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也即夏历丁酉年，是个史无前例的年头。这一年的“阳谋”之术、这一年的文字狱规模、这一年带给知识界的灾难、这一年给国家发展和社会风气带来的戕害，都是史无前例的。
这一年出现了一种新式武器，叫做“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中共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大张旗鼓地号召帮助党整风，于是民间把发表意见称为“鸣放”，有好事之徒更渲染其为“大鸣大放大辩论”。未几，毛泽东就把它接了过来，为我所用，大力提倡，一时竟风靡全国，到“文化大革命”时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75年修改（实际上是重订）宪法时，成了只有三十个条款的宪法全文中的一条。这部宪法，通篇是毛泽东语录的集句，而宪法第十三条所写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也基本上照录了毛泽东的原话。
在这四个“大”中间，“大辩论”处于核心的位置：不仅内在的逻辑关系是这样，而且从1957年开始的“革命实践”也完全表明了这点。从内在的逻辑关系看，鸣和放总有不同意见之争的，因而辩论就成了关键的环节；至于大字报，那只是鸣、放、辩的载体而已。从二十年的实践过程看，最热闹、最精彩、最能不断“创新”的也在“大辩论”这个环节。正如毛泽东说的，“所谓百家，其实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而这两家就得你死我活地斗，没有“大辩论”何以体现这个“斗”字？鸣也吧，放也吧，不过是让人家“把毒素吐出来”，让群众看到“世界上还有这些丑类”，然后好“聚而歼之”。这便是实行“四大”的根本目的。所以毛泽东赞赏“四大”，归根到底是赞赏这个“斗”字。如此看来，毛泽东去世后1978年重写的宪法把“四大”改放到公民权利项下，倒是有违毛泽东的初衷的。
就我的经历来看，印象最深刻最难忘的也就是“大辩论”这个环节。就说1957年的整风反右吧。当时我已从复旦大学毕业了三年，在上海市委机关某部工作。记得毛泽东在头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当年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我们都听了正式记录稿传达，可是这个讲话在六月份发表时作了很大修改），号召大家敢于说话，帮助党整风，还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之说来激励，信誓旦旦地承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很受鼓舞，言路逐步开启，舆论渐趋活跃。党中央随后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人士举行多次座谈会，诚意可掬地说要听取意见，这一切都是斯文地、有序地进行着，从未听说发言者有什么失态以至“猖狂”之状。大概某些高等学校的气氛激昂热烈一些，但是情况并未见诸报端，整个社会依然是平静的。至于一般机关单位，比如笔者所在的单位，只在例行的政治学习或党团组织生活中进行学习、讨论，从年初到五月底，大字报一张都没有出现。所以，要在“鸣”和“放”字前加上个“大”字，似乎有什么大张旗鼓、铺天盖地之势，实在有点高估了它。1
但是到了六月初，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打响了反右枪声以后，国内局势陡然升温，浓烈的硝烟迅速在空中弥漫开来，这才真正出现了乌云翻滚的态势。报纸上一篇又一篇批判文章接踵而至，许多单位“闻风而动”，大字报才真的铺天盖地而来。我们这样的市级机关也不甘落后，大字报由少而多地逐步出现，后勤部门连忙搭支架、拉铁丝，供张贴或悬挂大字报之用。内容都是政治表态，痛斥报上披露的“右派言论”。这时的声势可谓大矣，不过已不再是大鸣和大放，而是“大辩论”的范畴了。
随着运动的发展、上级的催促，机关里必然要找些具体的靶子来进行“辩论”、也即是批判。上哪儿找呢？一是翻政治学习会议的记录。例行的政治学习，上头总要大家认真读报、联系思想、提高认识。既然是学习嘛，大家也就畅开思想，无话不谈，对报上刊登的鸣放言论发表看法，有表示赞成的，有表示一分为二的，更有提出种种疑问向会议求教的。这些言论已经记录在案（有不少由于记录者的差错而断章取义的），现在都成了“辩论”的靶子。经过一番“辩论”，凡是对报上鸣放言论有所肯定的（那怕只是部分肯定），便成了附和或支持“右派”；凡是对时政有所质疑的，便成了怀疑党的政策或反对党的领导；凡是为自己作解释或辩护的，便成了坚持资产阶级立场，而且还会七钻八找，从当事人的解释和辩护中挖出更可怕更严重的“右派思想”来。二是召集支部会议，动员大家“向党交心”，坦陈自己运动以来的思想情况。说是通过交心提高认识、过好社会主义的关，实际上又是一场欺骗，凡是虔诚地检查自己、暴露了对运动的不理解或是疑虑的，全成了立场问题，进而又上纲为“为右派辩护”、“和右派是一丘之貉”、是“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正是这样，“大辩论”的卑劣无信、蛮横无理，就一步步地展现开了。奇怪的是，有的人在学习或组织生活中很少发言，或是敷衍应付、说点空话套话的，往往倒能躲过一劫；那些善于察言观色长于政治投机的人，当然更不会有事，他们早就在窥测方向准备出击的了。
