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教育史的著述，都要提到“洪堡是近代德国大学改革之父”，是他开创了新型的研究班教育方式，强调国家不要干预教育，提倡不是为了面包的、追求整体性的知识、完善个人的人格的大学教育，等等——所谓“洪堡大学教育理念”。2001年德国学者派莱兹恰克（Sylvia Paletschek）通过文献考证，提出骇人听闻的观点：所谓“洪堡大学教育理念”，即今天成为定论的所谓洪堡是当年大学改革领袖等的说法，只不过是1910年纪念柏林大学创立100周年时候，后人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派莱兹恰克通过文献调查，发现洪堡的著作，在整个19世纪百年中鲜为人知，他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大学论述的文章“柏林高等教育机构的内在与外部结构”，在整个19世纪处于冬眠状态，无人问津，到1903年才为盖普哈特（Bruno Gebhardt）在柏林科学院档案中发现（该文的片段被他收入1896年出版的《洪堡传》中），而且还是一篇未完成的草稿，据推测，该文章写于1809年至1810年间。所谓“洪堡大学教育理念”、“柏林大学模式”等概念，在19世纪的各种著作和文章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这些概念和用词频繁地被援引，是在1910年之后。派莱兹恰克认为，所谓德国的大学学术水平达到世界最尖端水平的原动力是“洪堡大学教育理念”、“柏林大学模式”之说，也是无法通过历史事实来证实的。
派莱兹恰克说，1910年纪念柏林大学创立100周年时，因为德国政府感觉到美国的大学学术水平正在追赶上来，给德国高等教育一种咄咄逼人的危机感，作为宣传，为了激励大学学术进步，保持德国大学领先地位，创造出“洪堡大学教育理念”、“柏林大学模式”这样一个神话。他先把1816年制定的柏林大学规则，与当时其他大学作比较，没有发现其有什么特别之处，没有发现一条什么强调“通过研究的教学”之类与其他大学有所不同的特别条款。派莱兹恰克再将19世纪的法学教科书和百科全书作为调查对象，检索有关“洪堡大学教育理念”、“柏林大学模式”等用词的援引频率，结果，虽然检索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的新人文主义倡导者施莱尔马赫、费希特等人名字与言说，但是，完全没有检索到洪堡的名字。再有，他在检索中发现，通过教师们的研究业绩来决定对教师教学工作的评价和雇用的标准，并非是柏林大学最先实施，而是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更早已经采用这一评价制度。《柏林高等教育机构的内在与外部结构》与希费特《柏林高等教育机构建校计划演绎》、施莱尔马赫《德国特色之大学断想录》并列一起被作为论述柏林大学改革理念最经典的文献，还是二战后的事情。
那么，是谁在将近百年之后创造了这样一个洪堡神话呢？派莱兹恰克考证的结果：洪堡神话的创作者是年轻的、才28岁斯普兰格（Eduard Spranger）。是这个当时还是编制外讲师斯普兰格，在他的著作《洪堡及其教育改革》(Wilhelm von Homboldt und die Reform des Bildungswesens，1910)中首次援引1903年出版的《洪堡全集》中言说、介绍洪堡的生平事迹，给与极高评价。但是，洪堡神话的真正的始作俑者可以说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学术顾问，柏林大学神学教授阿多尔夫·冯·哈纳克。当时是皇家图书馆馆长的哈纳克，1900年在他的《科学院史》一书中收录了淹没无闻的洪堡未完成手稿的全文，赞美洪堡是学术的守护神，具有预言和洞察的先见非凡能力。为了保持国家、民族的辉煌和强大。1909年11月21日他对威廉二世写信建议：
普鲁士的大学和研究所的体制是基于洪堡的理念建立起来的。一方面有高远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冷静地对待现实在100年前比今天远为困难的时期实施这个理想。不仅如此还影响整个德国的高等教育，把整个国家的学术发展到超越世界所有文明国的水平。他的理念中具有两个原则，已经被过去100年的历史得到证明了的原则，即使在今天也同样具有不灭的价值：1，教育与研究必须紧密相结合的原则；2，为了切实提高学术水平科学院、大学和研究所都缺一不可。
