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有着发展文化的极佳机遇，同时面临着多种问题，尤其我国的全民文化创新活力长期不足,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强，影响了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与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推进。中共十七大报告专门提到“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并提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认真彻底地去分析原因，大胆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应该说，中国文化的政策性资源分布不平衡，北京身兼数职，同时作为多种领域的全国中心包括全国文化中心的状况是造成全民文化创新活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试图借鉴中外先例，提出一个“文化迁都”的方案，即通过搬迁在京的主要文化单位与人口，另觅新址建设中国“文化首都”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上述文化症状。本文就此与大家商榷。
本文所说的文化是“大文化” 概念，是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并举的文化概念，在社会部类上应该包括狭义的文化部门与教育、新闻出版、科技、卫生、体育等相关部门所涉及的领域。
毫无疑问，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得天独厚”地坐拥了很多政策性文化资源。文化艺术方面，文化部直属单位基本上都在北京，如中国京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东方歌舞团（国家歌舞团）、中国交响乐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美术馆、中国画研究院等，北京拥有图书馆26个，其中有中国最好的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各种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328个，最近还新增加了中国最好的演艺场所国家大剧院。[1]再就大学这一重要的教育资源来说，自建国来北京地区就一直在全国独占鳌头。 1956年政务院首批确定了全国6所重点大学，北京地区有5所。1998年在全国确定的21所副部级高校，北京就有7所，占了三分之一。2008年，教育部网站显示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名单中,北京有23所,[2]其中既有带“中”字头的学校如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大都在北京，也有一些挂“北”字头，地位却等同于挂“中”字头的学校比如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才是北京地方的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学校。而地处西部教育强省——陕西和四川的教育部直属高校相加一共才9所（在陕5所，在川4所）。在科学研究方面， 据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网站数据，2006年北京地区有两院院士699人，占全国两院院士的50.1%。与此相对，号称西部科技大省,院士拥有量为西部第一的四川才拥有两院院士55人，不到北京的1/13，甚至地处东部，两院院士位居全国前列的科技大省江苏，两院院士也才91名，和北京相差近8倍。[3] 北京拥有中国最大最好的科技园区中关村， 2006年的国家级计划在研项目中，基础研究计划北京地区有69项，占全国的48.3 %，863计划北京有208项，占全国的23.2%，攻关计划北京有319项，占全国的28.1%。[4] 北京的医疗机构也是在全国相当密集的，拥有医院519个，[5] 其中有全国最好的综合医院——协和医院，另外还有北大医院、天坛医院、积水潭医院、301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等一大批享有盛名的医院。
以上并不全面的资料已经充分显示了各种政策性文化资源在北京的高度集中。这种过度的集中还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一方面，与管理单位距离太近造成了各文化资源单位政治依附性过强，文化资源单位的官本位太强，出现了各种“条子满天飞”，“关系到处织”和 “跑部钱进”的问题，也造成了各文化资源单位依赖心理重，独立精神少的陋习。这在各文化艺术单位表现得特别突出，很多在京文艺单位俨然是行政机构，长于作行政性的资源聚集，没有真正独立化、市场化运行。诚然，在京部分文化资源单位如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的国家意识形态功能大于社会文化功能 ，它们处于北京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样的状况在大文化领域普遍存在必然造成北京文化创新活力不足，文化产出不足。资源高度集中理应给国家带来文化的高产出和大繁荣，然而事实并不如此，在京的这些政策性文化资源单位的文化产出量与其资源占有量极不相称。北大、清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向这两所学校投入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却没有相应的产出,就拿历年教育部直属院校SCI论文统计排行来说。北大、清华这两所占用高教资源最多的学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发论文却并非处在顶尖位置。在1992——1997年的教育部直属院校SCI论文统计排行榜上连续六年位于榜首，ＳＣI论文引用率自1993年——2002年连续八年居于榜首的，其实是占用国家资源少得多的南京大学[6] 。
