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从日本山形电影节传来喜讯，中国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和凤鸣》（导演王兵）和《秉爱》（导演冯艳）分别获得国际竞赛单元大奖和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这是该电影节两个最高的奖项，而王兵则是第二次获得这个奖（2003年因为《铁西区》）。1989年由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创办了这个纪录片电影节，每两年一次。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电影节见证和纪录了90年代之后中国独立制作纪录片的成长。
今年获奖的这两部纪录片在某种意义上有相似之处，都是关于某位年长女性，纪录片的片名也正是影片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和凤鸣是一位退休的大学教师，1957年与同在《甘肃日报》当编辑的丈夫王景超一起被打成右派，1960年底王景超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营。“秉爱”的全名叫做“张秉爱”，原来的家处在三峡地区135水位之下，这是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性，家里无人朝中做官，丈夫与她一起务农，育有一子一女。
观看这两部影片，一再想起那个著名的伦理学故事，即雅典的政治家梭伦与埃及国王克洛伊索斯之间关于幸福的讨论。在梭伦看来，能够将人生看作是一个从头至尾的整体，能够将它尽收眼底，甚至盖棺论定，才能够言及一个人是否幸福。稍稍扩展一下，梭伦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在完整的人生当中才可能接近幸福。而如何获得完整的人生，如何不因为当下的生活节奏太快、周遭的风景变化也太快，过多的“人是物非”或者“物是人非”而导致自身面目全非，导致今日之自我与昨日之自我完全脱节，在今天显然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尽管我们拿到手上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幸福的感觉却并不因此而增强，那是因为我们一路丢弃和埋葬自己。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这两部影片的主人公们她们似乎掌握了生活的另外一种真理，她们把握住了生活中的一些时刻或者某些线索，它们足以能够支撑起她们整整几十年的人生。对于和凤鸣（她17岁放弃考大学参加革命）来说，至少有这样两个时刻：当年纪轻轻被当作右派批斗，同样挨斗的丈夫晚上回家将她搂在怀里，捧着她的脸轻声唤她“小姣姣”，那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瞬间。半个世纪过去了，已经是老态龙钟的身躯，面对摄影机嗫嚅着说出当年小夫妻间的亲昵称呼，令人不得不为之动容。
再有就是当她从自己劳改的农场出发，寻找丈夫的那一段。在兰州的父亲告诉她，丈夫那里的情况不妙。下火车时天已经黑了，心急如焚的她，丝毫没有想到路上会有饿狼出没。办公室里的人漫不经心地打开花名册，找到了他丈夫的名字，可怜人没有等到妻子来救他，已经于半个多月之前去世。她并没有立即哭起来，只是问埋葬了哪里。当晚她被安排与别的家属（男性）住在一个同“地窝子”里。她与他们分享了带来的食品，本来是给离世的人准备的。当她面对两个年轻男人脱衣睡觉感到为难时，对方对她说“大嫂，我们不会动你的。”
这个夜间她也没有哭，但是翻来覆去一夜未眠。“地窝子”的屋顶上可以看见月亮和星星，她就躺在那儿想：这些刚刚逝去的人们，他们的灵魂不会走远吧？他们齐齐地还在不远的天上，朝向人间看望，她的丈夫也还在看着她。走投无路的人儿啊，试图从夜晚的苍穹那里，得到丈夫的一丝讯息，一点体温。这个晚上的星空成了她灵魂出窍和遨游的见证。
这样的时刻串起了她后来全部的人生。这之后几十年她带着两个孩子含辛茹苦，文革中经历了下放，落实政策后到西北民族学院任教，甚至还重组了家庭，但是这样一种刻骨铭心的经验是无法抹杀的，那是她心灵始终朝向的地方，是她心中的灯塔，其间凝聚着她的爱、她的痛，凝聚着她对于生命的严肃、爱惜和珍重。它们是双份的，除了留给丈夫的那一份，还有对待自己生命的那份执着。退休之后，她矢志不移，先是写出了那本《经历：我的1957》，辗转之后于2001年在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数十万受难的右派中，她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仿佛不足以进入大人物们的历史，但是，她以自己作为普通右派的经历写成就了一本书，并对着王兵的镜头一口气说了若干小时，她便毫不羞愧地站在大人物身边，成为一位有尊严、有分量的女英雄。
导演王兵以他长达九个小时的《铁西区》为人们所了解和称赞。这回他采取了另外一种“极端”的形式，长达三个小时的《和凤鸣》，几乎是一个镜头拉下来，中间剪切了不过几次。身穿普通家居衣裳的和凤鸣老师，坐在自己家中的沙发上面，回忆自己生命中痛彻肺腑的部分，一直谈到天色暗了下来许久，立在摄影机一边的导演才请她稍停亮起一盏灯。从表面上来看，这部纪录片没有任何电影语言，只是在访谈对象面前支起了机器，但是它的电影语言是通过某种“气息”而透露出来，这“气息”正是和凤鸣谈话的语气、她说话的节奏、停顿和神情的变化。这样的讲述不便打搅和中断，得让她按照逝去的生活在她头脑中留下的印象和色彩，一口气说下去。
