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后50年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全世界的文化事业都在飞速发展，发达国家的国际大都市尤其如此。这中间包括了许多人认为在走下坡路的戏剧艺术。例如，尽管不断听到有人预告戏剧的衰亡，戏剧在发达国家里其实比以前发达得多了。美国有一千好几百个大学戏剧系，几乎都是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过去50多年里美国在著名的百老汇戏剧区以外又建起了无数非赢利性的剧团。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1970 年就在《未来冲击》一书中预测道：继制造业之后大为繁荣的是服务业，但服务业以后又将有一种代表社会发展更高水平的经济兴盛起来，叫做“体验业”（Experiential Industry）。这与我们现在经常提及的文化产业很接近，却不完全一样，文化产业是商业性的，而体验业中还包含了大量我们称为文化事业的非赢利性的成分，虽然不赢利，但也是GDP的重要部分。
国际大都市文化发展中最大的变化是非赢利性成分的增长。人口只有上海一半的纽约市（800万）现有电影院282家，博物馆360个，图书馆1279个，戏剧制作体1287个（Erica Garcia, Money Magazine, Nov. 19, 2002）。这四大门类中，只有数量最小的电影院是纯商业性的；图书馆、博物馆完全是非赢利性的，前者由政府包，完全免费向市民开放，后者多由私人基金会及个人赞助；戏剧中少数是商业的，多数则也是非赢利性的，商业的百老汇现在有35个剧场（1920和1930年代曾有80多，那时没有什么非赢利性事业），现在全市每天晚上共有上百个卖票的正规舞台演出，就是说2/3是非赢利的，这还不包括更多的不卖票不登广告的社区和学校的业余演出。伦敦、巴黎等城市的情况也差不多，人口与上海接近的东京每晚甚至有300台左右的演出。
以纽约为例，国际大都市的市民文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看宏观的市政建设，除了中心商业区，国际大都市一定要有专门的文化区。纽约的商业中心众所周知是中城的第五大道和时报广场（许多中文媒体误译为“时代广场”，把Times的复数看成了单数）。文化区也有两个，一个是相对而言自然形成的下城格林尼治村，这是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聚居的地方，周围多的是艺术电影院、中小型外百老汇剧场以及文人们写作、讨论的咖啡馆；旁边就是没有围墙的的纽约大学，校园中心的华盛顿广场是众多街头艺术家自由表演的大舞台。另一文化区是1960年代由政府和大公司、基金会合力策划建造的以林肯表演艺术中心为龙头的上西区，这里本来比较穷（1950年代的音乐剧《西区故事》里青少年打群架就是在这个西区），自林肯中心建成以后，从这里的两个歌剧院、两个话剧场、两个音乐厅、一个多功能剧场、全美最大的表演艺术图书馆和著名的朱利亚音乐学院一直到北边哥伦比亚大学的五十多段街区都渐渐发展起来，成为文化人——最新的说法是“创意阶层”——青睐的住宅区，周围的商店大多是有个性的小型精品店和高科技店，有好几部反映“雅皮士”生活的著名电视剧如《赛恩飞》、《朋友们》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而且一拍就近十年，又反过来提升了这个地区的声誉和文化品位。这两个地区的市民文化也可以说是文人文化，不但档次一点不比百老汇剧场集中的时报广场商业区低，反而更为高雅（但价格并不更高，那里很多咖啡馆甚至比上海的星巴克还便宜）。文化人通常认为时报广场是外地外国旅游者看热闹的地方（类似于上海的南京路一带），而格林尼治村和上西区那一带才是真正有格调的文化区域。
其次要看的是遍布全市的文化基础设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图书馆。全市一千多个，大多设备齐全，环境舒适（但绝不豪华），还有专为孩子和父母共用的阅读场所，任何人只要出示写有当地地址姓名的信封就可得到免费借书证，一次可借十本之多。美国最大的非赢利性剧院的创始人乔•派普出身于贫民家庭，在图书馆迷上了莎士比亚，决心要像图书馆一样为市民提供免费的莎士比亚演出，他和一批同事用一辆卡车拉着布景道具在各公园巡回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市政府为他们的成就所感动，专门拨一幢曾经做过图书馆的大楼，让他们改建成一个拥有四个演出场所的剧场大楼；政府还在绝不允许盖房子的中央公园里破例划出一大片地，让他们建成一个两千多座有最新灯光音响装置的永久性露天剧场，请包括好莱坞明星在内的一流演员来为观众免费演出。市政府在改造42街的红灯区时，也特地让出两段街区，让艺术家建成一排十几个外百老汇的小剧场（从88座到499座），演出比百老汇更有探索性的剧目，或者为商业戏剧做试验田。近二十年来，连原来文化氛围相对较差的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也有了一些大型文化设施，如布鲁克林音乐院（是一个音乐、舞蹈、戏剧、美术兼容的演出中心）和从曼哈顿搬过去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带动了该两地区的文化发展。
第三，我们来看艺术拨款的政策倾斜。美国的政府文化拨款是发达国家中最少的，除了图书馆以外不包养任何文艺团体（只有国防部养着军乐团），但各级政府还是有文化基金会，更多的是各种私人基金会。所有基金会都有一个原则，不搞商业文化，只赞助非赢利性的艺术。上述的博物馆和外百老汇的戏剧演出等等就要靠基金会赞助。社区的文化工作者和艺术家也都可以制定计划，向基金会申请赞助，基金会评审时要看计划的公益性和申请人的业绩两个方面，至于能否赚钱决不在考虑之列，相反地以后还要审查被赞助者是否按规定做账不谋取利润。这都是为了保证低收入的的市民也能享受到文化艺术。对于还没有收入的市民——学生，教育部门长期和文艺团体及基金会连手，组织艺术家到学校演出，例如专门编演缩简了的莎士比亚校园版，让所有学生都能欣赏到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精华。
