫演讲者的兴，但不能不讲真话。
但最受人关注的，却是ARUP公司总裁海德（Peter Head）的演讲。他以一盘光碟虚拟到场，与会者看片子并听他演讲，之后再跟与他同一组发言的Worpole讨论，最后主持人对着电脑里的虚拟演讲者说：Peter, thanks a lot。他讲的是上海的“东滩”，是当地政府与ARUP公司合作开发的全世界第一个零（二氧化碳）排放的可持续生态城市。在国内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昨天才第一次听说，但在这里已俨然是一个明星城市了。整个城市的设计是ARUP（专搞可持续住宅设计及开发的房地产公司）按计划，2009年连接上海市与东滩的铁路/公路完工，2010年第一期住宅及市政工程完工并交付使用。按照他的说法，如果未来东滩人只是周末住在那里，平时坐车去上海上班，它就不是可持续生态城市；只有不仅做到零排放，而且在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才是真正的可持续生态城市。为此，他多次使用“新范式”（New Paradigm）一词，意思是东滩给全世界垂范，全新的人类居住和生活方式从这里开始。他给了一组数据，说建设一般城市每8万人口会大约创造1万2千个工作岗位，但建设东滩那样的生态城市，便会创造大约3万7千个工作岗位。恐怕太乐观了。计划虽能付诸实施，但真正的考验并不在此，而在这个乌托邦本身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由于中国国情极复杂，未知因素很多，不仅要考虑新型城市的市场效应，还要考虑宏观政治经济形势。不过无论计划成功与否，作为开发商，海德已经取得了成功，至少从宣传角度看是这样。
休息时与Richard Kerridge聊天，他说他所在的巴斯温泉大学有诸多专业招博士，英语创作也不例外。奇切斯特大学（Chichester University）大学的Hugh Dunkerley说他所在的大学也如此。他们若要招博士，只需向学校提出申请即可，并不需要一级一级向上申报，过五关斩六将，使尽各种雅贿手段。这两个大学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看来，不仅“博导”是中国特色，“博士点”及“申博”也是中国特色。他们还提到，就英语创作专业而言，巴斯温泉大学、东安格利亚大学和兰开斯特大学是英国最强的三所大学。牛津和剑桥大学由于太保守（当然同牛津相比，剑桥相对来说更“进步”一些），根本没有设这种专业。
问Kerridge马尔科姆·布拉伯里（著名小说史家）1999年就去世了，东安格利亚大学创作专业的优势地位保持下来了吗？他说，他们利用了布拉伯里的势头，把优势地位保持了下来。问是否见过布拉伯里？说见过几次。说他是英国第一个开设创作硕士课程的人。他第一次开创作课时，只有伊安·麦克尤恩一人选课。现如今，麦克尤恩已是数一数二的当代英国小说家了。他顺便对我说，布拉伯里的笑超级奇特，无法模仿。是怎样一种笑呢？面颊歪向一边，牙关紧闭，声音从两个鼻孔里喷出来的笑。这时我们都忍不住，
大笑起来。
下午5点半，与会人员去伊曼纽尔学院参加会议酒会。期间，几位在2006年11月《半岛》（Archipelago）杂志上发表诗歌或散文的学者向大学朗诵了自己的作品。有推销该杂志的意思。十镑一本。可是朗诵结束后，几十个人中只有两三人掏钱买书。
6月24日星期日
1.英国大学老师收入情况
小雨、阴
上午十点从英语系与音乐系之间的停车场上车，同其他与会者去四十分钟车程以外的维肯滩地（Wicken Fen）生态游。
该滩地是英国对耕地进行大规模野化的试范。我们的确看到了英国其他地方极少见到的一种黑白相间羽毛的鹞，大片类似于芦苇但比芦苇矮小的草，以及其他不常见的植物。这里本来是大片沼泽地，从17世纪起，英国人在荷兰人的技术援助下拦海、排水，把滩地变成了粮田。后果是人进自然退，原有自然状态被打破，滩地异常丰富的植物和动物群落消失了，按季节在欧洲与非洲之间迁徙的候鸟也不来筑巢繁殖了。所以自1990年代末起，开始对唯一存留下来的一点滩地进行了保护，同时也从农户手中赎买土地，然后让海水淹浸这些土地，使之回归自然。这就是“野化”（wilding），与国内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牧还草在思路上并无二致。管理处方面一位官员给我们进行了从宏观到微观的介绍，说目前情况十分乐观，几年后将有很一片耕被野化，换句话说，野化地将以维肯滩地为中心向周围大肆扩张。问他：赎买耕地需要大笔资金，政府没有能力参与此事，经费从哪里来？说：已获得多个基金会的多笔资助，而这些基金会中有不少是又通过募捐或慈善事业筹得经费的。
