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 该论文运用历史分析与相关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历时态”与“共时态”交错的二维向量中，对“新时期”以来二十年，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这一学术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而又深入的历史性考察与分析。该论文认为，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相关性，在“历时态”中着重展现于六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六个时期虽然波折起伏，但毕竟已呈现出较好的走向；在“共时态”中着重表现为两种合力因素（即传统与现代）的不同影响与作用，我们应当更重视现代合力因素，让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在“酿就符合社会民主化的时代精神”、“促使民众广泛的民主参与”、“展示政治领袖们的政治良知与智慧”、“提升政党选择民主模式的能力”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该论文还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特殊性与阶段性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作者的见解。
纵观“新时期”（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二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新时期”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发展已经历了六个不同的历史时期。[1]这六个历史时期，一方面显示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自身发展的轨迹；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艰难而复杂的关系。本论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学术的考察与分析。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拨乱反正期（1978——1982）：
显现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意蕴
“新时期”第一历史时期的发韧，是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其显著标志的。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在当时对新闻界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以中国的新闻界开始摒弃“新闻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新闻的假大空”、要求“新闻注重读者需求”为其鲜明的特征的。尽管这些问题在新闻的学术研究上并无更多的创建和突破（中国早在1956年就曾对这些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但是，颇有回归五十年代新闻改革意味的深刻反思，却以高举中国新闻界的拨乱反正大旗，拉开了“新时期”中国新闻事业改革的序幕。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后段展开争论的“新闻事业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具体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新闻工作要不要坚持人民性”、“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与位置如何厘定”等），已不仅仅是中国新闻媒介一般的“拨乱反正”问题，它已给发展中的中国大众传播事业注入了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意蕴。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新概念新学科引进期（1982——1986）：
为社会民主化进程提供知识与理论
信息概念与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信息概念的引进，广义上讲，是我国自然科学中的三论”（既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影响。但是，具体分析，中国新闻界在新闻媒介中引进并运用信息的概念，却是伴随着八十年代初，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课堂为历史起点的（1982年5月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在北京给中国人民大学作了介绍美国传播学状况的学术报告）。1984年9月，通过新华通讯社李启等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终于正式翻译出版了威尔伯•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在中国出版了第一本全面系统论述传播学的著作。在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新闻界引进信息概念与传播学，不但引发了中国新闻界的一场大讨论，而且，也促使中国的新闻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引发的中国新闻界的一场大讨论，其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新闻媒介究竟是以传递信息为主还是以宣传为主”、“信息传播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等方面。这无疑构成了对我国历来把新闻媒介当成宣传工具的尖锐挑战。因此，“信息是抽象的概念”、“信息传播无视新闻的阶级性”等反面意见接踵而来，一场交锋在所难免。但是，这场交锋在中国政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国际新闻媒介参与信息革命的大趋势下，以主张改革开放者的胜利而告终。这一时期的新闻媒介改革促使并带来了中国新闻传播界的巨大变化，其突出点在于：中国的媒介结构中出现了大批以提供信息，特别是经济信息为主的报纸、广播、电视；反映在媒介内容中，纯信息性的新闻占有了相当的比重；即便在以宣传为主的新闻中，也开始注重大信息量的问题。从此，“新闻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事业”等提法开始趋于流行。在学界这样的提法渐成共识，成为普遍的学术用语。中国的新闻传播界经过五年的努力，基本确立了信息传播的新观念。1988年3月25日当时的中国总理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首次开始使用“新闻媒介”的提法。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监督功能膨胀期（1986——1989）：
从注重自身改革到卷入激进的社会民主化进程
引进信息概念与传播学后给中国大众传播事业注入的生机与带来的巨大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新闻传播界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所至，另一方面，则是信息社会来临的国际化大趋势对新闻媒介提出的必然要求。这一喜人形势的出现，就其实质来看，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在这一时期的前段，中国的新闻传播界亦注重自身的改革。 尽管“提高新闻的透明度”、“改变新闻报喜不报忧”、“新闻报道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新闻媒介要有多种声音”等问题的讨论日见其多，但这毕竟还属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改革关注“舆论监督”问题的范畴。当然，这些新闻媒介改革的观点一但集中于新闻媒介的监督功能，参与政治改革的倾向已逐渐开始明显。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和深入，社会上政治改革的呼声日见其高，加大新闻媒介改革力度的呼声也渐大。这一时期，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相关性急剧加强了。当然，随着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的临近，关于“新闻自由”、“新闻体制改革”问题也开始提出。这一时期的后段，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关注舆论监督等问题的改革走向已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一场处在特殊历史、特殊社会条件下的政治风波。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关注自身改革的情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闻媒介开始卷入激进的民主政治改革潮流。其结局，当然是政府以一种特殊的政治方式制止了这场“政治风波”，这也意味着中止了新闻媒介改革在这方面的发展。尽管这一问题的特殊历史复杂性现在还很难用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改革的观点予以诠释，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在本身的改革中，乃至在介入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对新闻媒介舆论监督等问题上酿就的经验教训，却构成了“新时期”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中值得关注与研究的课题。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反思回归期（1989——1992）:
