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波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发端于美国。同时，作为全球化主要特征和动力源的“整合化世界市场模式”和“信息技术革命”，也都最早出现于美国，并在美国政府和其跨国企业的倾心促动、打造下而逐渐成形的。作为先行人和始作俑者，美国政府、美国企业和普通美国消费者，在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里，享受了全球化所带来的超额物质红利和精神上的超常满足。按理说，美国是没有理由对自己所倡导创立的“全球化经济秩序”、“全球化信息市场”、和“全球化思维模式”说不的。但现在，种种逐渐清晰的迹象表明，美国国内的整体社会民意和动态决策因素都开始出现一股“去全球化”的趋势。
目前美国这一场金融危机，见底尚遥遥无期，而且越来越露出第二次“经济大萧条”的狰狞面容。真正遭受沉重打击的，不仅是风声鹤唳、容景不再的华尔街，以及工厂倒闭、饱受失业煎熬的底特律，更包括支撑美国行为、思维方式的国家自信。这种弥漫社会上下的惶恐不安，虽说不上“史无前例”，但绝对是二战以后出生、被称为“婴儿潮一代”的中坚美国人所不熟悉、甚至没作好心理准备的。笔者很多四、五十岁的教授同事，在开会闲聊时，都开始回忆自己爷爷奶奶那辈人经历过的那段尘封日久的苦难回忆。这种忆苦思甜的场景，中国人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对于自称为“无可救药乐天派”的美国人来说，特别是放在仅仅几年前还一意孤行，“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大背景下，那绝对是破天荒的。
这种自信心的动摇和迷失，既源于这次金融风暴的突然和惨烈，也源于美国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政治运行体制、经济监管架构、和金融政策理念，在这场超级金融海啸冲蚀下毫无抵挡防御之力的窘态。不仅前期没有预警，而且危机出现后，进退失据，头绪全无。对于普通纳税人来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那辛辛苦苦存了几十年的养老金帐户，一下子缩水将近一半。可对于美国的经济学界来说，让他们颜面丧尽的绝不是经济上的损失，而是对于那些长期信奉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信条、模型的置疑：为什么对于这样一场灾难性的金融危机，竟然没有主流的经济学家在事前作出预测？有人做过统计，美国有成千上万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教授、专家、智囊，而在一年前就相对准确地指出危机出现可能性的，不超过五个人。而他们的见解，基本都被淹没在一片狂热的乐观预测和对于现有经济模式的叫好声中了。这叫好者中间，还包括现任美联储主席、以研究美国“经济大萧条”闻名学界的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伯南基。既然你所掌握的学识，无法帮助预测危机，那又有什么理由让人相信，你的政策建议能够解决这场危机呢？这一层无法掩饰的惶惑和羞愧，间接造成了美国在由它亲手搭建的“全球化宣讲台”---“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显眼的缺席。当然，这里的退缩，不仅是心理层面上的。
与之紧密相联的，是奥巴马新政权面临的角色与理念的认同危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对美国奥巴马政权寄予厚望，而其进步、开明、多样性、负责任的形象也深入人心。但是，美国国内严峻的政治、经济现实，不仅会让奥巴马失望，也会让其一直信奉的理想主义情结发生重大改变。全球化，一方面造成了世界制造生产重心向低成本国家的转移，一方面造成了“信息产品”、“知识产品”的平民化，降低了后发国家在技术领域开展竞争的准入门槛。所有这些，对于构成美国社会稳定中枢的所谓“中产阶级”，都造成了直接冲击。最近半年来，美国受到打击最大的就是包括汽车工业在内的制造业。而民主党历来是蓝领产业工人的政治代言人和利益代表；为了满足他们对于生计和饭碗的切身要求，不管如何不情愿，奥巴马政权都必然会在某些国际议题上，向他们作出妥协；最直接的，就是在国际贸易方面，向“民粹主义”和“贸易保守主义”的方向偏转。在目前美国社会的大背景下，“美国优先”，“购买国货”，已经变成了爱国主义的同义词。很显然，奥巴马必须要在国际主义的理念和现实主义的角色之间，作出痛苦的抉择。现在，美国经济如滑下悬崖的马车，现实给予奥巴马的时间并不多，而又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当美国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在经济刺激计划中加入“优先购买美国货”的条款后，支持奥巴马总统“自由贸易”呼声的，竟然只有几个跨国企业的总裁。而这些跨国企业和财团，在当下这场危机中，威望、信誉和影响都大不如前了。
归根结底，软实力是要靠硬实力支撑的。不管是手中挥舞的“大棒”，还是用来奖赏的“胡萝卜”，都是要费钱的。随着美国手中的钱袋越来越紧，其关注的重点将更多地放在国内，而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身影也必将相应减少。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去全球化”趋势，不是其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而很大程度上是客观条件被迫使然。
美国的这种“去全球化”趋势，之所以要引起中国的警觉，主要是因为中美间的现实实力和相互地位所决定的。
这一轮源自美国的经济危机，预示着美国一直倡导的金融和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致命的问题。恢复和重建，需要智慧，更需要时间，甚至还需要各种周边因素的支持眷顾。在美国调整自身经济模式的时候，中国也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了。特别是，中国以前那种“站在大树下好乘凉”的搭车意识，恐怕该改变了。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于他人，等待美国重新引领世界走出萧条。这等于把中国的前途置于人手，既不现实，也很危险。而且，在美国国内保护主义呼声甚嚣尘上之际，我们还单向依赖外贸出口，这等于是授人与柄，激化冲突。现在，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而且还握着世界上最大的钱匣子。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全国人民赚来、攒下的辛苦钱。华尔街信奉的哲学是，谁有最多的黄金，谁就有最多的发言权。中国现在最好的投资，不是一张大国俱乐部的入场券，而是一个至少能够保证中国未来30年发展利益的国际经济体系和秩序。当然，中国自身的发展现实，决定了我们现在还不可能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但是，当独霸世界经济格局半个多世纪的美国模式脱轨的时候，世界是否也需要和中国模式“接轨”了呢？
更值得中国警觉的是，美国的“去全球化”收缩，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和国际义务层面，还包括军事层面和国际关系层面。如果把华尔街的金融海啸比作是一次心肌梗塞的话，那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投入，就是两处创口很深的出血口。美国副总统拜登最近在慕尼黑的外交讲话，虽是重申美国对盟国的责任承诺，但也透露出美国在外交领域重新整合资源的心态，为其下一步可能作出的战略收缩打下伏笔。美国军事和外交的国际触角，遍布世界主要的地缘政治断裂带上。为了保证现有的安全架构，在收缩的同时，美国必然会鼓励、支持盟国有更大的发言权和活动空间。这种“减政放权”，对于中国周边，特别是东亚、东北亚的几个不安定地区，都可能增加不安定因素，并需引起警惕的。
美国著名的印裔政评家扎卡维亚，在其新作《后美国世界》中颇为深刻地指出，美国在完成了把世界“全球化”的历史重任后，忘记了把自己的视角和心态也“全球化”。中国俗语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一次，崇尚“商品无国界”，“信息无国界”，甚至“价值观无国界”的美国人，想必会最先打起“美国优先”、“购买国货”的“去全球化”大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