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里达虽然主要是一位哲学家，但他在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影响却大于哲学界。尽管在许多方面，马克思主义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之间的差异多于相同，但至少德里达在下面几方面与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持有相同或相近的观点：真理的相对性和实践性，这一点尤其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尤其在当今时代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中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在东欧发生剧变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之后，原先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暂时受挫感到失望，而德里达则和詹姆逊一样，仍坚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结，因为它已经崩裂成碎片，渗透进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若从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视角来考察德里达的学术思想，应该承认，德里达的思想更多地被美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所接纳。随着德里达的去世，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时代"或曰"后理论时代"。解构大潮虽然早已衰退，但解构的一些主要原则已经渗透进人文科学的各相关领域，成为一种经典的批评原则和研究方法。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既相互抵牾同时又有不少共同之处，这一点尤其体现于德里达的专著《马克思的幽灵》，在这本书中，德里达试图在传统和当代的以及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之间发现一些共通的东西。在德里达本人的认可和直接参与下，解构理论在美国批评界一度发展演变为上世纪70、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一大批评流派，一批解构批评家、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以及后殖民批评家卓有成效地将马克思主义与解构理论揉为一体，在批评实践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幽灵 德里达 解构理论 解构批评
诚然，全面深入地考察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关系也许需要专门撰文进行讨论，因为这是两个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它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才能从这两种既在某些方面有着共通之处同时又在更多方面截然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中抽象出一些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本文打算从文学理论批评的视角来比较研究这两种理论思想体系。也许人们会认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作为解构主义的鼻祖，其被人认定为"虚无主义"的解构理论天然就与马克思主义的有着崇高理想和远大革命目标的理论格格不入。确实，解构主义一经问世，就遭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等强调历史观念的当代理论家的激烈批评，其中伊格尔顿的批评最为激烈。后来，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在不断地与各种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的论战中使得自己的理论体系逐步完善。应该说，詹姆逊越是与包括解构主义在内的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论战，就越是能够在这些相互对峙的理论中找到一些共通的东西。德里达也是这样，尤其进入晚年之后，他在不少问题上的思考已经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并且能够提出自己对当代形势的独特看法。确实，德里达直到去世前都一直活跃在欧美两大陆的思想界和高校课堂，不断地宣传他那以解构思维为定势的文化批评理论。显然，他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和在批评实践中的独到洞见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遗产，而且即使在当今这个"后德里达时代"或"后理论时代"，他的理论也仍将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对当代东西方文学的文化批评以及批评理论本身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打算从下面三个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与解构理论的既相抵牾同时又有共通之处的复杂关系。
接近和探索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在各种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德里达创立的解构主义占据中心地位，而且正是由于他的解构理论以及福柯的史学理论进入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讨论，才使得这场原先仅限于北美文学和文化批评界的理论争鸣进入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层次，并在当代人文思想中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解构主义作为一种后哲学思潮，对传统的哲学无疑是一个冲击，它在客观上加速了传统哲学的终结和文学的解放。由于德里达的写作风格更为接近文学批评的风格，因而它在文学理论批评界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在哲学界的影响。解构一旦进入文学理论界，就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反应和批评。在《文学理论导论》中，特里·伊格尔顿将包括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在内的所有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思潮统统纳入"后结构主义"的大旗下来考察，并将其与1968年5月风暴的夭折相关联。他认为，"后结构主义是兴奋与幻灭、解放与挥霍、狂欢与灾难，也即1968年，的混合一体的产物。后结构主义既然不能打碎国家权力的结构，因此便发现有可能颠覆语言的结构。"1 这不禁使人联想起当年英国的一些浪漫主义诗人对同样发生在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态度：以拜伦为代表的革命浪漫主义者始终支持法国大革命，甚至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对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信心也没有全然泯灭；而思想保守的华玆华斯则不然，当法国大革命处于高涨期时，这位充满浪漫激情的青年诗人以满腔的热情不远千里远涉英吉利海峡来到革命的中心，给予法国大革命以由衷的支持。但曾几何时，当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杀戮无辜、血腥场面以及革命受挫等情景时，华玆华斯不禁倍感失望。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他来到孩提时代的崇山峻岭，试图通过与大自然的认同和沟通来达到心灵的解脱。毫无疑问，华玆华斯等被冠以"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这一行为遭到了左翼文学史家和研究者的激烈批评。显然，在这里，伊格尔顿将德里达等人对语言结构的消解也比作是一种政治上的逃脱，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中肯的。