另外一方面，很多京外文化单位又过于缺乏资源。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文化发展所需资源严重不足，而文化发展成本又比北京高昂。比如要召开学术会议,或者举办文化交流会和展览，由于举办地区大都集中在文化资源集中的北京,在京的人士要去参加会议或者参观展览,坐着公交车或者打的即可到达,而地处中西部的人士要过去还得提前很多时间坐飞机或者火车，定好宾馆,花几千上万块钱才能够参与交流或参观展览，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都很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加重了京外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文化发展的负担，造成了这些地区的文化创新活力不足。
由此可见，这种政策性的资源高度密集，既造成了北京的文化创新不足，又造成了京外的文化创新不足，从而使得我国全民文化创新活力长期不足，文化造血能力不强。如此一来，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长就会受到很大阻碍。
二、北京身兼数职给自身城市建设带来的问题
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年-2020年）对北京的城市性质定为：“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中心城主要承担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金融管理中心、教育科研中心的职能，同时具有服务全国的会展、旅游、体育、医疗、商业等功能。”[7]这一规划虽然没有再将北京定义为全国经济中心，但是北京毫无疑问仍然是北方经济中心。北京同时承担了如此多的职能，显得“功能过度”，这带来了很多问题。
第一，这种功能过多带来了北京人口过多、迅速膨胀的问题。北京的“人口爆炸”让人触目惊心。16年来，北京常住总人口每年净增近20万人，流动人口每年净增量则超过20万人，相当于每年增加一座中等城市人口。截至2007年6月底，北京市户籍人口已达到1204万，流动人口总量为510.7万，全市实有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700万，[8]仅次于上海。与此相对应的是，北京交通堵塞严重,被称为“首堵”，北京房价高攀，甚至连2007年年末全国楼市都不太景气的时候仍然是“一片大好” 。[9]
人口膨胀引起了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水资源不足，污染严重和古都的文化风貌遭到严重的破坏。首先是水资源不足的问题 。北京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在世界各国首都中排名百位之后，近几年每年缺水均在4亿立方米左右。根据《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总报告》，预计2010年北京市需水量将达到53.95亿立方米，其中城市生活用水13.35亿立方米。与多年平均可供水量相比北京市2010年将缺水12.62亿立方米。由于北京长期超采地下水，到2004年为止，已经形成了以朝阳区为中心的约1600平方公里的漏斗区，并引起地面沉降，道路塌陷等问题。[10]
其次是污染问题。北京曾经被联合国评为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亚洲开发银行2006年12月15日在印尼日惹召开的一个关于城市空气质量的环境会议上发表报告指出，北京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为每立方米142微克，与西安、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和印度首都新德里一起成为了亚洲空气污染问题最严重的大城市，城市空气污染指数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安全水平的4至7倍。[11]最后,还有对古都北京风貌的毁坏的问题，现在的北京城区比20世纪初的北京大出了好几倍。而随着城市的扩张，老建筑如胡同、四合院等越来越少。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就曾经为保护北京的老城墙而奔走呼号，但是老北京城墙仍然被拆毁。虽然现在人们花了大价钱来修复了一段城墙供人游览，然而老北京城墙的风貌却永远不能再恢复了。最近10年间，老北京的胡同已经由6000多条锐减到2000多条，但愿北京城墙的悲剧不要再重演。
