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世纪90年代，已经去世近20年阿伦特（Hannah Arendt）及其著述再度为欧美学术界瞩目，对她的思想重新进行阐释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她的未结集出版的文章和未公开发表的手稿和书信逐渐被整理、编辑出版，1甚至普通媒体上也常能读到援引她的著述中的文字。欧美之所以再起阿伦特热，笔者就视野所及，大致有两个原因：一，苏联、东欧的演变，冷战结束，让人们回首重温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论断和她独特的政治学说，同时，世界进入了一个她担忧的“公共领域的政治”更加衰退的时代，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经济带来新的相对贫困、宗教信仰、民族之间不断发生的激烈冲突等新的现实政治课题，也刺激人们重新研究、评价阿伦特学说的欲望。二，正如在马格利特·卡诺芬所分析的那样，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与现实政治事件有着难以分割、非常密切的关系，可是她思考方法的却是内省方式，2于是，这种孤独的精神生活与公共政治领域的紧张关系是潜伏在著作中，增加了她的思想复杂性、理解的难度和容易引起研究者产生不同的、对立的阐释，成为争论焦点。但是，阿伦特的著述在今天中国内地的传播，却是另一番景象：没有像施密特成为研究者们追逐的热点，甚至还不远不如保守主义的斯特劳斯那样为人熟知。阿伦特及其著述在中国遭到冷遇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她直接、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实践。然而，值得欣慰的，江苏教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这是内地出版的第二本阿伦特的著作中译本。拙文从阿伦特与“左翼人士”3的联系与分歧这个视角出发，结合《黑暗时代的人们》所收的文章，简略地勾勒她的政治思想的一个侧面。
一，《极权主义的起源》和左翼人士
根据伊丽沙白·杨—布洛赫的传记（《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1982），记述，《极权主义的起源》自1945年底开始写作。最初计划是由“反犹太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帝国主义”三部分组成。41947年阿伦特调整了计划，准备在第三部分中，和在前几年已发表的论著基础上写出的前两部分不一样，必须从头开始通过苏联的事例来追究本质的事物。 这一新计划的产生，很重要的原因是：二战结束后，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乌克兰饥荒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等被封锁在铁幕后的旧闻更详尽地传入西方文化界，特别是战后斯大林再度强化“红色恐怖”手段（按照阿伦特说法，二战时期，由于战争，斯大林极权主义统治得到短时期缓和）——和纳粹有类似性集中营——古拉格的传闻引起阿伦特对苏联体制的注意。5当然这些都和周围的人们对她的影响不无关系。正如挚友汉斯·约纳斯在阿伦特追悼会上的致辞所述，阿伦特是个天才的社交家。她的一生广泛交往的友人中不少是“左翼人士”。1963年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友人杰哈特·肖莱姆(Gerhard Scholem)对这本书也十分不满，写信给阿伦特，指责她在书中对纳粹时期的犹太人评议会的批评。肖莱姆在信中说，阿伦特属于左翼知识分子，阿伦特在回信中否定这种将自己归属于“左翼”说法。6但是，肖莱姆的左翼说也不是没有一点“依据”：阿伦特的父母都是社会党党员；她的前夫君特·斯特恩（Günther Stern）一直保持左翼立场，战后作为著名记者(笔名Andens)依然积极地对西方社会进行批判；她佩服的、认为很有才华的瓦尔特·本雅明、加缪、奥登也可以归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知识分子”行列；她虽然很厌恶阿多诺，但是早年与阿多诺也有过交往。7作为“左翼人士”对她影响最大的要算她后来的丈夫布吕舍（Heinrich
Blücher）。布吕舍加入过德国共产党，参加过卢森堡、李卜克纳西组织的斯巴达克团，亲历过1918年德国革命。她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明确说：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布吕舍把不关心政治的自己引向专注于政治思考的。8由于使用非母语——英语写作，此书撰写过程中，阿伦特得到“极有才气的”俄国血统犹太人、年轻的文学史学者凯金的不少帮助。以后凯金在《纽约的犹太人》(Alfred Kazin, New York Jew ，1978)一书里提到：1950年夏与阿伦特夫妇的交往：当时《极权主义的起源》书稿已经基本完成，阿伦特夫妇俩经常围绕共同的哲学话题进行讨论，讨论时那兴奋和喜悦的样子让人难以想象。