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间离
政府以特殊的方式解决了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政治风波”之后，政府对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中新闻传播界的问题予以了高度的重视，指出，“新闻界造成了思想混乱”、“在舆论导向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2]1989年11月28日江泽民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上作了题为《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出，我国的新闻媒介必须坚持喉舌性质。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必须在政治上坚持党性原则，因此，任何媒介都理所当然地必须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允许用“人民性”否定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3]由是，中国的新闻传播界开始了一场深刻的反思，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进入了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回归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政治风波”的出现，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相关性急剧地减弱，甚至出现了间离。这是“新时期”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属性拓展期（1992——1997）：
在创造性转换中关注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预示并引发了“新时期”中国大地上的新一轮改革大潮。同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轮改革的大潮，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引发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领域的一场悄然革命。与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第四阶段所截然不同的是，在这一阶段的改革中，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并未以参与政治的激进方式进行，而是以改变新闻媒介获取经济资源的各种方式来进行着新闻媒介的改革。中国大众传播业的“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逐渐被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双向（即政府与媒介）理论认同：在承认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具有上层建筑属性的同时，亦承认其第三产业的经济属性。这一“双重属性”可以说是中国大众传播业的一种“创造”。它虽然不可能达到大众传播媒介改革的终极目标，使其溶入社会民主化的博大历史进程。但是，这种“创造”的效果，却是前所未有地增加了新闻媒介的实力与活力，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由此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处在这一时期，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关系似乎得以一种“创造性的转换”， 使二者之间产生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相关性：政府在无力承担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日益增加的极其巨大的财政开支，但又不能失去对其依赖和控制的情况下，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迅速构筑起了“获得经济资源的权力与有控制地介入社会现实”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政府对中国大众传播媒介“政治与经济双重属性”的认可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业已形成的“创造性转换”格局，为今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提供了独立的经济基础和赢得了独特的发展契机。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社会民主化介入期（1997——至今）：
政府进一步公开倡导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
与前面的第五个阶段相比，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社会民主化介入期所呈出的却是一种颇为独特的状况。第五个阶段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属性的拓展实际上已形成了一种“分离说”：即政府职能与媒介经营相分离；新闻宣传与产业发展相分离；经营性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相分离。这颇有哲学意味的“二律背反”命题，让我们在一种特殊的悖论中深切体会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改革 “并不是以新的体制取代现行的体制，而是在这一体制的框架内，引进一些充分体现了这一体制之核心原则的新型运作机制。”[4] 更为准确一点说，这种大众传播事业的改革“就其总体来说是重构现存体制的内部空间，是对这一体制的改造。”[5] 审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社会民主化介入期，最为突出的是两点。首先，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前五个阶段改革的直接推动力均在新闻传播界内部充分地体现出来，政府的主体性缺乏足够的显现，而处于这一阶段，政府的主体性极其强烈；其次，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前五个阶段的改革均没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直接耦合（处于“监督功能膨胀期”的中国大众传播媒介虽然卷入了“政治风波”，但尚难算作新闻媒介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直接耦合），而处于这一阶段，政府在进一步公开倡导政治改革的纲领中，将新闻媒介的改革与政治体制的改革予以了紧密的结合。至于政府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介入社会民主化的深度与广度如何进一步认定，那将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随着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日益提高，随着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特别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问题，已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