对比上海的情况，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了好几个商业中心，或者说商圈，而且越划越大，却没有一个类似纽约格林尼治村或者上西区那样的明确的文化圈。在这方面静安区应该可以大有作为。从市政规划来看，从南京路最西端那片尚未破土开发的黄金宝地向南，包括静安唯一的高校戏剧学院和它两边的邻居儿童艺术剧院和十几个艺术家协会在内，一直到安福路的话剧艺术中心和常熟路的歌剧院，正可以成为将来上海的高雅文化区。这一地段潜在的文化含金量是上海其它任何地区所不具备的。而开发这一文化圈的关键在于南京路向西延伸的那块地如何使用，一定要和南京路东端的各种商业模式拉开距离，把文化放在赚钱之上来考虑，特别要反对炒新闻式的商业策划，文化事业最终也是为社会带来财富的，但一定要从长计议，不能急功近利。
第二，从基础文化设施来看，我们能不能多建一点图书馆呢？也许这不是一个区所能改变的？还有，静安区文艺单位不少，但演出场所却不多。戏剧学院的大小剧场能不能在教学使用之外，更多地和社区市民共享呢？戏剧学院可以考虑让学生和静安社区以及教育部门合作，长期轮演适合需要的剧目，如经典名剧的缩写本等等，既增加上戏学生的实践机会，又让静安的市民和中学生得到更多的文化熏陶，这也可以是为戏剧培养观众的一个手段。此外，几乎每个公园里都有许多热衷于清唱戏曲的市民，但多少年来一直只限于清唱，政府能不能为他们提供一点点帮助，在公园里搭一些大大小小的露天或半露天甚至室内的舞台，让戏迷以及舞迷歌迷们有机会稍微正规一点地对着观众表演，进而把他们的艺术水准提高起来？静安寺地铁站的下沉式广场是个很好的范例，不过对于多数戏迷来说，这个露天剧场可能还太贵太高级了些，会使业余演员望而生畏。公园里弄几个简单朴素的场子，既不要多少钱，也会对普通戏迷更有亲和力。
第三，与戏迷舞迷直接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市民文化活动的组织指导。一旦有了舞台，不少地方的戏迷会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活动，毕竟清唱与演戏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但也有些地方还是需要有人稍稍帮忙组织一下的。与纽约相比，中国的体制有其优越性，因为我们有领国家工资的专职文化干部，应该说政府的各级文化局、馆、站已经打好了一个不错的基础，问题是怎么来用好它。以前说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更重要，现在的政策和舆论导向却把锦上添花看得比雪中送炭重得多，有限的文化经费总在向高价的“精品”倾斜，使得基层文化工作者也都眼睛朝上看。中共十六大的报告指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抓，但媒体对大、洋、贵的文化产业的宣传远远超过了广大市民更为需要的文化事业。从国际大都市的经验来看，商业性的文化产业自有商家来办，无需政府除必要的管理以外过多的关照，真正需要政府帮助扶植的是那些无法赢利但却能造福平民百姓的文化领域，如社区的图书馆、业余文艺辅导活动等等。
套用托夫勒的说法，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肠胃需要基本得到满足的阶段，温饱之后多余的财力和精力用到哪儿去？已经十分繁盛的服务业正在不断提高人的物质生活质量，而对于精神的需求来说，发达的体验业是下一步的必然。现在我们讨论市民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2010年的世博会。到时候据说将有七千万外地外国游客来到上海，我们的物质食品决不会有问题，品种、质量和价格都比外国好得多，宾主一定都会皆大欢喜；但我们的文化食品就差得太多了，我们拿什么来款待这些游客呢？现在光一个数字就说不出口。即便不能像发达国家的国际大都市那样每天都有一百场演出（其实它们要是办世博会一定还会翻番），至少也应该有五六十场吧？这些不可能也不应该都是大型豪华的演出，事实上国际游客中大多数并不会对法国人设计的大剧院有太大兴趣，而媒体一直津津乐道的《阿依达》、《大唐贵妃》那些演三四场就能还本赚钱的大制作也不可能长期演出，我们的演出菜单上的多数节目应该是中小型但能长期演出的，甚至可以包括公园的业余演出，甚至包括福康里临时舞台上的演出——当然要有专业指导，力争达到专业水平。基层市民开展文艺活动既能进一步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又能最真实地向世人展示当代上海人的精神风貌——在这一点上这样的民间演出要比诸如《金舞银饰》之类官方的展览式大制作远更有效。
其实就是为了创造更多的艺术精品，也需要在市民的基层文艺活动上下工夫。肥沃的土壤既是草根赖以生存的地方，也是鲜花盛开的基础。业余文艺活动不仅能满足老百姓在温饱之后进一步提高生活素质的需要，也是一个国家整体文艺质量提高的基础。我们的媒体总是很关注来自欧美的名家名作，《悲惨世界》和《猫》的商业演出不知得到了多少免费的版面宣传，但这些名家名作是怎么来的呢？媒体喜欢介绍百老汇和好莱坞，还常讨论如何打造中国的百老汇和好莱坞，却不想想那两个金字塔尖底下有着多多少少业余剧团和民间制片人摄制组。如果我们没有繁盛的市民文化，我们也决不会有百老汇。如果借用外国名字，我要说，与其像某些地方宣称的几年之内建成一个“东方好莱坞”，我们还是在本来就有文化底蕴的静安区营造一个能让普通市民更多受益的格林尼治村，这要现实得多，也更有意义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