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难发现，就在五月风暴受挫之际，一些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崇尚毛泽东思想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纷纷退出了共产主义和左派阵营，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摇身一变成了带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后结构主义者。但应该承认的是，德里达在本质上是一位左翼知识分子，或者按照美国学者文森特·雷奇 (Vincent Leitch) 的说法，他是一位"有着自由主义倾向和世界主义倾向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曾经预示，当代的全球化，包括市场经济学、技术、传媒、美国的霸权以及欧洲的统一等，将以多种方式改变世界，这些方式或好或坏地使得民主民族-国家的主权变得调和折衷了。"2 当然，德里达对上述种种现象始终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而且越到后来他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批判越是犀利和深刻。他对一切既定的体制和权威都抱有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这是他与马克思主义者相通的地方。在德里达崛起的年代，正是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两股人文和科学主义思潮受挫的时候，他那时刚刚摆脱结构主义的束缚，仍沉溺于无端的"能指"与"所指"的文字游戏。因此什么人类的关怀、真理的追求和终极价值标准等，统统不为解构主义者所关心。因此将解构主义在当时的话语实践描绘为一种"虚无主义"的游戏也不为过分。但这只是反映了早期的德里达及其理论的幼稚和不成熟，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他的整个学术和批评生涯的全貌。过去的解构主义批评者们往往只看到他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一面，并没有看到这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实际上，这种相通之处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而且随着德里达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的愈益频繁，这种相通之处就越是明显地体现出来。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1989年东欧发生的巨变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对德里达等有着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产生了较大的触动。这种巨变并没有像当年的五月风暴一样促使他们的思想向"右"转，倒是促使他们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向"左"转了。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所直率地承认的，"同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已经逐渐过时的人相反，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提供理论来源，并且包含着仍然能够帮助我们争取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来源。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对现时代进行理论概括和批判的现时代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至少仍然是当代进步的或激进的政治学的一部分。"3 凯尔纳的这番话确实反映了德里达等已经成熟了的西方左翼思想家的思考。正是在那些反思的日子里，德里达和詹姆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不断地去追问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还是后来的实践者出了问题？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还有生命力吗？经过这样的追问，他们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答案：马克思主义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它之所以在当代失去以往的魅力，是因为它在实践中出了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反思。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包括詹姆逊在内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着不少接触，并通过阅读马克思的原著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受到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影响的同时，德里达也试图继续解构的尝试，并将其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性阐释。他从解构的立场出发，从不认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者们所认定的那样，只有一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他也反对那种"总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和发展的体系，应该有不同的形式，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当今时代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仍在不断的发展之中。任何静止的观点和无所不为的做法都只能加速马克思主义的消亡。这无疑是始于他对世界和事物的相对论看法：事物总是在发展的，真理是相对的，一旦对一种现象的解释成了终极的真理，事物的发展也就停止了。在这一点上，他不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持相同的观点，甚至与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始终认为：任何真理首先都是相对的，只有无数相对真理之和才能成为绝对真理。因此我认为，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不陷入教条和本本的泥淖，他始终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加以理解，并结合当代的现实作出自己的创造性阐释。尤其是面对全球化时代理论的不断更新和第三世界批评的崛起，德里达越来越远离以文本为中心的结构主义以及其后的后结构主义思维模式，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思考和文化批评的理论论争。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他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著述和演讲中见出。