一年后，威廉二世在1910年10月10日的演说中呼吁：
今天我国的学术堡垒，已经越过普鲁士国境，超越德国国境，在国际上获得高度评价，洪堡计划也不停留在大学的框架之内，已经在各个领域里颠覆了传统的学术管理，这个目标还没有完全完成，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踏出第一步。他的伟大的学术计划中，不仅把科学院与大学并立起来，让它也成了学术这个有机体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还包括建立独立的研究所的计划。虽然我们在回顾普鲁士的历史时，可以看到大学得到长足的进步，但是研究所的发展还不充分，这样的基地、自然科学的基地的必要性现在已经很明白了，今天我们要超越原先的框架，在不妨碍教学的基础上创建以研究为目的的机构，尽量更快地设立这样研究所是现代的神圣课题，呼唤人们对这个课题更广泛关注，是我作为皇帝的义务。
诚然，派莱兹恰克与欧美绝大多数研究者一样，也不得不承认：即使不是洪堡个人的功绩，18世纪末、19世纪初包括洪堡在内的德国新兴的“有教养阶层”中的带头人——新人文主义思潮的领袖群体确实提出了他们的大学理念：打出了不是为了面包的大学教育旗号，提倡追求整体性的知识、完善个人的人格的大学教育理念。但是，也许人们都会说，尽管洪堡关于“大学理念”代表作的手稿是百年后发现的，可是洪堡毕竟1809年起曾担任普鲁士内阁文化教育司负责人，直接推动了柏林大学的创建呀！遗憾的是，问题关键在于：事实上即使十分推崇洪堡理念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洪堡“担任文化教育司负责人实际只有16个月……他去职后，其改革目标实际上已经被放弃。继任者舒克曼是一位官僚，与新人文主义观念格格不入，仅把大学看作国家的机构，一再试图减少大学的自主权；舒克曼在位长达20年之久”。（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而且，从柏林大学创建那天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结束为止德国大学的历史，是德国国家权力对教育、大学的控制日趋强化的历史，可以说是德国大学国家化的百余年的历史。（关于这一点，二战结束以后欧美学者已经大量详实的研究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我们把所谓的“洪堡的大学理念”看作后人制造出来的神话，也不过分。
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有教养阶层”发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不仅在教育领域里奠定了一个“洪堡神话”，还在文学、思想领域掀起一个造神运动。特别19世纪后半，即德国第二帝国时期，营造了许多文化偶像——形成对歌德、席勒、尼采、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偶像崇拜，其中登峰造极的是歌德、席勒的人格和作品被偶像化和经典化。在浪漫主义旗帜下，歌德、席勒从此被称为德国“古典作家”(Klassiker)，其作品被称为魏玛“古典文学”(Klassik)或被冠以形容词“古典的”(klassisch)。然而，真正的“古典文学”在欧洲文学史中特指古希腊罗马文学，与之相对应的德语词是“Antik”。换言之，歌德、席勒的作品是人造的新古典。施莱尔马赫为旗手新人文主义被人称做：“新新教、“文化新教”或“教养宗教”。歌德、席勒被他们奉为“教养宗教”的“圣人”。（参见谷裕《歌德与席勒经典化的过程》，《中华读书报》，2006年10月11日）
制造“洪堡神话”和“歌德、席勒新古典”的是德国“有教养市民阶层”。“有教养阶层”这个用词的出现比这个阶层的出现稍微滞后一些。1880年代德国学术界开始出现Bildungsbürgertums——教养市民阶层一词，之前，已经出现相对应的用词有：有教养的人（die Gebideten）、有教养身份（die gebildeten St?nde）、有教养的市民身份（die gebildete Bürgerstand），等等。二战结束后，特别是1970年代起，欧美对德国思想史、文学史、政治史和教育史界对“有教养阶层”的研究已经有相当积累，遗憾的是，即使最近30年中，也未引起我国研究者的关注。德国学者福登（Klaus Vodung）在1970年代把有教养阶层特点归纳为：“受过高等教育，按照职业来说，大学教授、文法学校教师、法官、高级行政官员、新教神职人员，更广义，由医生、律师、作家、艺术家、记者、编辑等职业。