第二，这种功能高度集中的城市模式使得各地，尤其是沿海纷纷效仿，还加剧了全国城市化布局的不平衡。我国的城市化布局表现在城市化方面，沿海和内地有着巨大的差别。“2006年我国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4.6%、40.4%和35.7%。……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为88.7%，其次为北京和天津，分别为84.3%和75.7%；城市化水平较低的是贵州和西藏，分别为27.5%和28.2%。”前三位和后两位的平均差距达到了55.05%.2006年我国12个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超2000亿元的城市中，只有重庆和武汉是在中西部地区。[12]沿海城市化进程明显高于内地带来的不利因素是很多的，比如东西部差距的拉大，影响国家和谐，这也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带来很大隐患，沿海地区，尤其是靠近台海的闽浙经济发达地区，一旦发生战事一般都会首当其冲。所以如果我们不早做打算，很可能使改革开放的成果遭受相当重大的损失。
三、可能的解决之道：“文化迁都”
既然北京的文化政策性资源过度密集，北京的城市功能过多，造成了北京的人口压力过大，引发了一系列问题，那么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 “文化迁都”了，即保留北京作为首都的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金融管理中心的功能，而将其所拥有的全国文化（包括科研教育）中心功能剥离出来，保留各相关管理部门，而把在北京的主要文化执行单位搬迁到中西部那些文化政策性资源缺乏的地方去。
“文化迁都”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能协调各地文化资源，增强原来的国家级文化单位的独立性和创新能力，减轻京外文化资源单位的负担等。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能够减轻北京市的人口压力，能解决或缓解北京由于人口膨胀带来的的一系列问题。
那么到底有多少文化人口可以从北京迁出去呢？据数据显示， 2005年，北京市“有51所普通高校和115个科研机构培养研究生，共有在学研究生16.5万人,……共有普通高校79所,普通本专科在校生53.67万人。”[13] 两者相加大约为70万人，如果真的进行“文化迁都”那么除去北京的本地学校和清华、北大这样的和北京有着深厚的地缘血缘关系的学校外，其他的中央级学校大都可以般走，估计至少能搬走40万人，再加上教职工和相关的生活生产服务单位，保守估计也有50万人。 2005年 “北京文化产业活动人员总数55.3万人。”[14]如果能够实行“文化迁都”的话，加上相关上下游产业和饮食服务业人员，保守估计能搬走30万人左右。2005年北京市科学技术人员达到了143.5万人 [15] 科技活动人员(personnel engaged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383153人，其中科研机构100583人，高等院校45295人。企业224217人，其他13056人。中央197547人，地方185606人。[16]如果实行文化迁都，保守估计也能迁走100万人。2005年，北京市有“卫生人员总数156969人”，其中“ 全市医院职工人数121043人，市级医院职工人数28321人，区，县级医院职工人数34633人综合医院职工人数89030人。”[17]如果实行迁都，保守估计也能迁走5万人。以上四者相加并剔除重合部分，保守估计也能迁走160万人左右，相当于一个大型城市的人口。如果真能都搬走，北京就可以大大地缓一口气了。更重要的是，如果真的能够搬走这些机构和相关人口，建设好一个新的文化首都，中国的文化创新局面也将为之发生巨变而焕发出勃勃生机，我国的区域政治经济布局也将趋于合理。
四、“文化迁都”的学术背景和国际先例
这些问题早已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有人曾经提出过如下几种解决的方式：
第一 种是整体性的“迁都”论，认为中国应该另外找一个地方修建一个新都城或者另外找一个城市作为新都城，一来可以替北京减压，二来可以调整下区域政治经济布局。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吴殿廷运用定量方法对迁都位置进行了研究，认为豫鄂两省交界处的南襄盆地是建立新都的最理想位置。[18]又比如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博士也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认为中国应认真考虑迁都，建议将首都迁往长江中下游华东某中小城市。然而这样做影响太大，成本太高，中央国家机关机构众多，与新首都相配套的各项设施新建相当麻烦，而且迁都涉及的各方利益更是非常复杂。实际上，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有其历史依据与现实合理性，不宜轻动。
第二种意见认为可以仍然将北京作为首都，只是对城市结构和职能稍作一点调整。至于北京发展中遇到的障碍，不妨采用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建设卫星城、甚至建设“副都”，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改变部分土地使用功能等办法加以解决。这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说法。 然而据可以查到的资料显示，政府花巨资建设的14个卫星城人口增长一直十分缓慢，这说明北京城区功能聚集已十分严重。北京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使得城区人口密度比巴黎、伦敦、东京等大都市要高得多，由于空间有限，基础设施即使能建也没有地方可建，或者必须付出高昂的成本，所以这种办法是起不了多大效果的。还有人提出一种“分都式迁都方案”：“由一个主都城市（北京），一个副都城市（武汉）和六个分都城市（长春、北京（管华北区）、南京、柳州、乌鲁木齐、西安）来共同承担一个首都城市的职能。”[19]