认识和解读马克思主义
1993年，德里达出版了专著《马克思的幽灵》，从而开启了他的新的思考和研究方向。他在这部专著中讨论了这样一种现象：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衰落之后马克思主义依然有如一个幽灵一般四处飘荡。但令人玩味的是，这个"幽灵"不只是单数，而是以复数形式表示的"幽灵们"，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则都是这样一些漂泊的"幽灵"。他认为，当代知识分子，不管赞成与否，或多或少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在总体上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在当今时代依然存在，无论是存在主义还是解构主义都无法摆脱这种影响。这些幽灵们在飘泊的过程中依然不时地向中心寻找认同，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经典著作则正是他们必须与之认同的"始源"和中心。值得我们钦佩的是，德里达并不像有些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那样，只是抓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只言片语而大做文章，也不满足于阅读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发展。他认为必须从阅读马克思的原著做起。他在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之后，终于从对马克思的原著的仔细阅读中找到了部分答案。他认为，"不去阅读并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当然也包括另一些人--而且要进行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是个错误。而且这将越来越显示出是一个错误，是一个理论上、哲学上和政治责任方面的失误。即使当教条机器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机构（国家、政党、支部、工会和作为理论教义之产物的其他方面）全都处在消失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应该有任何理由，其实只是借口，来为逃脱这种责任去辩解。没有这种责任感，也就不会有将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他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未来：无论如何都应该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天才，至少得有他的精神。因为这将是我们的假设或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偏见：有诸多种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诸多种马克思的精神。"4在这里，英文中的"精神"(spirit)一词也具有幽灵的意思。显然，德里达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包括解构在内的各种当代理论思潮都和马克思主义有些干系，因而无法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在这一点上也和詹姆逊一样，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东欧巨变中的暂时失利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错误，更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就此趋于消亡。
在詹姆逊看来，诉诸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成了一种可以赖以进行理论建构的乌托邦，5而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的幽灵则转化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已经深入到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知识领域，对人们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虽然我们在今日中国已很难看到青年马克思的肖像，而且谈论马克思主义几乎被一些人看成是一种"过时的"话题，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在2004年4月和2006年10月两次访问杜克大学时，应邀在詹姆逊教授家做客。走进詹姆逊家的客厅和书房，我们首先看到的并不是他本人的照片，而是被我们久违了的马克思在各个时期的肖像，书架上也放着一些德文版和英文版的马克思的原著。当然，这对于以"马克思主义者"著称的詹姆逊也许并不足为奇，但对于素来被认为是"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历史"的解构主义的鼻祖的德里达，专门写出一部专著来讨论马克思及其对当代的影响则足以令人深思。诚然，全面讨论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德里达后期的理论思想，需要另文专论。在这一部分，我主要通过细读和分析《马克思的幽灵》，并结合德里达去世后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他的缅怀和研究，试图指出，德里达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确实花了很大的精力去阅读马克思的原著，并从解构的视角对之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解释的新的理论阐释。这对于我们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反思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形式及其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发展和多元实践不无一定的启发意义。