9我们从《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援引的文献也可以看到布吕舍对该书第三部分《极权主义》写作的间接影响。比如阿伦特引用的《在斯大林秘密机关工作》（Walter G.，Krivitsky， In Stalin’ s Secret Servuces, 1939 ）是1937年逃往巴黎的原苏联秘密警察克利维斯基的回忆录，言及布吕舍的朋友——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勃兰特拉在莫斯科指导下，1923年举行过“德国10月革命”，最后成为失败的替罪羊那段历史。布吕舍参加过1928年勃兰特拉建立“反对派”，与勃兰特拉的往来保持到30年代初，所以，当年布吕舍直接或间接听到过勃兰特拉对莫斯科的抱怨。10又如，萨瓦林的《斯大林》(Boris Souvarine, Stalin：A Critical Survey of Bolshevism,1939)和图兹恰的《斯大林》（Isaac Deutscher, Stalin：A Political Biography，1949）也是阿伦特引用的文献，前者曾是法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后者是波兰犹太人，早年加入波兰共产党。两者也和克利维斯基一样，最后是遭遇被莫斯科清洗的命运。所以，阿伦特写完前两部后，酝酿写作第三部的计划，受到丈夫布吕舍及其他“左翼人士”的影响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不是不可思议的。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还引用了“研究布尔什维克主义卓越的专家”沃特马·古里安的著述。古里安曾师从马克思·舍勒和卡尔·施密特，30年代初和阿伦特相识，阿伦特以后不仅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收入了追忆古里安的文章[第九篇《沃尔特马·古里安的人格》（The Personality of Waldemar Gurian），是1955年为《纽约书评》的纪念古里安逝世专辑写的追悼忆这位友人的文章]，而且，1953年曾特意为古里安的《布尔什维克：从开始到苏维埃共产主义》（An Introduction to Soviet Communist,1952）一书写了书评《理解共产主义》（Understanding Communist）。在书评中，她盛赞古里安的著作“是据我所知的、最好的批判地讨论布尔什维克历史的著作”，准确地把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归结为三个特征：一，斯大林体制是从马克思开始，经过列宁发展而来，是一贯的；二，布尔什维克是世俗宗教；因为彻底世俗化造成失去了超越的目标；三，把完全追求现实作为终极目的，体制上只能转向极权主义。11这篇书评也显示了阿伦特受到古里安的启发，开始转向对马克思思想的关注、研究，注意到与纳粹种族主义相比，马克思思想中含有的西欧传统的要素，因此某种程度上被正当化了，世俗世界很难避免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方法诱惑。12从2002年出版的《思索日记》(Denktagebuch), 来看，虽然1951年阿伦特就开始思考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论述，但是，比较集中思考马克思劳动观是从1953年春开始，这些思想，以后都在《人的条件》中系统地表述出来。
《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把苏联古拉格集中营制度和意识形态宣传一起作为与纳粹政权类同的极权主义体制的标志，但是因为时代的限制，除了利用“原共产主义者”的回忆外，该书中缺乏更加翔实的印证材料。13所以，人们批评这部著作“不是历史的描述”、“过于哲学般论述”，14在这篇书评中阿伦特还间接地回答了这批评：
古里安选的主题是历史学家们感到最困难的一种。即使由最值得信赖的历史学家来准备苏维埃研究，也会为实证资料不充分发愁。苏联的档案馆从来没有公开过，我们不清楚布尔什维克体制是否会留下叙述实际的历史的资料。不幸的是，在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们也越来越对出典失去了兴趣，关于苏联的研究文献中，也越来越显示出这个趋势。因为关于这个主题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不得不依赖二手资料。其他的学者往往因为资料欠缺，利用苏联政府提供的材料，屈服于布维什维克的宣传，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材料比体制的牺牲者和个别政府官员自白更加容易到手。古里安没有跌入这个陷阱，解决的办法是避开单纯的叙述事实，集中力量分析意识形态。15