下面就具体谈谈个人在这期间的遭遇和体验。
笔者从学生时代起一贯关心国家大事，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在复旦期间的政治理论课，包括中国革命史、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门门优秀）。苏共“二十大”以后，同许多赤诚的共产党人一样，满怀忧虑地关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关斯大林问题的讨论。党中央先后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个长篇文章，自己逐行逐段认真学习，在文件上划圈划线，加上批注，在反复的理性思考过程中，深感反对个人崇拜、加强民主建设的重要。整风运动期间便在政治学习会上提出这一问题，认为从苏联、中国到东欧，每个国家都对各自的领导人崇拜备至，甚至对某一地区某一单位的领导人也惟命是从，不能有丝毫的异议和批评，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应该改变。迷信领导个人，甚至把个人的每句话都视为金科玉律，对党和国家没有好处，只会带来危害。同时，我总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斯大林的错误长期延续，一直要在他死后才能提出并加以纠正，这是为什么？像苏共这样伟大的政党、像社会主义这样优越的制度，理应具有克服自身弊病的能力、而不应等到领导人死后才来纠正。之所以没能做到这点，说明党和国家的制度还存在某种缺陷，应该以此为鉴，作出某种补充和调整。至于什么补充和调整，当时还说不上来，只是模糊地觉得应该是消除个人崇拜、建立民主机制之类。这些问题，完全是出于改善党的领导的心情提出来的，而且是在学习讨论过程中提出来的，谁知竟为“大辩论”提供了活的靶子，成了那些正在寻觅猎取目标的小人的囊中之物。
于是转入“大辩论”以后便出现了精彩的“驳论”：张某某提出个人崇拜问题，实际上是要否定领袖人物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是否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实际上是要瓦解党和革命运动。张某某认为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缺陷，这是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提出要作调整和补充，实际上是要篡改社会主义制度，妄图用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取代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几个“实际上是···”就完成了“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就把你“披着的革命外衣”剥下来了。
作为当事人的我当然不服，申辩说：我的意思是要改进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不是攻击、也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答曰：这只是你的托词和借口，只是你披的外衣，你的本质就是要否定和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嘛！
当事人又申辩说：不是提倡让人讲话、提倡共产党员遇事要独立思考、反对盲目性吗？答曰：你的独立思考，就是不相信革命领袖，就要把自己的想法凌驾于领袖之上，你是在用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代替对革命领袖的崇拜！
当事人又申辩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就提到了消除个人崇拜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呢？答曰：《再论》里已经讲得够全面、够清楚的了，你为什么还嫌不够还要进一步讨论呢？革命人民都想得通，就是你想不明白，这不是政治立场问题吗？这不是另有目的吗？
······
这能叫做“辩论”吗？纯然是乱扣帽子，横加罪名。但在当时，这是盛行全国的逻辑、上行下效的方针，名曰“上纲上线”，上头提倡之，报刊宣传之，各级推行之。每次“辩论”总有些骨干得风气之先，创造性地上纲上线，形成一种真理在手、万夫莫挡的气势。其他人不得不跟随其后，学习这种上纲上线的思路，以便跟上形势，借以自保。如果某单位一时形成不了这种气势，上头就要点名，就要来反右倾了。于是，随着“辩论”的深入，总有越来越多的人向那些“左派骨干”靠拢，一起加入这出上纲上线的大合唱。而被批判者，最后也得学会给自己上纲上线，否则是绝对过不了关的。