将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传播学的研究中已不少见。无论是社会学家、传播学家丹尼尔• 勒纳提出的“城镇化、教育、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公众参与”理论，还是传播学家威尔伯 •施拉姆提出的“利用大众传播事业推进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理论；无论是传播学家弗里特•罗杰斯提出的“传播是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的理论，还是梅尔文•德弗勒提出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互动”理论……皆在这些方面有所建树。但是，在大众传播事业发展如何促进社会民主化进程问题的专项深入研究上，
特别是对中国这一问题的研究上，传播学界却鲜有较为突出的成果。
当代民主理论的研究正在历时态、共时态两方面呈现出新的研究取向。在历时态的研究取向上，对三次民主化浪潮发展的审视，构成了这方面研究的十分重要内容。国际间一些政治学者，特别是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认为，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大体可分为三次，即1828年至1926年的第一次浪潮；1843年至1962年的第二次浪潮；1974年开始至今的第三次浪潮。特别是始于1974年以来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以其规模大、冲击强、影响深，更是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关注。在共时态的研究取向上，传统合力因素与现代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则构成了这方面研究的十分重要内容。在传统合力因素与现代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研究中，尽管二者各有自己的研究体系，但都认为“单一因素无法实现社会民主化”。因此，寻求诸种合力因素的相关组合对社会民主化进程影响的研究，就成为当今民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我们在研究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时，可以此为分析问题的基本逻辑起点。
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经济新体系的建立——中国“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与世注目的成就。1979年——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10%，处于世界前列，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快速提高，1997年按当年汇率计算，人均GDP为720美元。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在基本保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的条件下实现的。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的快速增长，被全世界公认是成功的。[6]
中国“新时期”以来二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最为关键的是实施了所有制理论与实践的突破。江泽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通过改革实行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实行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们努力消除过去由于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上的不合理而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羁绊，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7]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所有制结构上，“已将非公有制经济由‘制度外’纳入了‘制度内’。即便是对公有制，也对其含义进行了极大的拓展：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8]这些，都前所未有地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民主的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经济发展使民主成为可能。经济增长必然造就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这种复杂的经济体系使推进社会民主化的各种因素极其活跃起来。[9]中国经济体制的顺利转轨，特别是由此带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已构成了中国大力推进社会民主化诸因素中最为基础、最为积极、最为活跃的力量。
中国财富的积累与社会阶层的分化——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因素是，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可供各个团体分配。经济因素，具体说是收入水平因素，决定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层结构的变化，政治因素不再是唯一的。据统计，1995年，以国际通用的五等分法，把社会上20 % 的高收入户与20 % 的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作比较，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为3倍，而在1978年差距是1.8倍；农村的贫富差距在1978年是2.9倍，到1995年上升为6倍。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居民一直是一个收入水平悬殊的两大社会群体，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扩大态势，以人口加权平均计，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是5倍，到1996年，这种城乡之间平均贫富差距为5.5倍。[10]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所有制的改造，为雇主与雇员关系在中国的出现提供了基本前提，社会结构分化已成事实。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民主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不仅中国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中国社会成员关于自己或他人的社会位置的评价框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各阶层在经济利益方面的摩擦与在政治利益上的要求将会日益突出。反映在权利分配和积极参政领域，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中产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将会十分突出。这诚如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所认为的：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政治的“2P”（Power权利、Participation参政）与经济的“2W”（Wealth财富、Welfare福利）是最基本的四大变量。其中，经济的增长与此带来的分配问题，将是考察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经济基础。当今之中国，这些问题已十分值得予以关注。
那么，在如此深刻的背景下，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与社会民主化进程又有什么重大的关联呢？我们之所以化了一定的篇幅来论述中国经济增长、经济体制与社会阶层问题，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想说明，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认识，已在此深刻的背景下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当今的中国，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也由于经济持续的发展，民众正在逐步树立起纳税人的意识。既然国家的发展、政府的资金都靠纳税人支付，那么，纳税人就要知道这些资金的去向，这就引发了纳税人对“知情权”的必然要求，而这种“知情权”的获得很大程度上需要大众传播媒介来完成；既然政府机构的运作是靠纳税人提供的的资金来支撑，而公务员也靠纳税人提供的资金来养活，那么政府的公务员与纳税人的关系就应该是“公仆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公仆关系”，作为“公”方的纳税人就应当有自己信赖的代表参政（这就是纳税人正在发展的“参政意识”）；既然纳税人要“参政”，那么，大众传播媒介就应当作为纳税人的真诚代言人，真实而又充分地反映纳税人的心声。不仅如此，既然前面所述的这一切都是应该的，那么，大众传播媒介还有一项最根本，也是最艰巨的任务——为纳税人对政府和政府的公务员行使充分的监督权。这，也就构成了中国大众传播事业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最基本的观念变革，同时，这也构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介入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基本理论。当然，当今信息社会的形成引发了信息经济时代的来临。作为承载信息传播的大众媒介如何促使信息经济的形成，加强经济报道如何具体体现在经济发展的实际运作中……这些问题都不可小看。但是，就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与社会民主化进程这一政治改革问题而言，前述在观念更新作用下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深刻认识与理解也许更为专业、更为深刻。