旅游也是社交。同Hugh Dunkerley很聊得起来。向他打听英国大学老师收入情况。他说，他所在的奇切斯特大学教授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不了多少，年薪只有四万五千镑。扣税并交养老保险后，只剩下不到三万镑。相比之下，伦敦平均年薪已经超过了五万镑。尽管奇切斯特是小城市，但因紧靠伦敦和布莱登，房价已炒得很高，所以教授拿这点钱，实在有点寒碜。尽管如此，教授的教学工作量减免了很多，几乎没什么教学任务，大部分精力用来搞研究。即便是这种决非实惠的教授职位，也非常难以拿到。全奇切斯大学，学生五千多，教授竟然只有五个。牛津、剑桥教授的收入应该高很多。不过这些名牌大学讲师的收入同全国其他大学的讲师却差不多。问Hugh，作为高级讲师，教学工作量有多少？他说每周授课八小时，再加四小时辅导，共十二小时。问作业批改量大不大？说他教创作课，平时每周花两个小时改作业，学年度末阅卷花的时间较多。几门课加起来，前后有一个月时间都在阅卷。
同剑桥新厅（New Hall）学院的Leo Mellor也很聊得起来。他大约三十六七岁，口音不像中产阶级，而更像工人阶级。他不修边幅，甚至可以说很邋遢，乍看上去很像酒鬼，披了一件又破又脏的大衣，口袋处有厚厚一层油腻。这可能是在扮酷，也可能本来如此。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在整个会议期间他一直负责后勤，如果不是偶尔发一发言，你完全可能以为他只是总务处某个工作人员。今天，他与同来生态游的几个本科生混得很好，而其他学者、作家、艺术家们高高在上，几乎不跟他（她）们说话。他是在剑桥读的本科，在南撒克斯大学读的硕士，然后又回到剑桥读博士，拿到博士学位的同时也拿到了剑桥的学院教职。
他说，他是“学院讲师”（college lecturer），Robert MacFarlane之类的人则是“系讲师”(faculty lecturer)，教授之类的人物就更属于系里了。从这话可以得出这一判断：如果工资由系里付，便比由学院付高。这印证了古典学系教授Paul Cartledge的话，剑桥大学以系为中心，牛津则刚刚相反。Leo在学院辅导二十来个学生，同时也在英语系上点课，但薪水主要由学院付。问他，所有学院都是私立，而且不拿国家的钱这个说法成立不？他说虽然是私立，实际上离不开国家资助，甚至国王学院一类的大户也如此。他说，国王学院光是维修其著名教堂（大约相当于国内的国家级保护建筑），每年就会得国家一大笔钱；再说，各学院普遍实行一般大学根本不实行的辅导制，师生一对一教学，成本极高，国家不补贴怎么可能？
问他，在剑桥读书时，听过雷蒙德·威廉斯的课没有？他说要是赶上了听他的课，那就太好了。很显然，他是威廉斯的追随者。我们一致认为，威廉斯至今影响仍然巨大，仍然是英国自由主义、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我说，F·R·利维斯既不是保守分子，也不是左派，你怎么看他？他说的确难以归类。虽然他影响了剑桥英语系几代人，但他提出的“伟大传统”概念的束缚性很强。我同意这个观点。如果仅以道德观怀为标准来评价作品的优劣，文学就没得发展，文学的视野也将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无比丰富的艺术可能性更将被扼杀。我说剑桥作为一个相对保守的地方，当时能将威廉斯接纳到体制秩序（establishemt）之内，这本身是一个奇迹。他说，威廉斯能够在体制秩序内赢得如此巨大的影响，这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他顺便讲了一件佚事，说剑桥大学在威廉·燕卜逊房间里发现了一个避孕套，有以伤风化为由，将他开除了。正是因为被开除，才有他后来长期在中国活动的经历，也才有可能对英国文学研究界产生较大的影响。问什么时候的事？他说是三十年代的事。