阿伦特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因为写作目的是为了使得自己的主题能够在未来世代的关心和记忆中留下来，所以要把历史记述高度正当化”。16 这一经验值得研究现代中国学人注意，问题是如何提高自己的学养。50年代后，不仅可以利用1945年开始写作时未能利用、逐渐出现新的实证材料，比如，纽伦堡审判的记录、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报告。所以，后来该书第三部分几经补充、改写。1955年的德文版和1958年英文第二版都增加了《意识形态和暴力》一章；60年代因为中国文化革命的兴起，又开阔了阿伦特的视角，1968年再版的英文版第三部分的《结语》和《序言》部分又作了改写。然而，阿伦特也坦率承认，所掌握的材料和文献，对于中国的了解程度还不如30年代苏联，可是，她认为：即使苏、德、中三国因为国民历史传统不同，表现出来类型有不少不同的地方，但是这些相异之处，都与统治形态没有直接的关系。极权主义统治与其他专制、独裁统治不同的标志：“所谓极权主义，就是无论谁都不能与它共存的唯一的统治模式”。17另一方面，阿伦特看到斯大林死后，随着权力斗争和集体领导，赫鲁晓夫掌权以后的苏联已经不是严密意义上的极权主义体制了，但是，她指出，只要苏联的一切权力不是在根本上合法的话，处于一种“无法”状态，那么就有可能不用伴随大的动乱突然回复到极权主义形态。18这两个论断，很值得前些时候围绕如何区分极权主义与右翼独裁、专制体制展开论争的中国学人注意。
二，原共产党员和历史主义
1948年阿伦特曾在纽约的左翼知识分子和工人聚会的场所——兰德学校（Rand School ）进行过演讲,这学校有许多她的左翼朋友，她的那次演讲，首要的话题批判美国左翼知识分子40年代出于对苏联的失望使用的所谓“反斯大林主义”口号。阿伦特尖锐的警告，虽然是批评当时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特有的幼稚错误，19但是，对今天中国读者也不是没有教益的。阿伦特指出，“反斯大林主义”并不反布尔什维克主义，也不反对极权主义是要害。就如“反希特勒主义”是罗姆或者施特拉瑟兄弟出自纳粹党内的反对派一样，“反斯大林主义”最早出自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如类似的还有“反布哈林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反托洛斯基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的斗争”等等。这样的口号带来两个危险：第一，混淆敌我。德国不少往昔的纳粹主义分子今天也是坚决的反斯大林主义分子、铁托也是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并且还会把真正的反极权主义者同敌人放在一起。第二，最具有危险性的，即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变得僵硬了。原因是他们不愿正视自己的过去，坚持过去的信仰，不愿意对照经历的过去的事实重新反思——把那个时代所有的激进的运动和俄国革命等同起来，更加痛心的是对俄国革命幻想完全破灭之后，还坚持这样的立场。20
在1951年的《鸡蛋的呼声》、1953年的《原共产党员》两篇文章中，阿伦特把抛弃共产主义信念的人分成两种：“原共产党员”(Ex-Communists)和“前共产党员”（Former Communists）。所谓前共产党员，是指知道了斯大林体制真相脱离党后，大多不会再以政治为职业，不去追求替代旧信仰的新信仰那些人。他们不以自己的全部才能和精力去与共产主义体制斗争，典型人物是毕加索。阿伦特生活中交往的左翼人士大多数只是这种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原共产党员是指那些退出共产党组织后，公开、积极投身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那些人。他们精通对手（以前的战友）的手法，在自由社会充当和共产主义斗争专家的角色。往往因为他们的存在，前共产党员被人们认为在品质、诚实，
对共产主义的危险性的认识等方面不如原共产党员。可是，阿伦特认为这样的原共产党员在自由社会中孕育着新的危险。21她以到了美国后叛变的原苏联间谍强伯斯（Whittaket Chambers）为事例,来说明这些原共产党员斗争中往往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比如，极权主义社会中，通过告密使被统治者感到恐怖，于是，被统治者们也加入告密者的行列，所谓不成为龙就不能与龙斗，于是，告密成为社会的风气。显然，阿伦特是指当时原共产党员配合麦卡锡主义的告密，使得美国的公共政治领域的民主传统进一步衰退，造成社会危机。50年代初，背离共产主义信仰的原左翼人士或原共产党员的告密得到麦卡锡主义的默认甚至公开的赞扬。对此阿伦特感到非常忧虑和愤怒，促使她以后写出捍卫、恢复美国革命传统的《论革命》。22阿伦特分析原共产党员之所以会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与共产主义斗争的根源：还是和他们的对手一样——迷信于历史主义的原理：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历史使命，自己的行为不仅是政治行为，是历史瞬间的表现，是在创造历史；他们强调只要目的崇高，就可以不择手段。阿伦特指出，他们所谓的与共产主义斗争本质上依然是党内斗争一种，其错误所在：一，人必定要死的，决不能见到历史的总结（目的），二，人不仅见不到历史终结，也不可能知道历史的目的。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不可能对未来做出预言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欧伟大的政治传统一直懂得这一点，把它作为一种难以克服的困难来解释。23她的对历史主义的警惕侧重两个方面，在以后研究中逐渐体现出来：一，批判所谓“不敲碎鸡蛋不能做成蛋饺”那样把行动混淆为目的和手段，把私人领域的生产制作的概念，偷换成公共领域里的参与政治概念；二，剖析通过“用目的使得手段正当化”在公共领域活动的政治人物。24