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与变迁——如果说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新体系的建立；中国财富的积累、社会阶层的分化；这二者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与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关联度尚须通过上述较深入的社会经济分析方能认识，那么“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由大众传媒介成功引发的中国公民价值观的巨大变革，却是颇为直接和直观的。世界范围的社会民主化进程表明，任何进入社会民主化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国际与国内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上的双重因素影响。这也就是社会民主化研究中经常涉及到的“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必须引进文化因素。”尽管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文化因素是一个很大的范畴，但是，处在这一范畴中的诸多文化因素大都与大众传播媒介在期间发生的各种作用有关。从感受现代民主文明的优越性，到现代民主意识的增强；从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到社会道德规范的理解……无一不与大众传播媒介息息相关。应当说，在中国“新时期”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开放中，尽管对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尚有不同的各种看法，许多方面的确不尽人意，但是，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在成功引发中国公民价值观的巨大变革，进而成为推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上，的确功不可没。“历史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把坚持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积极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起来。”[11]在这方面，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精神令人振奋。处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大众传播媒介，能够也应当在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担负起新的更大的责任。
在民主理论的研究中，无论是传统理论体系还是现代理论体系，都十分重视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与推动。但是，在现代民主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已把上述传统合力因素的几个方面，不再作为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基本前提，而是将其作为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有利因素来看待。在现代民主理论的研究中，研究的视角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把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合力因素放在了“要有符合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时代精神，要有政治领袖们的政治良知与智慧，要有政党对民主化模式选择，要广泛地促进民众的政治参与”几个方面。这一理论，不但给我们正在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给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这一课题，展开了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在这几方面与社会民主化进程互动，已成大众传播界面对的一个新课题。
酿就符合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时代精神——在传统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影响的研究中，已开始重视文化价值观的问题。但是，在现代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影响的研究中，已把对一般文化价值观的研究转化为对一种需要符合社会民主化进程时代精神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尽管仍关注文化价值观的问题，但是，对于人的现代化问题，已提到了一个突出的理论高度。诸如“对民主政体的感情”、“对法治社会的信念”、“对政治自由的理解”、“纳税人意识的确立”、“自主、平等意识的升华”、 “竞争意识的认同” 、“能力本位的观念”等，皆在此视野之内。在中国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不断努力下，中国人的观念正在不断地嬗变。上述这些“人的现代化”的基本理念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追求。现代化研究中关于“现代化进程启动后巨大惯性带来不可逆转”的理论似乎正在昭示：中国改革开放这一现代化进程中激发出来的社会民主化时代精神将会不断发展甚至是升华的。这些，也将进一步反映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中。无论是普罗大众对大众传播媒介的进一步依赖，还是社会贤达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关注与参与；无论是人们对大众传播媒介参与政治改革期望值的攀升，还是人们对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政治雷达行为”的高度重视……这些，都将更充分地显示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与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变革的互动中。例如，1998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来华访问，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媒体开放精神，让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现场直播了“两国首脑新闻发布会”和“克林顿北京大学演讲”，中国民众对此投以的热情与关注都是空前的。