当然，即使德里达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比较感兴趣，但他也并不能算作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一点他自己也从不否认。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他也和不少活跃在西方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对马克思主义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他毫不隐讳地指出，"有一种诱惑就是记忆的诱惑，它诱使我们去叙述我以及我们这一代人在我们整个一生中所共享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中的近乎慈父般的形象，以及我们用来和其他理论分支、其他的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方式做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过去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并将永远是-绝对和全然确定的。为了接受这个明显的事实，我们不一定非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6。在这一点上，德里达和詹姆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越来越对马克思主义怀有深厚的感情：当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在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心中失去往日的辉煌时，不少曾经信仰过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感到十分失落，他们或者远离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和实践，或者对马克思主义是否继续存在而感到疑惑和彷徨，但詹姆逊则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作为一种指引人们去进行不断革命的理论的话，就应当作为一种促使人们去想象和追寻的"乌托邦"，它将始终给我们以理想和信念，尽管这一理想在我们生前也许无法实现；德里达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一样，如同幽灵一般已经渗透进我们的思想和心灵，不时地激励我们为了实现远大的理想而奋斗，同时也不时地指导我们对时代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作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能在马克思主义处于暂时的低潮时仍抱有这样坚定的理想和信念，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对于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尤其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功绩在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秘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工业革命的大规模发展和工业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客观上为资产阶级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当资本主义进入晚期阶段后，不少知识分子为其暂时的繁荣所迷惑，但詹姆逊和德里达等左翼知识分子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在詹姆逊看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其晚期，也即跨国资本主义的阶段，因而出现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后现代主义恰恰就体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逻辑；对此德里达也有着相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尽管如此，在过去的革命中，当掘墓人还活着的时候，总之，言词往往胜过内容。从那里产生的一种现时的革命的年代错误往往被它的古代模式所缠绕。但是在将来，以及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仍然会到来的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中......年代错误或不合时宜却不会因耶酥复活的某种完满性或在场者面向自身的在场而被消除。时代仍然会发生"脱节""7。毫无疑问，当今时代的特征是"全球化"，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作过描述和探索。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全面描述了资本的向海外扩张和在各方面导致的后果，他们由此而总结道，"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8 我认为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全球化和文化问题的研究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9 对此，德里达也有同感，具体体现在他在书中对《共产党宣言》的细读。
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依然没有过时，它不仅对过去作了总结，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也能够作出一定的预测。德里达对马恩预测未来的能力是十分钦佩的，他指出，"....尽管上个世纪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它既运用了那三次打击，但又超越了它们，好像它通过无限地超越马克思的名字来拥有这一名字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将是全球科技的世纪，是地缘政治有效的去中心化的世纪，是人类在其本体论暨神学的同一性或遗传特性中真正去中心化的世纪，也是"我思故我在"以及作为其两难的自恋概念本身去中心化的世纪。为了走得更快一些，为了省却过多的参照物，我们不妨明确地表明解构的主题。这种创伤恰恰可以被这一无终结的解构运作所否定，人们力图通过这种运作去缓和它，吸纳它，使它内在化和被包容进来。"10 在这里，他试图用解构的一些原则对马克思主义作一些修正和补充，至于这样的尝试是否成功则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他也和马恩一样，晚年开始对全球化的现象十分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理解。他认为，全球化若用于描述文化领域的状况，应作适当的修饰和限定，"全球"(globe)这个术语并不准确，因为地球上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地方是人所不能生活的，因此用法文词"世界"（monde）一词来表达更为准确，而文化领域内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一种"世界化"(mondelisation)。11 这一点也表明了他和马克思等人所抱有的世界主义视野是一脉相承的：两人都是犹太人，都有着四海为家的思想；在马克思等人那里，无产阶级只有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而在德里达等人那里，解构理论绝不止于在西方语境中产生功能，它应当成为消解一切整体的、中心的和霸权的意识；在马克思等人看来，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在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如果不能打碎国家机器的话，就应该首先动摇语言的结构，或至少首先把"大一统的"中心意识消解掉。