；大多世袭，由后代继承；生活方式、行为教养有共同点，彼此之间内在交流；与经济相比更注重社会威望；多数是新教教徒，形成、领导公共文化和舆论，以此来影响、控制整个社会。天主教徒、理工科学者往往被排斥在这个阶层之外”。教养（Bildung）这个词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洪堡等人运用在著述中，它开始与启蒙（Aufk?lrung）、教育（Erziehung）、学者（Gelehrtenstand）等词的内涵开始分流。这个阶层在19世纪对德国产生巨大影响。美国学者M·林肯的统计，与英、美、法三国相比，名人词典中收录的对象，德国出自教养市民阶层的人物占62%，替他三国都仅占44%-45%；其中大学教授比例，德国高于45%,法国、英国和美国分别为16%、20%、15%。1890年至1920年代德国文化、学术、艺术各个领域多彩的成果。哲学：新康德学派、狄尔泰的解释学、胡塞尔现象学；历史学：梅尼克、特洛尔奇的历史主义、兰普莱希的文化史学、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社会学领域：马克思·韦伯空前活跃。当然，还有尼采的影响、新浪漫主义的影响、表现主义的兴起，弗洛伊的的心理学，神智学和各种教育改革运动（可参见上山安敏《神话与理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但是，这100余年中，最具有代表性时代运动却是民族主义（V?lkisch），被后人简单地解释成种族主义，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在那个时代提倡向自然和中世纪回归的浪漫主义运动中，也包含了这样的内涵：在民族共同体内，克服近代工业化带来的人的异化和道德衰退，力争到达一个救赎的境界。这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以后的纳粹的兴起有着重要关系。何况，谁也不能否认新人文主义兴起的动力之一，源自于对拿破仑战争后的力图与法国文化对抗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动力。新人文主义队伍中尽管有不少自由主义者，但是也有不少保守主义的。其启蒙精神中，有不同于1789年法国的人道主义理念的内涵。费希特狂热鼓吹民族主义就是最好的事例。
19世纪初洪堡、施莱尔马赫、费希特等人希望通过在大学扩大第四种学院——哲学院的势力来努力推行不是为了面包的大学教育：追求人格陶冶、科学整体性教学，虽然，法学院、医学院学生为了获得“有教养”的身份资格，多少也把注意力转向哲学院。但是，一开始就显示出他们的妥协性，还在哈勒大学新设国家行政学讲座（Kameralistik）就是一个代表。他们这种努力获得部分成功有利条件的背景是1787年普鲁士教育部建立了以希腊语、拉丁语为基础古典学为中心的高级中学作为大学预科的制度。可是，国家行政机关法规取代了大学自治的规章制度，掌握了资格（文凭）考试权限：在建立柏林大学的同时， 1810年普鲁士教育部规定这种高级中学教师必须通过国家规定的资格考试，1830年正式把高级中学毕业考试（Abitur）合格作为大学入学前提。国家的资格（文凭）考试制度在整个19世纪逐渐渗入大学各个学科。国家掌握资格（文凭）考试制度本身只能催化大学成为职业训练的机构，与不是为了面包的大学教育和追求人格陶冶、科学整体性教学是背道而驰的。第二帝国以后，国家行政控制大学与教授治校的传统这一矛盾和斗争也日益激化。（相关的一部分事例，可以参见《韦伯论大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20世纪初大学已经显露出他自身的危机，为了防止被美国大学的追上来，为了力图保持德国大学世界第一的声誉，维持其领先地位，于是“洪堡神话”被第二帝国作为一种正统的理念，取得合法地位，流传开来。
19世纪初，德国教养市民阶层开始走向衰微。其面临种种危机：工业化带来大众文化繁荣、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政治势力的发展、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自然科学发突飞猛进、学术的精细分工等等都对这个阶层发起冲击和挑战，所以，教养市民阶层企图以更普遍的民族文化来替代原先的放在优先地位精英的“教养”，获取更广泛的支持，用所谓文化改造政治，以德国民族文化来改变欧洲精神。席勒、歌德的新古典就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1914年大战爆发后，他们（把自己看作中欧国家）把西欧启蒙思想叫做1789理念，把德国文化精神称作1914理念，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作德国文化精神与西欧启蒙思想的作战。走向民族信仰和宗教救赎主义，对战争狂热拥护。