在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与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符合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时代精神还将反映在全球民主化进程的国际扩散效应上。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在反映与报道这些问题时，大都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态度。我们应当看到，“新时期”二十年来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变化，对于社会民主化进程中所需“时代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促使民众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参与——处在现代合力因素视野中的社会民主化进程研究，也十分关注民众参与政治的必然选择，并将这一问题作为一个极为重要因素来看待。关于人民参与政治的选择问题，江泽民有些新的论述“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权。……要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14]在中国的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如何进一步促使民众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参与，亦将是在现代合力因素视野中的社会民主化进程研究极为重视的问题。目前，中国政府正在此方面开始了更大的努力。例如，中国政府已将基层政治发展作为一项率先推进的重要工作。特别是关于中国农村乡村民主选举的问题，已放到了相当突出的地位。中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特别的关注（国际媒体也对此予以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媒体已进行了大量的较为深入的报道，而且，有些批评报道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如中央电视台1998年11月《焦点访谈》便对乡村民主选举中带有黑社会性质破坏的问题进行了曝光，
令人触目惊心）。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对选举问题的特别关注（虽然还仅仅是中国农村中的乡村民主选举问题），某种意义上是运用了大众传播模式研究中的“议题设定”理论，尽管民主理论研究流派纷呈，但是有一点却早已是共识——选举是民主的本质。从“选举是民主的本质”这一基础中才产生了民主制度的其他特征。只有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只有反对者能够批评现今的当政者而不害怕受到报复，才有可能进行自由、公平和竞争性的选举。中央电视台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做到了“敢为天下者先”，尽管面对的还仅仅是中国农村的乡村民主选举。
展现政治领袖们的政治良知与智慧，提升政党选择民主化模式的能力——在现代合力因素对社会民主化进程影响的研究中，尽管仍重视诸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经济新体系的建立、社会财富的积累与社会阶层的分化、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与变革”等传统因素的作用，但对于政治领袖如何展现政治良知与智慧，政党如何选择民主化模式，已成新解。现代政治的前沿研究认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民主制度往往是政治领袖的政治良知与智慧共同酿就的，这往往会导致政党对民主化模式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往往又体现为一种能力结构。[12]诚然，这种政治的良知与智慧，乃至由政治领袖统领政党对社会民主化模式的选择，应当符合社会民主化的基本建构。大众传播媒介也应当以其特有的影响力，对这种“能力结构”的催化和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以下简称“十五大报告”），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民主法制建设问题投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并用相当的篇幅进行了较为深入地论述。这些论述非常集中地体现于三个方面：首先，十五大报告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纳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范畴，从而进一步肯定和强化了民主法治建设的战略地位。其次，十五大报告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提出了民主的四个环节和要求；提出了决策机制民主化、科学化的三项要求；提出了民主监督系统化的要求等。再者，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显然，十五大报告已向世人昭示：中国不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也正在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紧接着，中国政府加快了这方面的进程：1997年中国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中国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特别是中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意义颇为重大，中国与世界大众传媒也予以了很大程度的关注。
在十五大报告中，尽管也提出了诸如“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问题，但是，但这些问题与十五大报告中所及民主监督系统化问题相比，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因为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所讲：“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监督，保证政令畅通。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13]江泽民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已大大超越了对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中新闻理论的一般提法，而将对这一问题的审视和认识转化和提升为中国社会民主化建设的高度。虽然，在推进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变革远不只是一个发挥舆论监督的问题，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二）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特殊性、阶段性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特殊性——与传统的民主理论截然不同的是，现代民主理论在社会民主化的研究上，体现出对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历史、不同文化的尊重。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就是：民主化发生在了各种各样的国度，这与第一、第二两次民主化浪潮都有了极大的区别。
特别是民主化浪潮体现在民主模式的认同与选择上，更是如此。著名政治学者肯•格拉底斯的见解颇具代表性“一种民主模式的相对优缺点，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多元、种族分化程度和经济生活方式。”在肯•格拉底斯看来，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种适合于所有国家的理想民主化模式。江泽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都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并且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15]这应当说，这正在成为现代民主的一种共识，尽管这种共识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未必相同。在这方面，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的话还是值得回味的：各种政治体制创造出了特殊的政治交流（包括大众传播媒介）结构和技术，并来达到它们各自的目的。[16]
