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表在1957年6月18日上海《文汇报》上的一篇杂文，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教授。文章发表不久就遭到在《解放日报》任职的张春桥（化名洛雨）的批判，随之而来的反右风暴中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为全国文化界瞩目。不久后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以得胜者的口气嘲讽说：“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现在是暴雨天，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挖了嘛。”
这株“毒草”之所以“毒”，据说要害在于鼓吹“迅雷疾风”和“大民主”，意在煽动人们闹事、向党进攻。所谓“大民主”一词，最初出于思想界前驱李慎之先生的一次发言。时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的李慎之，有次汇报谈话时认为，有些领导把很多注意力放在加工资分房子这类具体事务上，无休止地谈话讨论，其实这只能算是“小民主”，而对于大计方针这类“大民主”范畴的事情则很少让人讨论；鉴于苏联的教训，他建议尊重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实行大民主（见《李慎之文集》）。毛泽东听到有关汇报后，曲解了李慎之的原意，把“大民主”一词同群众闹事等同起来，并据此批评说：我国有些人向往“大民主”，有的司局级干部竟也提倡“大民主”，他们希望我国民众也像匈牙利那样上街闹事、游行示威。
其实对于游行示威之类事件，毛泽东本人2月27日所作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里也是认可的。他说，群众闹事没有什么可怕，要闹就闹，还要闹个够。工人罢工，学生上街，农民打扁担，这也是克服官僚主义的补充手段。可是，言犹在耳，这番话在这篇“讲话”正式发表时都删去了，以后谁的言论和文字，凡有肯定群众闹事、凡有“大民主”之嫌的，一律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一律以“向党进攻”治罪。宪法里写的公民的言论、出版、罢工、游行等权利，本来就是个摆设；毛的讲话也是随时可变、想变就变、说变就变的。可惜这位徐仲年教授（和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对这些都信以为真，还认认真真地写文章议论了一番，这下当然没有好果子吃了。
现在我把原文照录于此。在时过半个世纪、民主潮流已磅礴全世界之际，再来品味一下文中的言论，必将有助于我们缅怀这些民主先驱敢于直言的精神，有助于大家见识当年文字狱的专横和残暴。
鸟“昼“啼 徐仲年
1、乌凤和鸣
叶元龙教授在上海市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凤鸣”与“乌鸣”的问题。 “凤鸣”指的是“报喜”，“乌鸣”指的是“报忧”。叶先生劝共产党党员：凤鸣要听，乌鸣也要听；尤其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鸣的时候,就一枪开去：因为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
我不知道从何年何月起，乌鸦变成了“不吉利”的动物。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用过考证功夫，因此作不出结论。不过可以肯定：①乌鸦是益鸟，——向人“报喜”的喜鹊反而是害鸟；②古人以为乌鸦是能“报喜”的(可查：《乐府古题要解》中关于“乌夜啼”的解释)。
一般人以为凤凰是很美丽的鸟，其实不然!它是：“麟前鹿后，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鸽鸡喙，五色备举”(《说文》)，实在没有什么好看!何况还有假凤凰，为数相当的多!
因此对于凤凰和乌鸦的估价，应当辩证地看。能够乌凤和鸣，那是最好的好事!
我摹仿“乌夜啼”，作“乌昼啼”。
是否提防猎人的枪?不在考虑之内1
2、毛毛雨下个不停
和风细雨……
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此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用不到大张旗鼓，只须和风细雨就够了。
在原则上，这是对的。
然也要看具体情况，不该以不变应万变!
毛毛雨下个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烂，棉不结铃。田初湿时是软的，容水过度就会变硬。“清明时节雨纷纷”，尚且要：“路上行人欲断魂”；不幸而淫雨一年半载，老百姓就得饿死不少!
和风细雨自有他的妙处，但迅雷烈风也有扫荡阴霾之功!某些时候，错误严重，态度顽强：那就用得着迅雷烈风了；在这种情况下，和风细雨不足以息民愤!
尤其不希望对己和风细雨，对人迅雷烈风；对党外人士要求自我批评，对党内人士则要求批评别人!
