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酒论今古。和“把酒话桑麻”一个意思。陶渊明当年住在南山脚下﹐此刻的论者看不到南山﹐抬头所见﹐一片湛蓝的天空。时而飞机驶过﹐时而鸟儿啁啾。贝赛﹐纽约的郊外。
其实并不会饮杯﹐不过是想借酒而论。
其实也不算是论﹐这个“论”字总让人想到学术。
人说一喝酒就得论英雄。好在这个论者的酒杯是空的﹐所以不定非得拿英雄来下酒。
一个亮晶晶的空酒杯﹐举起来﹐照见了人们常说的历史。这历史好象确实没有年代﹐但歪歪斜斜地写着的﹐就是“吃人”俩个字？
看看手里的空酒杯。
没有文字。历史不是由文字来书写的。文字里的历史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靠。
酒杯是空的﹐历史也是空的。
推开窗子﹐看一眼空空荡荡的贝赛街道。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了中文写作。不是说好了不再使用现代白话文的﹖已经与朋友达成共识﹕暴力语言是用刀枪说话的行为方式﹐语言暴力是把语言变成刀和枪。现代白话文早已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于是对自己承诺﹐放弃现代白话文写作。
让语言回到没有暴力的年代﹐那年代没有历史。历史从来就是个可疑的家伙。
走在贝赛的街道上。车辆沙沙而过﹐互不相扰。一个美国男子也在漫步﹐但他走在马路对面。同样的不紧不慢。
突然想起十几年前写过的一句话﹕在河的两岸同时行走。一面论今古﹐一面上计算机。河的这一边是象形文字﹐河的那一边是拼音文字。
很想朝对面走着的拼音文字招招手儿﹐可又怕打搅他人的宁静。还是对自己说一声哈啰吧。哈啰﹐活得怎么样﹖哈啰﹐一团乱线好象理出了头绪。彼岸的那个就这么回答此岸这个。
几乎同时走到街道尽头﹐拼音文字折入一家西餐馆﹐象形文字转进一个中餐馆。此刻﹐历史仅在于这么一点点区别上。
要是拼音文字转进一个中餐馆﹐象形文字折入一家西餐馆呢﹖这﹐是完全可能的。
人本来是活在可能性里的﹐因为人性的弱点﹐才被推入历史。也有自己掉进去的。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写作﹐是不是又重新掉进了历史。
经过一块清馨的芳草地时﹐曾站下做过一次深呼吸。这当然不定管用。
还是做个旁观者。旁观自己﹐也旁观历史。观者的方式是观照的方式。观照是全息的﹐观照消解文字﹐观照让历史从文字背后走出来。
观照直抵心灵。
酒杯是空的﹐历史也是空的。
心灵的观照是什么时候被遗忘的﹖
走到一条岔路口。这里有很多条路交叉﹐宛如无数种可能性﹐各自通向不同的远方。其中一条叫做乌托邦。
突然想起不知多少年前﹐在一个不今不古的城市里﹐撞见一个胡同﹐标号﹐干棉花。
乌托邦让人想起思想家﹐干棉花提醒人们温饱。人们早已习惯了用头脑编造历史﹐或者凭感官胡涂乱抹欲望﹐然后声称这就是历史。哲学家总结说﹕恶是历史的杠杆。暴动家补充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思想家在火车头上如此标画历史﹕石器﹐铁器﹐蒸汽机。算不算计算器﹖计算器时代的人们﹐还会相信这样的历史么﹖据说这样的历史以吃饭穿衣为基础。
吃个汉堡包吧。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二交响乐进入了最后的乐章。一路听着拉赫马尼诺夫﹐一面在中文写作和英文试题之间徘徊不已。要么左右为难﹐要么左右逢源﹐两者必居其一。
历史跟我有什么关系﹖
酒杯是空的。刚刚读过的小说﹐却让人感觉象是喝了杯烈酒。开始还以为是杯清茶。作者以心命名﹐可见不是个为感官和头脑所苦之人。在一块不可能长出花草的土地上﹐一支鲜花竟然从墙缝里悄悄地绽放了出来。如泣如诉。有人说象肖邦的钢琴﹐宛如晶莹的晨露。
现代白话文曙光初现﹐在一个鲜为人知的作家笔下。
清晨的阳光﹐让人充满希望。空气也格外新鲜。但是﹐被文字覆盖的历史﹐却如何重见天日﹖
孔子编历史还知道应该小心翼翼﹐司马迁却因为身体受到了伤害﹐一气之下﹐把历史扔进了文学的想象。编历史开始了说故事的传统。后来又从这传统里生出了演义。自从有了演义﹐司马迁靠边了﹐孔子因为微言大义而成了微言大义。
春秋是什么意思﹖
谁都不知道。大家不约而同地溜进《三国演义》﹐这里当然要轻松多了﹐就象躺在妓院里一样。妓院和《三国演义》都是出自男人的需要﹐解决男人的问题。中国男人在网络上交流嫖妓﹐跟《三国演义》说书人的口气一模一样。
美人﹐江山﹐想变得伟大的男人毕生追逐。江山如此多娇﹐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于是揭竿而起﹐于是安定团结﹐颠来倒去无非就是为了这个。与其说是历史规律﹐不如说是权谋心计。
从演义里来﹐到演义里去。
酒杯是空的。历史是空的。
历史可以变成空间。闵可夫斯基的坐标轻轻一转﹐转出了爱因斯坦的四维时空。
历史没有长度﹐历史只有变化。空间的距离﹐有时仅仅是因为视力的问题。当然还有光线问题﹐比如硝烟弥漫﹐比如云雾缭绕。
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这﹐当然不是光线问题。
到了美国的汉唐人﹐再爱汉唐的也不得不承认﹐天空是人家的蓝﹐月亮也是人家的圆。这﹐绝对是光线问题。
历史没有长度﹐从《山海经》到《红楼梦》﹐仅仅一步之遥。就象二颗美丽的星辰。
