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出是一支共产党的队伍
由于韩国人的加入，《集结号》有着与国际接轨的一流战争场面。将来如果没有韩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就更好了。这部影片值得称道的还有非常恰当地运用演员，没有用那些大明星，这是它不同寻常的闪光之处。
故事当然是中国人的和中国特色的，而且设想是为今天的中国人提供的。这是一部故意淡化意识形态的影片，冯小刚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时说：“传统的战争片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个电影，还是从市场切入，希望在市场上能够赢得大部分观众。”编剧刘恒在《南方周末》上说：“第一，我们不讨论战争有没有意义；第二，我们不讨论牺牲有没有价值。”
这样一来，主人公谷子地与他的战友们已经不再是为理想而战。他们不再是为了“解放新中国”，不再是为穷苦人不再受苦及当家作主，他们出生入死的行为，不再是任何自愿的牺牲和献身。他们变得没有行为动机。影片中唯一有人提到地主讹了他们家“二亩半地”，但是看不出来这与他当兵打仗有什么联系。称之为“理想”的东西，统统被看作“意识形态”，从这些人身上拿走了。
他们因此也多出来一些东西：近距离枪杀俘虏、将俘虏的大衣靴子穿到自己身上、翻检死人手臂上的手表、指望早点回家、乃至胆小怯懦，粗鲁暴躁，声嘶力竭没有一次是从容镇定的。不是说这些人不可能有这样一些人性弱点，而是在拿掉了理想这个维度之后，再加上这些东西，让人看不出来那是一支共产党的队伍。谷子地给自己找的指导员是一个在战场上尿裤子的人。战场上尿裤子的人有的是，但是他未必能够当上共产党连队的指导员。这恐怕是实情。
有观众认为“看不出来谁跟谁打”，应该被视为一种富有意义的批评。将“九连”看作一支国民党的队伍似乎也说得过去。当然今天来看国民党与过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再不同也要尊重历史。起码，与影片相关的1948年的共产党及其军队，肯定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是代表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后来理想的败死是一回事，但是不能用这个来取消前人曾经拥有过的东西。
这些所谓“反英雄的英雄”，其实是“反理想的英雄”。那些既没有理想也不注重自身品德的人，他们仍然从事着凡人不可能完成的艰苦沉重的工作。但是经过二战之后人们苦苦思索而得知，仅仅是“勇气”与“服从”是十分危险的。笔者极为不情愿用这个词，但是一个没有行为动机又在从事惊天动地事业的人，只能用“神经错乱”来形容；一群缺乏理想和品德而持续扫射的人，是一群举止古怪的战争机器。
人们根据自己头脑中已有的关于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印象，顺便就将这部影片指认为“主旋律”影片，但是从影片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说这不一定是共产党的部队，那么与主旋律何干？回到开头提到的淡化意识形态的做法上去。这肯定是一个策略。但是作为策略它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炮灰的悲剧还是人的悲剧
问题出自这里——影片的监制陈国富对记者说：“毕竟讲的是国共内战,我们因此特意避开其正义、邪恶之名的争论,让观众看具体故事,而不是看战争本身。”称之为“国共内战”，是对于重大历史问题的一个新的结论性意见。这个结论以及过去的结论是否恰当都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至少，就当时参战的成千上万人们的主观愿望来说，是怀抱着对于新中国热切向往的，这是不能抹杀的历史。而故意不问战争的正义如何，不问这些人的行动是否与正义有关，甚至不将这些看作他们自己的选择，那么谷子地与他的战友就只能是一群炮灰了。这样的人可以为共产党打仗，也可以为国民党打仗。
他们的上级正是这样对待九连的。临走时团长下的是死命令，不吹响集结号不准离开，