但过于分散，“都”将不“都”矣！反与过去的行政大区相似了。
第三种意见是可以实行“双都”或“陪都”制度。“双都”一般是指一个政治都，一个经济都。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实行这种制度，如荷兰、南非等。两个首都的职能分开既能避免城市的过度膨胀，也能使政治中心免受利益集团的控制和影响，从而保持政治的某种独立性。具体策略上，有人提出以北京为政治都，上海为经济都。[20] 实际上这种考虑是解决不了北京原来出现的这些问题的，因为中国实际上就一直是将北京当作政治文化中心，将上海当作经济中心的，只是一直没有给上海正这个名而已。即使正了名，北京现有的功能太多的问题仍然没有办法解决。有人提出可考虑在西安、武汉、成都、兰州等城市中选择一到两个作为“陪都”，以解决中国实际存在的东西和南北巨大的不平衡问题。由于经济中心主要还是靠市场逻辑自然生成，难以人力改变，北京的经济中心地位不宜以行政方式改变，也不可能以行政方式改变。只有政策性资源高度集中的文化中心主要是以行政成之，按理当然可以行政改之。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曾建议将拟议中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落户山东孔孟故里）建成“文化副都”，行使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21] 他还在《南都周刊》上撰文认为“与其迁都，不如适当分散首都的功能。”这种观点我们姑且称之为“文化副都论”。这种思路不乏可取之处。然而即使给北京配了个文化副都，北京还是中国的文化首都，由于没有完全强行地将北京的文化中心功能剥离出来，又由于北京各种资源和设施的完备，恐怕各文化资源单位仍然会向北京聚集，副都建成也只会成为一个空架子。并且拟建在山东济宁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仍然在东部地区，文化中心如仍迁往东部，是无法解决中国的政策性文化资源不平衡和城市布局不合理的状况的。
本文提出的 “文化迁都”论与“文化副都”论有明显区别。“文化副都”只能为保受争议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增加资源，实际上无法解决北京的各种问题，而且也无益于解决中国东西部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而“文化迁都”论是希望经过广泛的论证后，通过将北京的文化中心职能完全剥离出去，到中西部去建立一个新的文化中心，以缓解北京的人口、环境、老城保护等各种问题，同时也使中国的区域经济文化布局趋于更加合理，中国的文化创新活力得到充分释放。
国外与这种格局比较相近的例子有美国的华盛顿与纽约和加州好莱坞的关系，日本的东京与 京（都）（大）阪奈（良）地区的关系。众所周知，美国的政治中心是华盛顿，而文化中心有两个，一个是纽约，一个是加州好莱坞。
纽约是世界最著名城市之一、是国际经济、金融、艺术、传媒之都、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一般人认为纽约是国际金融中心，很少有人知道纽约也是国际文化中心。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曾对世界著名城市的各项文化功能进行评分，结果纽约的平均分居第一位，超过了伦敦、巴黎等城市，高居榜首。”[22]纽约将城市精神确定为“高度的融合力、卓越的创造力、强大的竞争力、非凡的应变力”。在纽约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市长Abe Beame主持成立了一个文化政策方面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指出经济的复苏可以在开发文化资产的帮助下进行。经过长期的努力，如今纽约有世界最重要的剧院、博物馆、艺术市场经纪人和时尚的领军人， “有4家日报社、2000多家周刊和月刊杂志、80多家新闻有线服务机构、4家国内电视网络和至少25家大型广播公司以及数百家如《Times》、《新闻周刊》等国家级杂志的总部。”[23] 美国主要的电视网络在那里占据主导地位。另外纽约 “还有2000个艺术机构，150000位艺术家和2000个商业美术行业以及相关的专业人士……纽约的艺术，时尚、流行文化和“硅港”（计算机商业区；许多计算机公司集中在一起的地方 ）已成为创意产业发展的沃土。” [24]
而今天的好莱坞是一个多元化的、充满生机的和活跃的文化产业区。这个处在美国东部加利福尼亚美利坚合众国文化中已经具有了重大的象征意义。可以说，好莱坞的发展史就是美利坚合文化产业的发展史。好莱坞生产的影片不仅满足美利坚合众国电影市场的需要，还出口到世界各地，不仅输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文化，更为好莱坞投资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五、“文化迁都”可能的方式：
文化迁都的具体地址，应当符合一定的标准。新的文化中心最好在以下五个方面都能及格，而且在其中的一些方面具有非常大的竞争力：1、文化底蕴和文化形象；2、人口容量；3、自然环境及腹地的经济基础；4、文化创意生活氛围；5、国际知名度。