在推进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大众传播事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认真审视大众传播事业在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作用时，有一个十分关键的理论问题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这就是如何认识和区别大众传播事业中的自由化与民主化的问题。大众传播事业中的自由化，是指在现行体制内的大众传播媒介往往要求现有政体放松对大众传播媒介的限制或控制，要求扩大大众传播媒介的权利；而大众传播事业中的民主化则要求现有政体确认大众传播媒介的合法性基础与地位，使大众传播媒介深层介入民主化的政体，形成与民主化政体相适应的“政治交流结构”，以期作用于民主政体。对于前者——大众传播事业中的自由化，与社会的冲突较为平缓；对于后者——大众传播事业中的民主化，与社会的冲突则较为激烈。这点，在推进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值得关注的是1998年12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接受德国《商报》住京记者思立志的采访时指出：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将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新闻法。……新闻自由的原则应该遵循，但是个人自由不能妨碍他人自由，这一原则也应该遵循。新闻自由要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17]中国早在18年前就呼吁中国的新闻要立法，可“千呼万唤出不来”。时至今日，新闻立法终于“仿佛若有光”，这毕竟体现了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正在开始寻求合法的权利。当然，“要立法”和“如何立法”毕竟有着很大的差别。在新闻法中，如何界定“新闻的功能”？如何保障 “新闻的自由”、？如何保证“舆论监督”？ 如何对待“创办媒体”？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与社会民主化进程息息相关的。
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阶段性——现代民主理论的研究已不再把社会民主化视为一个直线发展的过程，而把社会民主化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来看待。研究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与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就应当把这一问题放在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来考察。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民主化的过程一般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民主化的前奏期、民主化的转型期、民主化的巩固期、民主化的成熟期。这四个不同的民主化时期，在时间的起、承、转、合上构成了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完整进程和全景画卷。
在现代民主理论的研究视野中，民主化的前奏期和民主化的成熟期往往不再成为研究的重点，而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民主化的转型期、民主化的巩固期。处在这两个最为关键的时期，大众传播媒介所起的作用既十分重要但又十分难以把握。从性质上看，民主化的转型期是政治上最不稳定的时期，处在这一时期的大众传播媒介一方面要承担起大力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任务，而另一方面则又要充分考虑到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震荡可能承受的压力。这无疑给一个大力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政治贤达们以很大的难题。在这一问题上，光有政治改革的良知与勇气是大大不够的，政治智慧的充分发挥，将是一个关键。中国目前可以说正处在民主化前奏期与民主化转型期二者间的过渡时期，尽早地从理论上来了解和认识这一问题非常必要。“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要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有步骤有秩序地向前推进。”[18]1998年10月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熔基视察了深受人民群众欢迎，以舆论监督而闻名中国中央电视台，并与《焦点访谈》节目的编辑、记者座谈。朱熔基发表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讲话。这一非常重要的讲话，以其新的提法和鲜明个性，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将“舆论监督”放在“喉舌” 之前的提法——即便是讲“喉舌”，也首次用了“群众喉舌”，更是注目。“政府镜鉴”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特别是在中国的新闻传播界产生了重大的反响。不久，李鹏在全国人大的一个座谈会上提出：更好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推进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19] 至于民主化的巩固期，正是诸多学者在不断深入探讨的。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研究已有了很大的进展。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众多学者们倾向于，民主的稳定并不等于民主的巩固，单纯地维持民主政体并不必然地巩固民主政体。稳定有助于巩固，但巩固和稳定毕竟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现象。如海格利和甘舍都认为：只有当政治贤达们对民主进程达成共识，普通民众能够广泛地参与选举和其他制度性程序，民主政体才得到巩固。林茨则认为：一个巩固的民主政体意味着，期间任何一个主要政治行为者，政党、利益集团、机构或个人都认为他们只有在民主进程中才能获得权力和权利，出此自外别无它法；而且期间任何一个政治机构或团体，都不会投票否决民选决策者的决策行为。[20]尽管政治学者讨论这一问题时尚有各自的学术观点，但是，在看待大众传播媒介这一问题上，却颇为一致：大凡实现社会民主化的国家，无论是其提供真实的新闻认知、还是反映普遍的现代民意；无论是实施有力的舆论监督、还是形成深层的制衡结构，大众传播媒介是完全溶入社会民主政体的。当然，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尚在推进，讨论这一问题似乎才刚刚开始，但是对社会民主化全过程的关注，往往是解决阶段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全文完]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关于中国大众传播事业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历史分期问题，借鉴了该论文的诸多分析，以下不一一赘注。） 《新闻大学》1995年夏季号
[2] 文有仁：《搞好新闻工作的根本指针》 《新闻写作》1997年5月号
[3] 文有仁：《搞好新闻工作的根本指针》 《新闻写作》1997年5月号
[4] 潘忠党：《“补偿网络”：作为传播社会学的概念》 《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
[5] 潘忠党：《“补偿网络”：作为传播社会学的概念》 《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
[6] 张卓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回顾与展望》 《新华文摘》1998年第7期
[7] 江泽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9日
[8] 王秀贵：《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新华文摘》1998年第6期
[9]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上海三联书店 1998年10月第1版P1-26
[10] 许明主编：《关键时刻》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7年4月第1版 P436-451
[11] 江泽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9日
[12] 参见《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4月第1版P108-130
[13]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14] 江泽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9日
[15] 江泽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9日
[16]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第1版 P166
[17] 《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日第1版
[18] 江泽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9日
[19] 《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1日第1版
[20] 参见《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4月第1版P108-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