我听了许多代表所反映的内容，有些事真令人发指!小民主解决小偏差，大错误就得用大民主来纠正，正如对症下药，有些病该用霸药来治。
3、敬鬼神而远之
汉语中的“敬”字很少单独用，往往用两个字，例如：“敬爱”和“敬畏”。“敬”，却又“远之”：乃是“敬畏”，决计不是“敬爱”。所谓：“鬼神”，无非是些“牛鬼蛇神”；见了牛鬼蛇神而亲之、爱之、近之者，未之有也!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人民的师友：人民对于共产党，理应敬之、爱之、近之。事实上确乎如此，人民的拥护毛主席就是最具说服力的例子。
不过……
理应相处无间的“党”与“群”，关系究竟理想不理想呢?恐怕不见得罢!且慢责备人民不肯靠扰共产党，该先检查一下有些共产党员是否想到靠拢人民?
道貌俨然，心中怀着“民的主”(不是“民主”)，眼睛生在天灵盖上(不单单生在额角上而已)，一副“你吃我的饭”的神气：有些共产党党员颇像阎罗殿上戴着“一见生财”的帽子的活宝；人民见了，焉得不“敬而远之”呢?
这种共产党的落后分子究属是少数。无奈人数虽少，他们所筑的墙阻塞了党和人民大众的交通!
4、马列主义并未独家经营
十月革命的炮火把马列主义带到中国来：当初的马烈主义仅仅是“地下学习”，后来有了老解放区，学习便公开了；大陆全部解放之后，学习变作人人的事。
这些史实说明了：①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引进中国；②中国人通过共产党而学习马列主义，也就是向共产党学习。可是，马列主义学习在大陆解放以后就有些不同了：一方面，共产党仍旧领导政治学习；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直接向马列主义学习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有革命的实践，知识分子有脑劳的习惯：在理论结合实践上，知识分子(我只指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当然赶不上共产党；但在理论上的造就，便很难分谁高谁下了。在此情形之下，知识分子应该向共产党学习怎样理论结合实践；共产党应该向知识分子学习怎样研究分析，俾得提高理论水准。
不幸有些共产党员对于马列主义颇有“独家经理”之感!甚而有些毛头小伙子的青年团员，在这一点上，当仁不让于老头子。一脸孔的“我来教你”，甚而至于“我来教训你”，于是把鲜龙活虎、丰富多彩的马列主义变作皂隶面孔式的教条，令人望之生畏!
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了种种运动，是惊弓之鸟，是打怕的猴子：对于马列主义，唯唯否否，不敢赞一辞。他们怕万一讲错了，小簿子记录下来将来和他算账!
共产党党员对于马列主义是否掌握得比较好呢?一般来说，是的!他们因为理论结合了革命实践，体会比较踏实，比较深刻。
共产党党员对于马列主义是否“人人”掌握得“很好”呢?我说不见得!如果果真这样的话，何必“整”什么“风”?
5、小论带坑臭
有那么一种说法：旧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里生活得久了，难免有股“带坑臭”!
话是对的。
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据我所知道，共产党党员不是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炼出来的，确确实实也是从旧社会中来的：那么，在他们的身上，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臭气么?
有人说： “他们早就参加了革命，不论是‘地下’或‘地上’，因此他们身上的臭气早已拍掉了：这就叫做‘发展观点’!”
我回答道：：“承教了!发展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据我所了解，所谓： ‘发展’有‘纵’的发展(时间上的发展)和‘横’的发展(空间上的发展)：二者缺一就不行的。‘带坑臭’这顶帽子只望旧知识分子的头上戴，而且几乎在任何运动中，对于知识分子的‘评定’，都是断章取义，不问发展，不问联系——要不然只追究‘坏的’联系，——这样就造成了：我发展，你不发展的严重偏差!于是高墙耸立起来了，呜呼!”
《1957年：乌昼啼——“鸣放”期间杂文小品文选》1998年版。
转引自刘鹤守编《时文专题汇编》（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