从上面所分析的德里达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大概不难看出，德里达虽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至少也不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他早期所热衷的"能指"与"所指"的无端文字游戏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则，但处于成熟状态的德里达则有意识地去接近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并试图从解构的视角并结合当代的现状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阐释。他直到去世前都一直活跃在欧美两大陆的思想界和高校课堂，不断地宣传他那以解构思维为定势的文化批评理论。显然，他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和在批评实践中的独到洞见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遗产，而且即使在他去世后，他的解构理论也仍将对当代东西方文学的文化批评以及批评理论本身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与解构批评：对话和共通
作为当代解构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和最重要的代表，德里达的不少理论观点最先被文学理论批评界所接纳，而且如同他的一些欧陆同行思想家，如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利奥塔等人一样，德里达一开始崛起时并不为保守的法国哲学界所认可，甚至连他最终在剑桥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的动议也是文学系科的学者提出的，这项动议虽然在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后，仍然以高票获得通过。可以说，正是由于德里达本人和他的理论"旅行"到了世界学术的中心，美国，或更确切地说，"旅行"到了素来以文学理论批评上的锐意创新著称的耶鲁大学和康乃尔大学等美国的高校，并通过美国文学理论批评界的中介，他才迅速成为20世纪后半叶北美文学理论界的一颗学术明星，他的解构理论也随即被保罗·德曼、希里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等耶鲁批评家奉为文学批评的一大法宝。随后，通过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准确到位的翻译和乔纳森·卡勒的精细入微的阐释，解构理论一度成为极具美国本土特色的主要批评流派。由于解构批评主要在美国风行一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德里达本人的参与下由耶鲁大学的一些批评家具体实践的，因此在这一部分我主要描述这些美国的批评家在解构的实践中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和解构理论揉为一体并形成具有独特美国本土特色的解构批评的，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的抵牾，同时又不难窥见这二者之间形成的一种互动、互补和对话关系。
众所周知，美国的解构主义批评"耶鲁学派"早先都是从事浪漫主义诗歌或小说研究的重要批评家，因此他们对新批评的那套细读和文本分析方法掌握得十分娴熟，只有米勒受过现象学哲学的严格训练。但是他们的批评倾向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致的：德曼和米勒是坚定的解构主义者，而布鲁姆和哈特曼只是解构主义批评的同路人，而且有时还是其激烈的批评者。四位批评家后来都各奔东西：德曼于80年代初去世，米勒于80年代中去了加州任教，哈特曼于90年代后期退休，只有布鲁姆仍执教耶鲁，但他早已与解构分道扬镳。在这四位当年的耶鲁批评家中，恰恰是德曼和米勒对马克思主义颇有兴趣，并在自己的著述中对后者的一些观点作出过响应和讨论。
德曼虽然早在80年代初就离开了人世，但是他留下的大量批评文字却一直是后来的研究者仔细阅读和研究的资料。米勒通过仔细的阅读和比较德曼嗣后出版的《抵抗理论》(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1986) 和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竟然惊喜地发现：前者若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阅读实际上可算作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后者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阅读则应当算作一部文学理论著作。经过这番仔细的推论，米勒指出，无论解构承认与否，它都应该算作是"马克思发展起来的一种分析模式的（不管忠实或不忠实）的继承者。如果马克思是一位解构主义者的话，那么解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12 毫无疑问，他的这一发现使得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则更为接近了，同时也为另一些同时受到这两种理论体系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在实践中融合这二者的尝试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但是正如米勒本人所承认的，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如同德里达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和魅力却促使越来越多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不去阅读它并研究它，从而不知不觉地受到其影响和启迪。尤其令我惊异的是，年近八十的米勒教授为了写出那篇讨论德曼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不辞辛苦地翻阅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将其英文版和德文版进行比较阅读，文章中出现的大量引文也同时出自这两种版本。这不仅令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汗颜：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用说读不懂马克思的德文原文，就连英文版马恩的原著都无法读懂，仅仅依靠手头现成的中文译本就大做文章，或者相互攻击对方对马克思的原意任意歪曲和曲解。在此，我们应当像德里达和米勒一样，仔细地而且要"超越学者式"地去阅读马克思的原著，以便在一个全球语境下和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平等的对话。
虽然米勒早期曾迷恋于现象学批评，后来又深陷解构主义的论争中，并曾一度对言语行为理论有所研究，但这些都使他得以从文学的角度来考察当代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全球化现象。在最近的一篇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的论文中，米勒开宗明义地就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向海外扩张的一大段话，通过仔细的阅读，他对全球化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当今的全球化有三个基本的特征：1) 全球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2) 全球化是异质性的，而非单一的现象.