近几十年来欧美学者也都探索这样的课题：为何康德和歌德的祖国会出希特勒这样人物?一般研究结论是路德、黑格尔或尼采的思想中含有权威主义、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倾向，与纳粹主义有其思想上的连续性。也有人认为康德强调定言命令，规定了过度严格的伦理标准和义务。没有人指责歌德与纳粹思想上有直接联系，但是，雅斯贝尔斯曾说到德国人对歌德异常的狂热崇拜，与对纳粹的态度有间接的相似。然而，上面这些结论不能说明康德和歌德与纳粹思想是同质的东西。但是，第二次大战期间德国知识分子的表现，被研究者们称为文化与野蛮对立、歌德与希特勒对立（Kultur-AlibiGoethe-Hitler），德国知识分子也把自己作为受害者，在文化领域里站在歌德一边的受害者。其实，德国知识分子却是处在这两个极端东西的中间，并非单纯的受害者。
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代教养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宗教态度和立场。他们蛰居在现世之中完成自己的人格，发现人生的意义；从而轻蔑传统的宗教，认为宗教只是对无教养的大众来说才是必须的，所以对他们自己阶层整体的宗教信仰是持否定的态度。结果在德国新教世界里产生奇特现象：有教养阶层与普通大众泾渭分明。这种现象在德国天主教内却是少见。随着快速工业化，新教教徒集中在大城市，因为上述精英与大众的分离原由，所以，也有部分知识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作为宗教的替代物。同时自然科学的发展，学科更加精细化，也因为学术更加综合化，以人文学科为基础教养阶层失去很大部分发挥作用的地盘，失去原先的优势或社会地位，他们要寻找自己的新的道路。这种新的寻找过程中就反映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知识分子多彩的成就。新康德派就是追求学术和人格的和谐；胡塞尔现象学和表现主义都具有某种神学的侧面，创建人都追求一种与现实不同更高的层次的现实，企图发现救赎的手段。最先提倡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拉加德（Paul Anton de Lagarde）和朗本（Julius Langbehn）都是遭受过人生挫折的大学人。
当时倾向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大多名义上是新教教徒，但是，都对路德教会激烈不满、批评教会，新教教会名存实亡，死气沉沉的根源，也就是原先是信徒的知识分子有了自己的世俗信仰。因为他们都在世俗社会寻找宗教的替代物。两年前中国学者谷裕在介绍德国历史学家霍尔沙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成果《德国新教信仰文化史》（2005年）时，只是强调路德教会放弃拉丁语《圣经》，把《圣经》翻译成德语，对德语古典作品的重视等贡献，认同18世纪以后新教牧师们参与世俗社会的文化活动，与世俗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新人文主义合流，具有人文启蒙精神积极的一面。（谷裕《新教文化与德语文学》，《博览群书》，2006年12期）其实，从宗教社会考察这一社会现象的开拓者是马克思·韦伯。韦伯自己也是有教养市民阶层的一员。他对这个20世纪初的德国知识分子群体前途表示忧虑，感觉到德国的文化、艺术都充满模拟的世俗宗教味道，追求一种世俗的救赎，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他的诸多著作很早就在宗教社会学领域里考察这个有教养市民阶层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当时他的著述中虽然还没有使用有教养市民（Bildungsbürgertum）这个词，却已经使用有教养阶层（Bildungsschicht）和教养身份（ Stand der Gebildeten）等词来特指这个阶层。还就这个阶层的宗教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问题，还与英国绅士及其信奉英国国教、中国的“乡绅”、“读书人”奉行的“儒教”进行了比较。