具体选址可以有三种基本思路：1、选择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形象鲜明、环境人口容量包括水资源都较充足并且区域经济承载能力强的中西部特大城市（或中心城市）作为全国文化中心，迁都到那里去，2、选择一般的中西部省会城市或地市级城市建设“文化首都”。 3、依托有一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在国家经济文化战略布局中营造新的城市增长点，建设“文化首都”。比如在重庆成都“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或武汉及周边城市群 ， 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两个 “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选择一个中小城市培养。这三种思路各有优劣。中西部特大城市的优势在于这些城市文化影响有基础，消费有市场，劣势在于这些城市人口基数本身太大，把文化首都搬迁过去需要对人口容量认真考量。选一般省会城市如昆明、郑州等则没有这种顾虑，实际上只要该地自然资源足够丰富，人口基数小反而是好事，因为这样才有更大的潜在人口容量，容得下搬来的上百万人口。而第三种方式除了建立新城潜在人口容量也很大之外，还能拉动地方区域经济与文化建设，但是文化形象的塑造需要时间。
在第一种思路中，西安、成都、武汉、长沙、重庆等城市都是可以考虑拿来作为新的文化中心的，这里对它们作一个初步评估。
西安：十三朝古都，中国鼎盛时期的汉朝唐朝皆定都于此，兵马俑、华清池等古迹成群，还有附近的华山等名胜，文化底蕴非常深厚 ，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品牌性城市，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是西北科教文化中心，也还有一定的人口容量。但是西安离沙漠地区较近，流经西安的泾河渭河经常断流，水资源方面有所不足，污染也比较严重。
成都：中国多元文化的代表，道教的发源地，以成都为中心的文化圈内历代名人辈出，司马相如、扬雄、李白、杜甫、苏东坡三父子、郭沫若、巴金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彪炳千古。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图案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作为熊猫之城，成都的世界知名度也颇高。成都紧邻着岷江，风景秀丽，周围云集了青城山、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九寨沟、黄龙等世界遗产，是出了名的休闲城市，餐饮文化、“农家乐”等全国有名。不足的是成都地处西南，比较偏远，而且金沙、三星堆等都是断代文化，缺乏中原文化的绵延和大气。
武汉： 自古为“九省通衢”之地，交通便利，人员物资集散容易，紧邻长江和汉江这样的具有巨大径流量的河流，人口容量也很大，也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但不足的是文化形象不突出，文化景观以革命题材和三国为主（黄鹤楼还算例外），不太适合做需要休闲创意气氛的文化之都。
长沙：三湘之地，紧邻湘江这样的径流量较大的河流，人口容量也大。以长沙为中心的文化圈也是名人辈出，尤其是近现代出了曾国藩、左宗堂、毛泽东等一大批名人。有岳麓书院等名胜，文化气氛浓烈。长沙人也喜欢休闲，酒吧文化全国闻名。不过如今文化形象偏于极端，不论是酒吧文化，还是湖南卫视，都显示了长沙娱乐文化发达而高雅文化不足的瑕疵，国际知名度也稍嫌不足。
重庆：两江交汇之地，嘉陵江和长江的径流量都很大，有一定人口容量。曾经在抗战时期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是老工业基地，也是一座特大城市。重庆文化内涵主要以山城文化和陪都文化为主，整体文化形象有些欠缺，并且重庆作为山城，城市建设容易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 。
而在第二种思路中的城市，在人口容量方面一般都是可以让人满意的。这里我们不妨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把它们拿来与文化首都的要求作个比较。
昆明：气候宜人，被称为“春城”，有滇池这样的湖泊，滇池周围风景也很秀丽。云南民族众多，文化非常多元化。 但是和贵阳、南宁一样，昆明地处边陲，周围多山，且缺乏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因子，这些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郑州：作为中原铁路枢纽，郑州一马平川，交通非常便利。当然要作为文化中心，郑州的缺陷也是比较明显的：虽然紧挨黄河，但黄河经常断流；虽然是古商都旧址所在，但实际上是建国后才兴起的城市，总体上没有什么文化底蕴也没有特别的文化形象。
洛阳：也是离黄河较近的城市，和郑州恰恰相反，是一座文物遍地的千年古都，洛阳牡丹举世闻名，白马寺有很多传奇。《两都赋》、《 两京赋》、《洛神赋》中的洛阳元素让人沉醉，附近还有龙门石窟、嵩山和少林寺等，是一座知名的旅游城市。不足的是也面临着水资源的问题，虽然附近就是小浪底，但小浪底还要兼顾整个华北地区。该地气候干燥，紧邻山西煤炭工业基地，空气质量也不是太好。与之相似的还有开封这样的城市。
绵阳：地理上接近成都，也获得过联合国最佳人居范例奖，气候宜人，是我国重要的国防科研和电子工业生产基地，是国务院批准建设中国唯一的科技城。有长虹这样的令人骄傲的民族企业。但是该地缺乏有影响的文化因子，文化底蕴和文化形象都不太突出。
至于兰州、银川、西宁等城市，或风沙较大，水资源不足，或地处高原，显然都难以担当起充当文化首都的重任。