... 3) 所有这些形式的全球化的共同名称都是新的电信-技术-交流 (tele-techno-communication)。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已经理解了当时的技术正在改变整个世界并且使全球化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事件，但是他们自然不可能预见到无线电、电视、手机的出现，甚至都没有预见到电话和留声机的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看作既是灾难又是机遇。它对于古老的欧洲民族-国家是灾难，因为全球化将削弱它们的霸权。而对于这样的削弱马恩多少是抱欢迎的态度。他们也预见到，全球化同时也意味着作为一个世界范围内单一的剥削、商品化和商品拜物教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的胜利。"13 但是，米勒却对美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扮演的不光彩的霸权角色感到厌恶，他在一系列演讲中公开谴责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占领，并希望中国的崛起至少能够对这种单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霸权有所制约。另一方面，米勒也公开号召美国高校的世界文学课程应讲授中国文学，如不能直接阅读中文原著的话，至少也得通过英文翻译讲授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我想这应该是米勒在严谨治学的同时仍十分关注当下的现实并有意识地扮演文学研究者和公众知识分子之双重角色的一个征兆。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同时影响了解构阵营以外的一些批评流派，在英语文学批评界把马克思在主义和解构主义结合得比较好的一种批评方法当推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新历史主义。当批评界指责早期的美国解构批评逃避社会责任、逃避文学批评的历史性时，新历史主义的挑战开始了。但是与美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老的历史主义所不同的是，这种新历史主义一方面强调文学批评的历史性，另一方面又从解构中获得启迪和教益，对其历史的"本真性"和"客观性"进行了无情的消解。按照路易斯·蒙特罗斯所概括的，"对于现在文学研究中崛起的朝着历史的后结构主义方向发展的批评，我将其描绘为是一种关涉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的互动。我这里所说的文本的历史性，意指所有写作模式中所蕴含的历史具体性，以及社会和物质的成分，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那些文本，同时也包括我们据以研究这些成分的文本。因此我也意指所有阅读模式中所蕴含的历史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成分。我所说的历史的文本性，意指这样几个东西：首先是我们无法回复到一个完整的、本真的过去，也无法回复到一种未经社会的文本踪迹中介的物质存在；此外，那些踪迹而非另一些踪迹的留存并不能被假定仅仅是偶然发生的，它们必须被断定至少是经过了选择和抹擦而保留下来的细微的历史进程的部分结果，就如同那些产生了传统的人文学科课程的历史过程一样。"14 在这里，历史并不是以往的那种构成"宏大叙事"的历史事件 (historical events) 本身，而是一种诉诸叙述的撰史 (historiography) 或历史的叙述 (historical narrative)。它虽然来源于历史的事件本身，但是历史的事件是无法在当下再现的，只有那些支离破碎的历史事件的断片经过后辈撰史者的想象、补充和叙述才成为我们今天读到的写在书本上的"历史"。可以说，本质上属于后结构主义范畴的新历史主义十分巧妙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文本化"了，同时也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文本的强调"历史化"了。正如德里达本人所一针见血地评述的，"马克思主义和所谓的新历史主义在近期的最有意义的发展...是对解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反动，因为后者要么只是解构的一个符号或对解构的愈益稳定的再次挪用，要么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历史主义者出于自我利益或误解而打造成的一个戏仿式的神话"。15 但是无论如何在结构主义和解构批评大行其道的年代里，适当地强调历史的观念应该是一种进步，它起到了使后结构主义批评摆脱批评的能指/所指的无端的文字游戏的积极作用。
对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创造性结合运用也体现在后殖民理论家的批评文字中。应该承认，在当代英语文学批评界最具有争议的后殖民理论家中，斯皮瓦克的思想最为敏锐，文字最为犀利，因此她的批评风格在三位后殖民理论家中独树一帜。她同时受到三种当代主要理论思潮的影响和启迪：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和女权主义，将其揉为一体，并结合自己所来自的后殖民地的社会现实，形成了自己的后殖民批评风格。众所周知，斯皮瓦克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她对德里达早期的重要著作《论文字学》的翻译和阐释，但是正如沃尔特·科恩所指出的，"斯皮瓦克常常与同时评论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努力相联系，她本人更强调她的批评中解构的中心地位。但是斯皮瓦克又是带有范例性的，因为她的写作不仅参考马克思主义和解构理论，而且也参考精神分析学、女权主义和第三世界研究等多种方法。她和詹姆逊不一样的是，她明确地抵制任何全球的和总体性的愿望"。16 确实，从斯皮瓦克的批评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出其激进的批判性立场和有力的解构风格的结合。也正如她自己对这种"多重角色"的灵活性所作的陈述，"我并不想为后殖民地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的依赖性进行辩护：我所做的工作是要搞清楚我所属的学科的困境。我本人的位置时活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太代码化了，女权主义者则嫌我太向男性认同了，本土理论家认为我太专注西方理论。我对此倒是心神不安，但却感到高兴。人们的警惕性由于她被人注意的方式而一下子提高了，但却不必为自己进行辩护"。17 但是实际上，斯皮瓦克逐渐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摆脱了解构的单一影响，越来越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和后殖民地人民的"属下"和"无权"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她又能够娴熟地运用解构的"去中心化"和"反总体性"的原则，同时与德里达的理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罗格斯中心"，尤其是詹姆逊的带有总体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进行商榷和对话，并质疑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批评的理论。