1954年阿伦特向美国政治学会提出的研究报告《最近欧洲哲学思想中对政治的关心》（Concern with Politics in Recent European Philosophical Thought），对法国左翼存在主义被黑格尔主义同化作了评价。她赞赏加缪、马尔罗坚持传统的美德，拼命抵制从自我沦落为虚无主义；批判萨特和梅洛庞蒂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行动指南，以为自己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能解决一切问题是一种幻想，在行动领域里只要赞成革命都被作为许可的——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25阿伦特著不为左翼知识分子占优势的法国文化界接受，《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分，以《极权主义体制》（Le systéme totalitaire）的书名、第一部分以《反犹太主义》(Sur l"antisémtisme)的书名的法文版分别在1972年、1973年在法国问世。阿伦特去世之前，完整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未能在法国出版，受到法国读者关心的著作只有《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三，《黑暗时代的人们》的褒与贬
《黑暗时代的人们》收录了10篇关于人物评述的文章，评述与共产主义思潮有关的“左翼人士”的，除了《沃特马·古里安的人格》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两篇之外，还有1966年对尼特尔的《卢森堡传》写的书评（J·P·.Nettl, Rosa Luxemburg）和对同时代的布莱希特简洁的评传《对约彼特的原谅》(What Is Permitted to Jove)。
1963年写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开始，阿伦特集中思考极权主义社会里个人伦理责任问题——政治道德问题。她认为，在极权体制下能够坚持拒绝服从邪恶立场的人，都是只由自己来做出判断的人，既不是他们拥有更好的价值体系，也不是自古以来判断邪恶、善良的标准植根于他们的精神或良心中。当面临一个一个问题时，他们并不是自动地调动相对应的先天具有的乃至后天养成的所谓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他们自己质问自己，这样做结果是否能安心地活下去。会做出这样判断的人，是出于能有扪心自问、自己与自己对话的习惯，而不是掌握了高度发展的知性或受过什么道德的洗炼的缘故。26那些掌握了高度发展的知性或受过什么道德的洗炼的知识分子往往受到“要达到善、要遵循道德”的诱惑，为了某种道德体系做出错误判断。所以，阿伦特在《对约彼特的原谅》中指出：“最可怕的是要达到善、要遵循道德的诱惑”。27她认为，布莱希特对苏联革命事业抱有幻想，乃至会误入歧途，写出《斯大林颂》这样的作品，他企图行善、帮助弱者，却与邪恶结成同盟。28阿伦特对作为文学家的布莱希特能否与政治保持距离，保持自主的姿态，接受、认识事物本质——那种能力与意志表示怀疑。以后在《真理与政治》一文中又针对布莱希特强调：诚实孕育出判断能力。如果缺乏这样的诚实，“诗人因为实际生活的罪责，遭到了诗神的惩罚”， 完全丧失了才华和灵感。29
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的第一篇《论莱辛》说莱辛的伟大就在于不为同情诱惑；认为布莱希特误入歧途，使得自己的作品毁灭的原因却是他饥饿的人们的同情，30他与罗伯斯庇尔、列宁一样有强烈的同情——冲动，几乎是一种洁癖，要和饥俄的人们一起反抗。追求自由。卢梭最初倡导的政治道德同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最充满同情心，与无知的大众的区别就在于能够把他们的同情的冲动转换乘“愤怒”的冲动，把这种同情让拒绝被同情的人接受那就转化为怜悯。31前一年在《论革命》中，她更详细阐释了“同情”。法国革命中罗伯斯庇尔等人因为同情人们饥饿的肚子，企图解决属于社会领域（近代产生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领域）问题，放弃了最重要公共领域自由的追求。她指出，同情只是一种内在感情，是不能言传的。一旦善行公诸于众，仅仅是为了行善而行善。革命者如果表白“同情”，就已经堕落为徒有外表的“伪善”；32另一方面，同情转化为怜悯的结果，把道德作为底层人民的专利相信私有制必然孕育犯罪。最后发展到相互揭发“革命队伍”里伪善者，革命暴力恐怖必然而至。阿伦特在文章最后说：如果诗人像不肯浪费怜悯的“怜悯BB”（布莱希特的小名）那么，在这个世纪，也许无论在什么时代，要做一个诗人是困难的。33这里阿伦特以布莱希特为例，不仅提出诗人政治伦理责任问题，也提出了她关于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观点。