第三种思路提出另建新的大城作为中国新的文化中心。这些新的城市最好建立在区域城市文化群的断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成渝综合试验区中成都与重庆之间有一个断点，那就是资阳市。如果我们把资阳铸造成文化首都，一来可以高起点规划建设，放手打造一个全新的文化品牌城市，二来也可以将成都与重庆之间的断点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城市群。还有武汉及周边城市群 与 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中也可以寻找这样的断点，比如将鄂州（武汉群）或岳阳（两群之间）当作新的文化首都来建设。也可按照行业来聚集，比如艺术展览业和表演业，影视文化产业等，建设两个这样的城市 。当然在这些城市中不太容易找到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地方，但鉴于这样对国家的区域经济与文化总体布局都有好处，能够促使建好一个或一些城市群，这个方案也是可以考虑的。
如果真的着手实施“文化迁都”，如此大的一个行动也肯定具有一些困难与障碍，比如需要行政命令启动而受到质疑与批评，文化单位迁出后的生活不方便，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等问题。但是相比“文化迁都”的长远好处，
这些问题都是较小并且可以克服的。 实际上我国在建国后通过行政手段屡屡进行文化与经济格局调整：比如解放初大学的几次调整、三线建设等，这些调整在当时都是必要和适当的。否则，内地的工业与沿海差距会更大，全国工业和经济布局将更不平衡，文化发展也更不平衡。我们认为，新世纪的中国有必要进行“文化迁都”来调整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布局，而这一举动，将会极大地促进我国文化的崛起和繁荣。 以上这些初步设想，只是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还需要社会各界更加广泛和详细地的讨论。
注释：
[1] 于秀琴(总编)：《北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第358—359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http://www.moe.gov.cn/
[3]吴红梅 ：《新华日报 》 2008年02月12日
[4]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网站 http://www.bjkw.gov.cn/n1143/index.html
[5] 段柄仁，张明义主编：《北京年鉴》，北京年鉴社，2006年，第512页
[6] 罗静 龚俊：《南大SCI论文被引用数连续八年名列全国高校榜首》，《扬子晚报》2002年12月1日
[7] 北京市发改委网站http://www.bjpc.gov.cn/fzgh/csztgh/200508/t133.htm
[8]央视国际 www.cctv.com http://news.cctv.com/china/20070820/106344.shtml 2007年08月20日
[9] 佚名： 《北京不堪重负 中国应该迁都》，玉溪传媒网 ，2007年11月14日 ，
[10]姜文来：《北京水资源的窘境与出路》《生态环境与保护》2004年第4期
[11] 佚名：《亚洲大城市北京污染最重》，长沙晚报据《中国日报》，2006年12月18日10:20
[12]《发展回顾系列报告之七：城市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outline.jsp
[13]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教育年鉴》，开明出版社，2006年，第491页
[14] 于秀琴(总编) ：《北京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第364页
[15] 同上，第18页
[16] 同上，第369页
[17] 段柄仁，张明义主编：《北京年鉴》，北京年鉴社，2006年，第512页
[18]吴殿廷，袁俊，何龙娟，陈向玲：《迁都——中部崛起的重要途径》，《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6年第6期
[19]唐彬：《关于我国首都迁址问题的探讨——试谈一种分都式的首都迁址方案》，《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 第4期
[20] 腾讯编辑：《中国迁都话题再掀热议 专家建议迁往中小城市》 http://news.qq.com/a/20071110/111453.htm 2007年11月10日
[21]纪中岩 :《专家纵论中华文化标志城 建成中国的文化副都》,《济宁日报》，2007年3月9日第5版
[22]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7708.htm
[23]林拓，李惠斌，薛晓源 主编：《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前沿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版， 第2页
[24] 佚名：《文化产业与城市发展答问录（一）》http://www.yinxiangcn.com/Chanye/jiaoyu/200710/528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