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秦始皇威风八面的巡游，刘邦羡慕地说：“大丈夫当如此”，项羽慷慨声言：“彼可取而代之”。中国第一个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愤然狮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雄心万丈的毛泽东擂着大地的胸膛叩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誓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曾干净利落、通俗易懂地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此看来，在许多中国人眼中，一部中国史、人类史，就是一部政治史，就是一部“皇帝轮流坐，如今到我家”的“抢龙椅”的朝代更迭、帝王将相的历史。因而，传统的中国史学研究，便是以史资政，“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从而为统治者提供统治的经验教训。
可是，政治乃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表层，其灵魂则是文化。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眼光——文化的眼光——看历史呢？
早先的中国人是十分讲诚信、重承诺、守契约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刺秦王的精神内涵，不仅仅是反抗专制暴政，更是履践契约：荆轲要用生命去履行对燕太子丹的承诺。郑庄公因其母亲与其弟弟合谋加害于他，愤怒之下说了一句绝情的狠话：“不至黄泉，毋相见也。”后来，气消了，他还是想见自己的母亲（那毕竟是母亲啊）。然而，他又必须遵守自己的诺言（一诺千金重）。于是，他便“穿地至黄泉”，见到了自己的母亲。也许在现今的中国人看来，郑庄公太过迂腐了。公元前202年，刘邦与项羽在荥阳相持不下，于是签订了停战协议，双方约定：“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协议签订后，政治上单纯如孩童的项羽便“解而东归”。可是，刘邦却“用留侯（张良）、陈平计”，撕毁协议，“进兵追项羽”，终于在垓下将项羽剿灭，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汉朝。此事从政治上看，实在可称为智慧，可称为伟业，因为兵不厌诈，因为它使中国又重归于大一统。然而，如果从中华民族的精神发育史的角度看，这却是一个悲剧，一个堕落，整个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难以弥补的精神代价：契约精神的死亡！契约精神，是人类社会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之一，是全人类各民族的核心价值之一。这种精神资源、核心价值丧失了，人类社会怎能不发生危机？怎能不日益丛林化？当下中国的现实，不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吗？一部《圣经》，就是上帝写给人类的情书，就是上帝用血跟人类订立的契约。人类的苦难，人类的罪恶，根本说来，大都源于对于这个契约的背弃。
为什么在17、18世纪英国人战胜了法国人？在诸多的原因中，有一个文化因素十分重要：英国人十分讲实用，因此，他们积极生产消费规模大、需求量大，并且又相当稳定的商品，从而国力日益强大；而法国人追慕虚荣，他们专门生产需求量有限而且又极不稳定的奢侈品，因此，国力远不及英国人。这是一个极有意味、很给人启发的文化现象。
全世界最苦难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犹太民族，一个是中华民族。然而，这两个民族对于苦难的态度却大不相同。犹太人敢于把像荆棘一样的苦难装进自己的胸膛，哪怕心灵被扎得天天流血。他们要牢牢记住这些苦难，他们有令全人类最为敬佩的“苦难的记忆”。可是，中国人心理上却承受不了苦难，他们不敢直面和正视这些苦难，他们要遗忘这些苦难，他们要把这些苦难转化为具有某种审美价值的轻松的、忧伤的咏叹。因此，在中国，“苦难在向文字转化的时候失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中国人就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中国人浪费了自己所受的苦难！
另外，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对苦难的反思也大相径庭。犹太人把反思的矛头首先指向自己，他们认为，造成自身苦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的罪，于是，他们首先是忏悔。中国人则不然，他们把反思的矛头首先指向别人，首先是谴责别人（谴责别人并不错），很少反省自己。因此，忏悔精神，是中华民族最稀缺的精神资源之一。中国人从来都把受到别人的侵略与欺侮当成国耻（这是对的），但很少把自己的罪恶造成的苦难当成国耻。中国人带着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来又把圆明园彻底毁灭了，不是国耻吗？慈禧太后镇压戊戌变法，不是国耻吗？抗日战争期间，汉奸那么多，伪军数量大大超过了日本关东军，不是国耻吗？反右斗争不是国耻吗？大跃进不是国耻吗？文化大革命不是国耻吗？丙辰清明镇压天安门运动不是国耻吗？
许多历史现象，用文化眼光看，常常使人豁然开朗。譬如说，印度原始佛教中的观音菩萨本是男性，但传入中国后就逐渐变成了女性。在唐代，由于社会相当开放，也由于信众大多是女性，更由于武则天笃信佛教，尤信观音，僧界为讨好武则天，观音的雕像多以武则天为模特塑造。所以，这时的观音菩萨，便是一个纯真、喜乐、婀娜多姿的少女形象。而到了宋代，由于理学兴盛，性观念趋于保守，观音菩萨便逐渐演变成一个沉稳、贤淑、宽厚、端庄、温和的中年女性形象。再后来，由于中国人特别重视生子生孙，观音菩萨便又成了大慈大悲的“送子娘娘”。
我发现，在时下“大国崛起”的探讨中有一个不小的盲点，就是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文化。其实，地理大发现有两个巨大的动力：一个是获取财宝的巨大渴望，另一个则是传扬基督福音的巨大热情。这后一个原因绝不该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抹煞。
时下的银幕和荧屏为什么充斥着那么多的帝王戏、清官戏和“无极”、“夜宴”、“黄金甲”之类的东西？这难道不是“中国崛起”的一种文化心理的反映吗？这难道不是中国人缺乏制度安排的观念、仍然囿于臣民心态的反映吗？这难道不是后极权的社会大还俗背景下的经济消费主义、生活享乐主义的“金瓶梅”心理的反映吗？
在于丹等人眼中，孔子不是一个充满社会关怀、充满忧患意识、充满批判精神、寻找精神家园、为实现美好政治理想累累如“丧家之狗”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一个专注于个人修养，内心充满阳光、温馨、喜乐的社会良民。这难道不是社会文化心理的犬儒化、侏儒化的折射吗？
用文化的眼光看历史，实在是很有价值、很有意味的事，它会使我们看到另一道风景，它会使我们获得颇多的发现、颇多的启示、颇多的收益，从而使我们更智慧地生活。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