从布吕舍的经历，我们可以推测阿伦特为《卢森堡传》写书评并非偶然。1955年，在研究报告《最近欧洲哲学思想中对政治的关心》的基础上，她在加大伯克莱分校开设“欧洲政治理论”研究班（seminar）。那是她最初在大学的讲课，深受学生欢迎，选修人数超过百人。她曾对学生讲解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把这个研究班叫做“斯巴达克团”，有的学生开玩笑的说：“卢森堡（指阿伦特）来了！”她高兴得很，告诉老朋友自己获得了难得的“称赞”。可见卢森堡在她心中的地位。也就是在讲授《论俄国革命》，对卢森堡思想分析、评价的过程中，萌发了写作《论革命》构思。34阿伦特和卢森堡一样否定列宁的关于革命论诸论点：非工业化国家的革命组织少数人严密的领导集团是对革命有效的；如果战争是促进革命的要因，那么无产阶级应该欢迎战争等等。她赞赏卢森堡的“与失败告终的革命相比，被歪曲了的革命更加恐怖”的观点。35她肯定卢森堡资本积累论，认为资本积累并不是像马克思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原罪那样的只发生一次的事件，或者只由最初的资本家来进行的唯一一次掠夺行为，然后就引发出一个积累过程，按照它的内在规律或“铁的必然性”运作直至最后的崩溃。相反，为了保持整个系统的运作，这种掠夺必然是一遍一遍重复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生产它自身的矛盾并“孕育着革命”的封闭系统，相反，它不断以吞食外部要素为生，不会因为“铁的必然性”的帝国主义危机直接走向崩溃。如果资本主义有自动崩溃是可能的话，那也只有等到整个地球表面都被它征服和吞没之。36即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对立的；卢森堡的“共和主义”与争取无产阶级经济利益相比，更多强调论的人的主动性、自发性争取政治权利。《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部分《帝国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分析明显有继承卢森堡理论痕迹。虽然阿伦特不想卢森堡那么认为社会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矛盾、危机唯一的途径，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样也是现代产业社会双胞胎，也同样存在把人的一切包容到社会系统内去的危机。37阿伦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一段在发展了卢森堡的思想的论述值得我们注意：
与各种理论和意识形态不一样，根据我们的经验，随着资本主义兴起，依靠生产资料进行的掠夺过程是不会终止的。只有独立于经济各种力量及其自动过程之外的法的、政治的各种制度才能控制、检定这个过程各种各样异常的状态。……捍卫自由，就要使统治权力和经济力量分离，采用马克思的用词来表达，即国家及其宪法不是上层建筑。38
也就是说，与卢森堡重视经济体系相比，阿伦特更注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认为要争取经济领域的公正保障，要抑制掠夺、剥削唯一的方法，公共政治领域与私人经济领域分离开来，先捍卫个人参与政治的意志自由，实现民主的共和制度，才有可能解决大众贫困问题。39这一见解和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很接近。人们常误认为阿伦特是无视经济领域公正问题，其实，《人的条件》、《精神的生活》中，她强调自由参与政治对话的“活动”权利，优先于“劳动”和“工作”，强调作为人存在的条件——参与公共政治领域权利是先决条件，劳动只是维持人的本能肉体生存欲望，批判马克思的三个命题，都源自这个出发点。40
阿伦特精辟分析：德国（乃至西欧其他国家）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中像本雅明、卡夫卡那样杰出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会不考虑自己被孤立、边缘化的后果，走在时代前沿，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犹太人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明显是绝对重要的。这一点可以从他们著作中的绝望的表达得到证明，因为自我归属同一性的矛盾，乃至对作为整体的西欧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也产生怀疑，其中有些人把注意力投向马克思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不仅批判社会、政治现状，还思考思想、政治领域的整体问题。41