今年五月份在“云之南”第一次看到《秉爱》时，就喜欢得不得了。这是近年来纪录片领域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一部看后令人感到幸福的影片。导演冯艳的面孔虽生，但是却是纪录片中的“老将”。当初在日本留学时，她上的是日本京都大学（相当于这里的北大清华），念的是政策经济学博士，可谓前途无量。但是93年的一次机会，她被朋友拉去山形电影节看片，就神使鬼差地跳了槽，跨到纪录片这个行当中来了。与别的行当不同，纪录片是一个在很长时间之内都只见耕耘、不见收获的领域。最初由台湾远流出版社的《小川绅介的世界》，便是她翻译的。这中间她也做过一些片子如《长江之梦》，参加过山形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以及德国柏林人类学电影节，但生性淡泊的冯艳始终很少露面。直到今年拿出《秉爱》，她这才一鸣惊人。
这部关于三峡妇女的纪录片她从1994年便开始拍摄，采集素材到2002年，历时7年之久。作为一名环境经济学博士，对于三峡动工，她本能地敏感，于是便一头扎了进去。但是她的目光远非停留在有关移民拆迁以及所引起的纠纷这些表面的事情上面，虽然这是不可避免的，她的片子中也有着主人公与当地官员矛盾冲突的场面，但是它们并没有成为特别强调的重心，同样影片也没有特别强调物质生活的匮乏贫困，而是将镜头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拍出了这个叫做张秉爱的妇女的精神世界，这个无人知晓的小世界竟有如此充实和美丽，这也使得这部影片显得如此大气和美丽。
好山好水养成的这位好看的秉爱，是赌气嫁到了这个地方，此前她自己谈的男友，家中激烈反对。所嫁的丈夫其貌不扬，还有些残疾，经济情况在当地属于中等偏下。这个负气的举动显然有些鲁莽，但是她却没有自暴自弃下去。丈夫从父母那里分来的土地比较少，她们夫妇便没日没夜地上山开荒，开出来的土地算自己的。也许，从开荒开始，她对于土地有了新的理解。与那些指望有限的移民款能够改变处境的移民们不同，她不羡慕马上到手的那笔钱，她不想离开家乡是因为她对于土地有一种近乎信仰的感情：“只要我还能动，在土里刨一天，我就能有吃的。”不仅继续耕种已经搬走人家留下来的田地，她而且还在山坡上的各处犄角旮旯种上新的果树等，仿佛不相信这些祖祖辈辈赖倚生存的土地最终会被大水淹掉。“土地能生万物”，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有一种顶天立地的饱满力量。
她是少有的不艳羡城里生活的那种人。她相信从自己的双手产生出来的东西。对于任何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的行为，她有一种由衷的厌恶。当她说起有女孩出卖身体而换取生活时，表现出一种决不妥协的鄙夷。她宁愿受穷，但是决不失去尊严。与干部打交道时，那种不卑不亢，不远不近，据理力争，让人感到这个人从内到外都十分结实，而那些地位比她高的人恰恰经不起推敲，漏洞百出。
对于并非如意的丈夫，她的表现同样令人称奇。她知道自己的婚姻平淡无奇，不如人家那样的热情浪漫，但是这一份是属于“她的”，是由她来经手和经营的，她没有理由让它在自己手里失败，如果失败了，那也是她本人的失败。如果有人看不起她的丈夫了，那也是看不起她本人。“我要将一家人捆在一起”，她对着镜头说的这话，显然是许多年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不是“捆绑”的“捆”，而是将一把筷子捆在一起的那种团结有力的“捆”。因此，她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不仅是传统的，而且是现代的，是将传统道德与现代智慧结合起来的那种。
她谈起灵魂的时候，就像说及经常遇见的一位邻居！她说起在梦里并不遇见自己所嫁的这个地方，而是遥远的娘家，可能是因为过日子长了，灵魂才跟过来；她说起不得不打掉的肚子里的孩子，她对他们讲话，仿佛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我与导演冯艳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只有那些有灵魂的人，才并不害怕谈到自己的灵魂，谈起它也不感到尴尬。
当问及什么时候对这个人物产生兴趣时，冯艳回答道：在拍摄过程中，这个人是属于“慢热”的，是慢慢交往才能敞开她的世界的那种人。是啊，采取一种无求于他人的生活态度的人总是这样。这种人始终有自己生活要去的地方，有自己内心要去的地方，她的轨迹不紧不慢，是始终如一的。
影片的节奏也是不紧不慢、从容不迫的。一次放映时，有观众提出为什么某个镜头是从屋里往外拍摄而不是相反（这是典型电影学院学生提出的问题），冯艳说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只是按照她们平时谈话的位置。对于这位半道出家者来说，她是用她的心灵和眼睛，以她自己灵魂的动静，跟随被拍摄对象的动静和气息，而那也正是我们自己的灵魂看待这个世界的尺度和比例，它们不大不小，不夸张也不萎缩。这就是观看这部纪录片感到特别舒服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