但是他仿佛根本不想吹响集结号，永远也不吹响。这从他一反往常地给了谷子地几包大黄龙香烟中可以看出，另外谷子地向他要增兵他回答“没有”，只是同意将“缴获”的国民党服装给他们，这多少有点拿他们当兵痞子的意味。而影片根据淡化意识形态的策略，也没有强调九连死守的意义何在，比如通常说的“服从大局”，“以较小的牺牲换得更大的胜利”。这样一来，当谷子地得知真相时，揪着已成残废的司号员小梁的手，便有理由怒不可遏：“你们怕被敌人咬死？九连呢？我的九连呢？”并一头扑向已经成为烈士的原团长的墓碑。本来未必不是一场即使是有失误的战略部署，结果完全变成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私事。
实际上即使是掩护大部队撤退，也有一个完成任务之后自己撤退的余地。这个团长显然没有给九连留下这个空间。这就不是一般所说的为集体牺牲个人的问题，而是另外一个要不要对个人生命负责的问题。不能说团长要这些人去死，但仅仅将一条死路放在他们面前，这是彻底不负责任和完全忽视生命的不能说他要他们去死，但仅仅将一条死路放在他们面前，这是彻底不负责任的。团长这样一种态度，使得这部影片在令英雄走下神坛之后，并没有落实到一个人的位置上，拍摄一部有关战争中人的或人性的影片，而是从人的立场再往下降——它是一部关于炮灰的影片。受憋屈的不是英雄，而是炮灰。这是这部影片最不能令人接受的。
而影片本来是存在着走向“人”的转折点的：那就是当那位牺牲的战友称自己听见了集结号，于是谷子地们则选择全体离开。这不是没有可能。前一场战斗已经表明这位连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人，他试图阻止那位鲁莽指导员的冒失举动。他入伍多年，战斗打成那样，他不会不起疑心，他自己也急切盼望号声响起，觉得那是合乎清理的。而如果是因为临阵逃脱要军法从处，难道这样打下去就有一个活头吗？
那就是一个人所想的而不是炮灰所想的。反过来说，这样去想就成为了一个人而不是战争机器。当年陈胜、吴广改变自己的行动路线，也是因为：“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这个一点都不复杂，经这二人一说，他们手下九百个目不识丁的农夫个个能够理解，于是这些人就将自己放到一个人的位置上，他们决心与那些不顾人死活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们平起平坐。谷子地不会想到这些，他是当炮灰的命。当然，炮灰的悲剧也是悲剧。但是这样说对不起那些当年那些战死沙场者，他们多是一些目光炯炯的人们。
与那位因电台坏了听不见撤退消息的死去的团长不同在于：谷子地与他的九连是根本没有人想要替他们吹集结号，没有人想要在死亡线上拉他们一把！不错，战争总是要死人的，但是在死亡线上也不总是没有人拉！不拉的人就要因为不想去拉而受谴责。
影片没有抓住这一点停留，而是转向另一个方向——唯一活着的谷子地为替他人堵枪眼的战友们要求平反。部队改了番号，档案也找不到了，这些人于是被当作失踪处理，而不是按照烈士待遇。谷子地所做的疯狂努力就在于要证明他们死在战场上，而不是做了逃兵。而如果说这是一个有关炮灰的悲剧，那么所谓恢复名誉，是恢复他们作为一个“炮灰”的名誉。
影片本身也没有做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所宣传的那样：“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影片中那位被枪杀的国军俘虏，不也是同样的烈士需要加以表现令人不能忘怀？而谷子地率九连“歼敌无数”，同时也是将无数人变成了烈士，对于这些死去的憋屈的冤魂，影片是否已经想到或做到要站在他们立场上说话呢？“意识形态”这个东西不是好玩的，稍不小心就变成引火烧身。伴随着“否定”之后，会出现“否定之否定”，但那应该是更上一层楼的东西。
表面上这部影片将那个关于战争的正义与否的问题放下了，不去讨论牺牲的有没有价值，但是这种转移目标的处理方式仍然表明一种态度：对于炮灰来说，如何去生去活、不顾一切获得生命是不重要的，关键是如何去死，是死后的说法和名分。只要他们去死，并能够证明他们的确是死了，他们作为炮灰的意义，就全都实现了。
而为什么不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珍惜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另外一部影片了。目前的这部，只能说它也往前走了半部，那就是“别拿炮灰不当炮灰。”
2007年1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