信奉国教的英国的绅士阶层知识分子能够接受来自清教徒的知性的影响，精英阶层与非精英阶层之间能够通过活跃宗教的活动相互交流和融合。19世纪路德教一方面与邦国世俗政权合流形成神俗一统的权威，迅速世俗化；另一方面，上层知识分子——有教养阶层对形而上学问的关心，宗教研究与世俗学术融合成一种专业神学、学术神学。而这种精神活动远离普通民众。因为他们看来普通民众的新教徒的信仰依旧是非理性的、与现世妥协的。但是实际上德国平民的理性精神是非常强大的，而且不是英国那种宗教色彩浓厚的理性主义，德国平民的反宗教理性主义与失意、遭受挫折的知识分子阶层相逢，就形成类似宗教的社会主义思潮。德国新教教徒知识分子企图在所有现世领域找到一种替代宗教。企图创建一个所有有原罪的人建立一个新世界，通过性爱、生命的联系，建立一个民族同胞的世界。可是，韦伯并没有肯定建立这种救赎世界的必要性。他看到理性世界中这种救赎理论存在的非理性的一面——结果会丧失社会中所有的生命力。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感到对这种救赎理论进行批评的重要性，但是，担忧其未来将具有悲剧的非理性的一面。
韦伯早逝，没有看到他所忧虑事态在10多年后巨大悲剧的后果。彼得·盖伊在《魏玛文化——一则短暂而璀璨的文化奇迹》（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中，叙述欧洲人文主义精神在德国回光返照的魏玛时代“14年的文化奇迹”时，视野的把握与我国学者大不一样，在“对完整性的渴望”那一章里，独具慧眼，从另一个角度挖掘这种暗流根源及其祸害。盖伊所说的“对完整性的渴望”就是古希腊的把知识作为一个整体的传统观念，也是洪堡等这些理想主义者企图用来抵抗18世纪后期开始的大学教学日益专业化、沦落为职业训练的趋势的原则之一。盖伊也同经历过魏玛时代的汉娜·阿伦特、马尔库什等人一样，认为德国知识分子当时对政治冷漠不只是从传统的延续，里头也包含现实因素的影响，但是他还是强调地追溯了魏玛时代的之有教养阶层的历史责任：
现代人性观念早已被劳力的分割和专业化拆解，这毋宁是古希腊时代以来有关完整性观念的悲哀式微，事实上早在魏玛文化的悲观主义者企图恢复这种观念前，大家对此早已相熟悉了。席勒、歌德、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以及马克思等人早已使用过严厉的用词，如分裂、异化、甚至其他更严苛的用语来形容他们的社会。文艺复兴运动呐喊总是追求“全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在本书中不厌其详地指出，当时许多德国人，无论是青年运动中的理想主义分子，或是遁世的哲学家，他们都带者强烈的情感去努力克服这种分类为碎片的现象，他们用这种姿态看待当时的文化并想加以改变。有一阵理性主义当道，可不久就受到非理性主义者的攻击，许多理性思想家于是转而寻求其他庇护所，他们当中许多人早在纳粹阵营中找到了自己的庇护所，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实际上，彼得·盖伊的《魏玛文化》对这个论题还只是作了简略勾勒，我们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欧美学者关于1810年至1933年间的德国大学与知识分子问题的大量实证研究中，可以读到通往1933年的历史路途上，有德国教养阶层群体，特别他们中蛰居在大学里的众多学者们如何从“非政治”理念出发，最后与民族主义、国家权力、甚至与纳粹主义亲吻的。
本文结束之前，话题还得回到文章开头提到新神话与新古典的历史现象，就如恩斯特·卡西尔在《国家的神话》开首和结尾所强调的那样，20世纪这种国家神话的频繁登场给世界带来极大的危机和祸害：“我们不应该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应该仔细研究政治神话的来源、结构、方法和技巧。”
拙稿是正在撰写中的《1810年—1933年：德国的大学与知识分子》一书的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