历史真的没有长度。翻过去是前朝﹐翻过来是今朝。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一页而已。就那点权谋﹐竟然被夸张成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 还会有二十七史么？应该不会有了。
历史的确没有长度。从孔子到曾国藩﹐不过是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在同一个地点。
君子有所不为﹐君子有所必为。老庄是前者﹐孔子是后者。到了曾国藩﹐变成不得不为。就象苏格拉底﹐那杯毒药是不能不喝的。想要治国平天下﹐首先得具备喝毒药的勇气。地藏菩萨说得更彻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一九八九年﹐领袖和精英只要有一个站出来喝毒药﹐历史就会不一样。在马克思收到的死亡报告上﹐陈列着的全都是年轻无辜的生命。一个领袖都没死，一个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中国由此成了在下永远的痛，一如美国从来就是在下永远的爱。
一群孩子在阳光下欢天喜地地奔跑﹐蓝天白云﹐无忧无虑。
忧心忡忡往往是孩子在成长的标记。
第二次走进河流时﹐孔子已经长大了﹐改名曾国藩。历史有时就是如此奇妙﹐时空坐标微微一转﹐人物场景便别有洞天。谁能想到﹐当年周武王的失之毫厘﹐到了秦始皇竟然差之千里。这也是伯夷叔齐之所以不食周粟的原因。
伯夷叔齐早就看到了。
闵可夫斯基的四维时空坐标﹐是个美丽的坐标。它的美丽在于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人们最多只能想见三维坐标在空间里的转动。这已经相当优美。《伊里亚特》中的海伦就是一个三维坐标﹐她美在人们的想象里。
许多历史学家的不幸﹐在于他们自以为是地生活在平面上。
整个人类的不幸﹐在于不得不使用语言。语言是平面的。再优美的语言也是平面的。
维特根斯坦说﹕在无法言说的事物面前﹐我们只能保持沉默。
六祖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老子出关时被逼着才写下《道德经》。
从三维递进到四维。人类的全部努力﹐只是想提升一个维度。
这才是历史。这才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酒杯是空的。在三维世界里装满的酒杯﹐到了四维世界里就空掉了。
历史是空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的人类滞留在平面上﹐或者辗转在二维和三维之间。爱舍尔绘画里那条从二维向三维挣扎的龙﹐写照了人类的全部历史。
什么叫做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什以叫做“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轻轻地﹐轻轻地转一转那个时空坐标﹐就会找到答案。
今天天气真好。但就是来得太突然。昨天还是冰天雪地﹐此刻怎么就赤日炎炎了﹖就在这里坐下吧﹐一片清馨的芳草地。
孩子们在奔跑。
仰面躺下﹐湛蓝的天空。翻过身来﹐一缕清香。草尖上还留着晶莹的露珠。肖邦的钢琴曲。音乐是四维的﹐甚至更高﹐更深邃。嵇康在临刑前选择音乐不仅仅是一种风度﹐这更象是一种出走方式﹐如同老子出关一样。西藏的一个喇嘛﹐在被红卫兵捉去批斗时﹐也是通过音乐出走的。喇嘛比嵇康还朴实﹐不是弹奏《广陵散》﹐而是坐在马背上唱歌﹐入定﹐走人。
肖邦的钢琴﹐也能让人出走？
躺在草地上感觉到的不是肖邦﹐而是莫扎特。莫扎特的Ａ大调单簧管﹐曾有导演把她组合在《走出非洲》的画面里。梦幻极了﹐让人忍不住地轻轻嘟囔﹕生活是美好的。
生活当然是美好的﹐能够胡里胡涂地活着更美好。有人感叹难得胡涂﹐胡涂当然是不容易的。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够抵达胡涂﹖除了老庄他们。
胡涂是混沌。老庄不让混沌开窍。慧能是个奇妙的例外﹐走出混沌﹐依然混沌。慧能始终站在语言的平面之外。
论者却是个俗人。刚刚胡涂了一下﹐又跌倒在语言的平面上。语言是个多么缠人的家伙﹐纔下眉头﹐又上心头。
在河的两岸行走的确不容易﹐就像哪支歌里唱的﹐你走得多辛苦。
但历史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非说不可么﹖不说又如何﹖说了是白说。白说也得说﹖不说白不说。真有点死乞白赖。
一阵风过﹐好象在张罗听众。庄子见列子有了许多听众转身就走。那个列子就是御风而行的列子。列子开讲﹐听众如风。列子与风孰为先﹖先有言说还是先有听众﹐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又一阵风过﹐孩子们在奔跑。风与孩子孰为先﹖
酒杯﹐空的﹖
假如孔子第三次走进那条河流﹐情景会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已然掉在了这条河流里。最后一眼看见的天空，居然是草绿色的，象一种服装，更象蒙德里安的一片色块。
二００一年四月﹐纽约﹐贝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