这一分析也适用于她自己。
注释
1，如Essays in understading,1930-1954, Edited by Jerome Kohn, Harcourt Brace, 1994;. Denktagebuch, 1950-1973 (Volume1&2), Edited by Ursula Ludz and Ingeborg Nordmann, Piper Verlag GmbH, 2002 等。
2，14，マーガレット·カノヴァン：《アレント政治思想の再解釈》（Margaret Canovan, Hannah Arendt 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1992，东京：未来社，2004），页16-17；28。
3，拙文中的“左翼人士”，不仅指共产党员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还包括信仰、同情共产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
4，“种族帝国主义”概念出自1942年出版的法朗士·纽曼的《比希莫斯》（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4.单世联把它译成《巨兽》）。
5，10，16，22，24,26，34，エリザベス·ヤング＝ブルーエル：《ハンナ·アーレント伝》（Elisabeth Young—Brue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东京，晶文社，1999），页281-285；190-191；282；289；500；501；502；502p；528—529；.396--397。
6，孙传钊编：《〈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页154-166。
7，和阿多诺关系变坏导火线是1930年阿多诺审查君特·斯特恩提出的申请教授资格的关于音乐哲学的论文，以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研究的理由否定，阿伦特气愤地说：“今后不要那个人进我家的门。”（前揭エリザベス·ヤング＝ブルーエル：《ハンナアーレント伝》，
页130-131。关于阿伦特对阿多诺在30年代失节的批判，详细参见拙文《阿多诺的“硬伤”》，载《博览群书》2005年第5期。
8，前揭《ハンナ·アーレント伝》，页185—188。关于布吕舍对阿伦特思想的影响，另可参见G. Gaus, Zur Person, Munich,1965,SS.19-20。
9，アルフレッド＝ケイジン：《ニューヨークのユダヤ人たち》（東京：岩波書店，1987），页103-104。
11，12，15，19，20，21，23，25ハンナ·アーレント：《アーレント政治思想集成·2》（Essays in understading,1930-1954，東京：みすず書房，2002），页193-198；9，10-13；230；81，237-238；278，289-294。
13，值得欣慰的是在半个世纪后，2003年美国女学者安妮·爱泼莱芭姆获得普利兹奖的巨著《古拉格——一段历史》（Anne Applebaum：Gulag:：A History）问世，在俄罗斯人自己陷入了“忘却的陷阱”的今天，再现了那段20世纪最为悲惨的往事。
17，18，ハナ·アーレント：《全体主義の起原·3·全体主義》（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Part Three Totalitarianism,1968,東京：みすず書房，1981），緒言、
页9；22。
27，28，29，30，31，33，35，36，41，ハンナ·アーレント：《暗い時代の人々》（Hanna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1968，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88），页285；286；286—287；301；71，54；231。
32，阿伦特：《人的条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56。
37，川崎修《帝国主義と全体主義》，《思想》，（東京：岩波書店，2003年第三期），页15—16。．
38，Hannah Arendt, “Thoughts on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Crises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2,p.173.
39,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Press,1963,p.60.
40，三个命题：劳动创造了人类、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哲学家任务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