18 和其他后殖民理论家一样，斯皮瓦克的理论知识背景也体现在另一些方面，除了她所潜心研究的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外，她也多少受惠于福柯的"权力-知识"之概念；她还从法国思想家德勒兹和佳塔里那里借鉴了"非领地化"的策略；并且从马克思那里提取了"价值"或"价值形式"等理论概念，经过自己的带有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的理解和基于第三世界经验的创造性转化发展成为一种居于第一世界之内部的"他者"的话语，从而对帝国的权威话语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和消解。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殖民批评既活跃在"边缘"同时又能在"中心"地带自如地运作的原因之所在。斯皮瓦克认为，后殖民性不能与全球性的重新绘图--即把当代世界划分为南北两部分--相隔绝。后殖民地国家或民族进入了一个并非它自己创造的世界，但它却在与自身的非殖民化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谈判，当然这种谈判的结果是争取殖民地人民的更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性，以便最终实现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和新的中心的建立。19 应该说，她本人的批评实践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当然，斯皮瓦克仍然处于著述的全盛时期，她认为她目前的学术批评视野已经转向了"属下研究"(Subaltern studies)，在这一点上，她更接近年了马克思主义的种族、阶级和民族问题的研究课题。20
从本文以上的初步探讨，我们大概已不难看出，在当今这个"后理论时代"，不仅是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影响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也已经深入到了当今的各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支领域，并对当下各种流行的理论思潮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一些影响。探讨马克思主义"旅行"的路径进而写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史也许应该成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作出的绵薄贡献。在这方面，本文的初略考察仅仅是一个开始。
注释：
1 Cf.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123.
2 Cf. Vincent B. Leitch, "Late Derrida: The Politics of Sovereignty," Critical Inquiry, Vol. 33, No. 2 (Winter 2007), p. 240.
3 道格拉斯·凯尔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收入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4 Jacques Derrida, Spectres of Marx，trans. Peggy Kamuf,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13. 参照合一的中译文。
5 这些观点均可以从詹姆逊近几年来对乌托邦问题的思考和阐释以及因此而发表的大量著述中见到。另外，关于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的讨论，参阅张伟，《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及其理论建构》，载《文学理论前沿》第4辑（2007），第77-110页。
6 Ibid., pp. 13-14.
7 Ibid., p.115.
8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页。
9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全球化研究的贡献的详细讨论，参阅拙作《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理论建构》，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
10 Jacques Derrida, Spectres of Marx，trans. Peggy Kamuf,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98.
11 德里达于2001年9月在中国访问讲学时，常常被人们问道他对全球化的看法，他立即作出自己的回答，这里是我根据和他的谈话中表露出的看法作出的概括。
12 J.Hillis Miller, "Promises, Promises: Speech Act Theory, Literary Theory, and Politico-Economic Theory in Marx and de Man,"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33, No. 1(Winter 2002), p.16.
13 J. Hillis Miller, "A Defense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Study in a Time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Tele-Technologies," Neohelicon, XXXIV (2007) 2, forthcoming.
14 Louis Montrose, "New Historicism," in Stephen Greenblatt and Ciles Gunn eds.,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2, p.410.
15 Jacques Derrida, "Some Statements and Truisms about Neo-logisms, Newisms, Postisms, Parasitisms, and Other Small Seisisms." The States of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90.
16 Water Cohen, "Marxist Criticism," in Stephen Greenblatt and Ciles Gunn eds.,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2, p.340.
17 Cf. Gayatri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ed. Sarah Harasy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69-70.
18 Cf. Spivak, Gayatri C.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ss.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specially Chapter 4 "Culture", pp. 312-421.
19 关于斯皮瓦克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细读和商榷，参阅拙作《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批评及其对我们的启示》，载《文学理论前沿》，第一辑（2004），第44-72页。
20 斯皮瓦克于2007年3月6-8日应邀前来清华大学访问讲学，在回答听众问题时，她要人们不要称她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她更乐意做一个"属下研究"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