同一个叫Vicky的本科生聊了十来分钟。她刚毕业。问她现在有了剑桥学位，找一份好工作不问题？她说她马上去印度孟买附近一个地区，研究那里的街头流浪儿。还说，英国目前只将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用于援助贫穷国家，很不够。我说，美国只拿出了百分之零点二七，所以英国做得还不错。她说其他欧洲国家如德国、丹麦用于援助穷国的经费比例比英国大得多。我说日本做得也不错。她说现在世界上竟然有一半的人口还在饿肚子！一百年后历史学家看现在，将感到震惊！所以，要让政府拿出更多的钱支援穷国。我说光你一个人说没用。她说要努力争取。看来，发达国家学生感兴趣的事与发展中国家学生大不一样。
Vicky个子在英国人中偏矮。她在一家私立女子学校读的中学。她说，同年级九十个女孩，中国、香港学生的有三十来个。最后有四个人考上了剑桥大学，两个英国学生，两个中国学生。我说是不是中国学生的数理化成绩都好过英国人？她说的确如此。但又说，她的中国同学不用了解英国历史和文化，一心一意读数理化，所以才学得那么好。她似乎不认为中国学生学习刻苦。又说也与汉语有关。英国学生之所以不如中国学生，是因为她们不讲汉语。她又提到，中国同学中有些人艺术天分很好。我说她们的音乐也应很好。她说这与汉语的声调有关，讲声调语言的人音乐一定好。我说并非必然如此，伟大的音乐家大多是欧洲人。又问她，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是不是好过公立学校（state schools）？她说未必。一些公立学校考上名牌大学的比例高过大多数私立学校。问，既然如此，且公立学校又不交学费，岂不人人打破脑袋也往里边挤？她说如果公立学校质量极好，家长会争相在学校附近买房，周围的地价早就炒了起来，也就是说，家长早已预先为孩子读上好学校交了一大笔钱。
6月25日星期一
阴
剑桥的中国缘分
补记：昨天游玩维肯滩地之后还同Mary Jacobus聊了几分钟。她披露，她先前在康乃尔大学，后又到牛津大学，2000年以后才到剑桥大学的。看来，她比英语系其他人视野更广，甚至同中国学者发展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并非没有原因。她大约注意到了中国学者在会议期间与英国人交流太少，说剑桥英语系在帮助中国访问学者融入方面做得很不够；说英语系许多老师根本不知道，中国学者要获得一个到英国访学的机会有多难！我说这的确是很难做到的。她又提到清华大学英语系曹莉在她手下读的博士，她去清华大学讲过学，曹莉今年七至八月又将访学剑桥。问我知不知道Robert MacFarlane要去中国教书？我说知道；剑桥大学英语系有与中国交流的传统。她说理查兹为第一人，燕卜逊为第二人，言下之意现在轮到她（他）们这拔人了去中国了。剑桥还有李约瑟、蒲恩龄。剑桥跟中国真有点缘分。
补记：昨天还跟一个叫Paul的艺术家聊了十来分钟。起初他像采访我似的一本正经问了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比如说你是否觉得最近三十年中国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再比如说你是否觉得中国在许多方面包括艺术]、建筑领域发生了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我告诉他，在中国一拿到大学教职便终身有了保障，或者说所有大学教职都是终身职位。他非常惊讶，眼睛睁大了几倍，问是否包括退休金在内？我说当然。大学是中国仍然保留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领域，但问题是许多人便因此不好好干活了。他说，自大学毕业这三十年来，英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前形态的阶级界线不复存在，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比从前更民主，但阶级结构却一如既往，仍然是穷的穷，富的富，只是新富代替了旧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