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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宇:我们的道德现状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意识的培养是一种现代德育。虽然公民意识内容复杂,但显然有两个要点:一是公民的权利意识,一是社会道德观念。社会道德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可或缺的,譬如诚实、爱心、守信、敬业、责任感和正义感等,都是维持社会健康发展所必需的。

  我们社会道德现状可谓有目共睹,以致“堕落”已成为某种共识。有一个词叫做“道德底线”。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多么不道德,多么堕落,也该有一个最低限度,不至于再往下滑。可是,我们的社会还有道德底线吗?哪里是那个可以支撑的最后防线?

  看看来自媒体的报导吧——

  一个老人突然病倒在大街上。街上车水马龙,然而,没有人向他伸出手,所有车辆都绕他而行,没有谁停下车把他送进医院。

  一个少女在大街上遭到强暴,招来成群的人围观,人们竟然欣赏暴行而不去制止暴行。

  一支浩浩荡荡的官员车队开上一个桥头,把女中学生挤下了桥。车队停了下来,却并不下水救人,而是眼睁睁看着女中学生在水中挣扎,最后沉没,结束了她如花的生命。

  一个女人因吸毒而被强制戒毒。但她家中有一个3岁的女儿无人照看,需要交待给别人。面对她的苦苦哀求,面对她跪在地下悲痛欲约的哀号,警察竟然无动于衷,以致3岁的女孩儿活活饿死在家中,而且腐烂发臭之后才被从发现。

  我们的社会怎么了?竟然如此冷漠!老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可是,在我们的周围,这话已经让人生疑,因为一些人的心的确不像肉长的,而是特殊材料造成的。

  夜晚,一个姑娘被警察从街上带到了派出所。她被指控卖淫。警察似乎很善良,说愿意为她保密,条件是交几千块钱。姑娘不承认卖淫,当然也拒绝交钱,于是被关押。最后她跳楼自杀被送进医院,经医院检查:她是处女。这样的“处女卖淫案”竟然在不同的省份接二连三地发生。晚上打牌没钱了,就到街上去“找钱”。于是,纯洁女孩子就成了“卖淫犯罪分子”,开不动的破车竟然因超速行驶而被罚款。国家公务员应该是公德水平较高的群体,却堕落到这种地步,我们的道德底线真不知从何谈起。

  对于社会道德堕落,有人将其归于西方文化的影响,说什么“国门打开了,难免会飞进几只苍蝇”。其实,苍蝇并非从窗外飞来的。因为西方并不像我们这样堕落。苍蝇是腐败物滋生的,是我们的土产,地道的国货。有人则将其归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它绝不是改革开放或市场经济的产物,不健全的市场可能会助长它的膨胀,但病根不在市场,而更多在于改革开放之前那段历史的文化遗留。

  现在4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记得,我们经历过那样一个时代:“政治挂帅”、“路线第一”、“忠不忠,看行动”、“砸烂”、“火烧”、“油炸”……社会文化中充斥着一些与人类文明走向背道而驰的东西;人情、人性、人道主义都属于资产阶级,因受到反复的批判和否定。我是那一代人,经历过那一切。因而我们不懂得爱,不懂得尊重生命,自己不被当人,所以也不知道把别人当成人。我们的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常常都是颠倒的。比如,打自己的老师,甚至打自己的父母,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政治上的进步。时代曾经努力培养冷酷与残忍,培养出了亲手打死自己老师而不眨眼的女学生,也培养出了把自己的母亲吊上房梁的“可教子女”,也培养了一代缺少正常的人情和人性的“战士”。比如,爱和平是人类共同的美德,而那一代人却渴望战争。这有长诗《献给长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为证:梦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攻下伦敦,攻下巴黎,占领华盛顿,铁蹄踏遍全球,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当这个梦想无法实现的时候,一些人就跨越国境,帮缅共打游击去了。现在,这代人50岁左右,正是中国社会的栋梁,但不知有多少人能意识到我们自身就是“病毒携带者”。

  是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文化已经改变了许多。但是,一个事实不应忽视:文革之后,精神疫区并未得到清理,一些野蛮和丑陋自然不会退场。因此,我们的善恶、是非观念常常不清,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常常混为一谈,甚至英雄与恶魔、光荣与耻辱也分不清界限。也正因为这样,包括在一些世界性的重大事件面前,一些人的立场也很容易让世界感到吃惊:怎么能站在邪恶一边?但只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就应该知道,这算得了什么!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方面,今天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比如诚实,它是各民族都认可的美德。但是,我们正在有力地消灭着诚实。红卫兵一代人相信过许多荒谬的东西,但他们那时是把谎言当成了真理。而今天的人们却学会了明明白白地说假话,越是庄严的场合,越是说假话;越是不相信的东西,越要高声讲。这被理解为生存的需要,因而不丢人。我的一个朋友因孩子撒谎而批评孩子,没想到让孩子教训了一顿。因为孩子正好在电视里看到他在一个会议上讲话。考察今日中国,从家长、老师到单位领导,大都失掉了批评别人说谎的资格。因此,谎言自然大行其道,成为一种集体行为。

  这种状况很值得担忧。因为社会风气被败坏之后,要重建往往缓慢而艰难。现在人们更多地感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但相比之下,只要条件成熟了,这些改革仍然是容易的。而社会道德被败坏之后,即使有了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要修复它也常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原载《联合日报》2004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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