上面说的还只是一件事情。当时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在中共召集的座谈会上提到：经济建设有种种设计院，政治方面也该有设计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应该成为这样的设计院。这个后来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纲领的发言，刚在报上发表的时候大家都不认为有错。笔者在学习讨论时认为，国家当然要有政治方面的设计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本来就是这样的设计院。章伯钧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看来是人大、政协的作用没有发挥好，有些事情只是走走过场。我这样说有什么错呢？即使按照当时的通行语汇，全国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政协是中共领导下的政治协商机构，那末，国家的大计方针难道不该由它们来设计、讨论、决定吗？如果按照现代的民主宪政观念，这更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可是，那次“大辩论”的结果却是：国家大政方针是要由共产党中央来设计的，人大和政协都不过是共产党领导下用以团结人民的机构（或工具），党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机构（或工具）把自己的主张变成国家法律、然后再在全国实施的；你赞同全国人大拥有设计之权，这是在支持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纲领，这是要否定和取消党的政治领导，妄图用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取代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在党的组织生活中，上头号召大家向党交心，汇报运动以来的思想情况。笔者十分虔诚，认真地梳理了一番，如实汇报了运动以来的一些想法。基本的意思是：这次运动是以号召各界帮助党整风开始的，人家提出了种种意见，党应该按照事前承诺的那样，有者改之、无者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意见中有不当的、错误的，可以批评甚至批判，但是不要一棍子打死。对于当前这种大张旗鼓猛烈打击的做法，心里不能理解。解放那么多年了，经过了许多政治运动和教育，怎么还有那么多右派呢？报上说了，右派就是反动派、反革命派，那些出生入死追随革命几十年的老党员、那些长期与党合作的民主人士、还有些刚进大学的青年学生，怎么都成了右派、反动派、反革命派了呢？心里还想不通。说实话，我是不赞成运动的这种搞法，觉得这样做在政治上违背承诺、有失诚信，觉得这样做混淆了敌我，把大批同志和朋友当成了敌人。但我不好直说，只能委婉地说、通过思想汇报的形式加以表达，事实上只有相信党、忠实于党的人才会这样做的，才会说这番真心话的。可是这一番心里话，经过“大辩论”，也都成了向党进攻的罪状。据说这是在攻击和反对党的反右运动，这是在为猖狂进攻的“右派”进行辩护，这就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的“背叛”、成了“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
在上述这种根本无法称为正常辩论的“大辩论”中，当事人只能“低头认罪”并且不断地检查、交代，不可能有任何申辩；否则就是“顽固对抗”，“妄图狡辩”，就会遭到更加声色俱厉的批判，与会者就会作愤怒状、“群情激昂”地打你的态度。作为当事人，我当然想不通，明明是关心国事、关心党的事业，明明是向党交心、学习讨论，怎么都被说成是“反党”了呢？当时恨不能把心掏出来，放在众人面前，以求明鉴，但这是不可能的。同房间（当时我们住在集体宿舍）一位比我略为年长的老兄，被逼无奈，在一个傍晚悬樑自尽了，大概是想以死明志吧。第二天单位里就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宣布他为“叛党”，气势汹汹地声讨他“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行为。无情的现实击碎了我曾经有过的同样的念头：这样去死仍然无法明志，反而遭到更加无情的污辱，我又何必呢？这也许有点苟且偷生的意味，但是我还年轻，我确实想继续活下去，而且我还有年迈的父母和许多关心着我的亲人，如果我走了这条路，会带给他们多大的打击和悲痛呢？
就在“辩论”处于顶牛状态之时（批判者说是反党、被批判者否认反党），批判方逐步强调“本质上反党”的立论。因为像我这样出身良好、经历单纯、一贯被党组织看好的青年人，
要说是存心反党，实在难以自圆其说。于是他们强调张某的行为实际上（或曰本质上）是在反对社会主义、是在向党进攻。之所以会这样，是他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得到改造的必然结果。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不断发展，思想上目空一切，便借口反对个人崇拜而反对革命领袖；由于政治上向往极端民主化，便借口发扬民主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要用资产阶级民主替代社会主义制度；而正因为头脑里充满了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于是在这场运动中就必然地站到对立方面去，为党内外右派辩护。经过这样一番“推理、论证”，一个“实际上”或“本质上”的右派就被打造出来了。
当时被作为“辩论”即批判对象的人，实际上都已无路可走，除非是服毒或上吊。我也身陷这种绝境 。于是主事者趁势出来“招安”：“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啊，“不要固执己见”啊， “端正态度，争取宽大处理”呀，等等。于是我只好接受了“招安”，按照他们的思路，把所有的苦果都吞咽下来，还要从自己记事时候开始，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影响等诸多方面，检查“资产阶级立场观点”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检查“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在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种种表现，写了厚厚一叠，以示自我改造的诚意。真的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可是，写得再诚恳也没用，“宽大处理”同样是句谎话，不仅右派帽子照戴，而且无比虔诚作出的种种自我检查后来都成了给你定罪的补充材料。2
在这场“大辩论”中，不久前还朝夕相处、有说有笑的同事，大多变了一付面孔：有的语出惊人，尖酸刻薄，每句话都是致人死地的罪名；有的奸诈虚伪，软硬兼施，连哄带骗地逼你就范；也有的随声附和，搜索枯肠地寻找可供发言的材料，以示划清界线、以求自保安全。会上如此，会下也都一脸冷漠，生怕混淆了阵线；尽管还在一个食堂用膳，还同住一个宿舍，见到就像陌生人一样。这便是这场“辩论”带来的人性扭曲、世态炎凉。3
劫难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渐渐明白过来，原来自己之所以遭难，实在是过于虔诚、过于听话的结果。凡是政治学习和党内会议，总要认真对待，总要诚恳地联系思想，总要“言之有物”地提建议、发议论。殊不知虔诚遭到了强暴，忠诚遭到了戏弄，所有为党为国所作的思考和建议，桩桩件件都成了致命的罪状。毛泽东说过：“世界上的事情，怕就怕‘认真’二字。”诚哉斯言，“认真”可怕！正是过于认真，认真响应号召、认真学习思考、认真发言交心，总之是认真帮助整风才酿成了灭顶之灾。记得运动进入处理阶段时，笔者曾向主持运动的领导人申明这种种“罪名”多半是牵强附会的，认为批判可以从严、但是处理总要实事求是时，对方却冷冷地说：“这不都是你自己的东西嘛！为什么别人就没有呢？归根结底是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嘛！好好改造吧！”说得倒是轻巧！这种人简直是冷血动物，一台专制机器上的毫无人性的螺丝钉。正是这种人以及他背后这台吃人的机器，强暴了多少人的忠贞，戏弄了多少人的信任，践踏了多少正直者的灵魂和精神，断送了多少无辜者的青春和人生！
“大辩论”，这就是我所经历的第一次“大辩论”，岁次丁酉，时年不足二十二岁。有这种经历的当然不止是我。这是中国几百万知识分子永难忘却的记忆、永难弥合的伤痛。从那时起，诸如此类的“大辩论”就愈演愈烈，终于弄得生灵涂炭、国无宁日了。
（2006年8月写，2008年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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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于说什么“大鸣”、“大放”弄得“乌云翻滚、黑云压城”云云，这无非是毛泽东的文学语汇罢了。之所以要用此类语汇，当然有其心理根源。一则，习惯于君临天下、受人膜拜，从未遇见过公开的批评，如今竟有那么多人来摸老虎屁股，顿感事态严重至极；二则，苏共“二十大”以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营垒里议论纷纷，事件不断，于是神经紧张、杯弓蛇影，一有风吹草动似乎就已黑云压城了。所以，这种语汇正是、也只是特定的心理状态的反映而已。
2几十年后回顾往昔，不免为当年的驯顺无能而汗颜。但在当时，多年的驯化教育已使人处于半奴化状态，独立品格几近丧失，“相信群众相信党”、“要脱胎换骨改造自己”等等观念已深入骨髓，既然“组织上”和“同志们”众口一词地批判，心想自己一定是错了，而且错得十分严重，此其一；其二，客观形势已是山穷水尽、无路可走，只能幻想以从严的批判来谋求一条出路，这也是当年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说到底，知识分子的脊梁骨已被打断，哪还有反抗的勇气和能力呢？
3当然，私下表示同情的人还是有的。同一科室的林大姐，除了在会后给以宽慰外，甚至在一个周末邀请未成家的年轻人去她家吃饭时，让我也同去。不过她和她的先生（都是解放前参加地下工作的老党员）后来也未能逃过劫难，不知道这次邀请是否也成了她的罪状之一。以后我们各自东西，只听说她在平反不久就离开了这个苦难的世界。愿她在天之灵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