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社会分工和生产内部的劳动分工以来，职业活动就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种专门社会职业的新闻记者群体，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专门业务和特定职责的、不同于其他职业的鲜明特征。改革开放30年来，记者的职业特征和社会角色认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回归新闻记者职业本身，是这一变化的趋势，同时，其他各种关于记者角色的认知仍有存在的空间，呈现一种观点的多样化的状态。从认识一律，到观点多样，相互容忍，可以说，我国在记者角色认知方面进入了一种和谐的状态。
“阶级斗争为纲”思维下的记者角色认知
记者这个社会职业是怎样来的？胡乔木曾基于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而说道：“为什么要有记者？人生活在社会上，为什么会发生记者这一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职务或职业？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其根本问题是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消灭以后，还有生产问题，所以社会问题根本上还是生产问题。生产斗争以及围绕生产所进行的斗争，产生了种种经验，对于这些经验，有加以宣传的必要，于是，有些人自告奋勇，或被指定介绍这些经验，使世人周知，特别希望与他利益相同的人，根据这些经验办事，这就是记者产生的根本基础。”[1] 这种从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简单导出新闻职业传播的说法，无法解释新闻职业为什么仅在最近数百年才形成新闻传播的社会职业，而不是与人类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一起产生。
我国记者关于自身社会角色的认识，基本是从传媒的角色导出来的。30年前，在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内，传媒的职能被定义在单一的政治宣传，因而记者自然是党的宣传工作者，而不是一种社会职业。尽管1979年的《辞海》关于“记者”的解释是“从事采访报道的专业人员”，但是在新闻学的教材中，仍然强调记者基本任务是从事政治活动：
“新闻记者是在历史洪流向前冲进的最近处，观察和报道历史前进的每一个脚步，从而参与推动历史更快地前进……他是这个前进大军的积极参加者之一，是一个战士，而且是最前线的一个哨兵。不用说，这种活动是一种政治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闻记者被称为政治活动家。”[2]
80年代从事实际新闻工作的人，在他们关于自身工作的文章或书中，也是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理解记者的职业特色，强调记者角色的政治性质：
“无产阶级党报的记者是党的调查研究的专业人员，要有一定的政治素质和思想修养，不仅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要努力反映人民的呼声、愿望和要求，帮助党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3]
尽管社会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思想认识领域，通常会发生滞后现象，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形成的观念，不可能很快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跟着变化。既然80年代的新闻改革被视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那么对记者的角色认知，自然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视为政治性质的。
记者角色认知的缓慢变化
然而，也是在80年代，让新闻记者角色回归本位的思想开始经常闪现，例如这样的描写：“新闻记者同坐在沙发上沉思的政治家或历史学家毕竟不一样，他是个哨兵，甚至是个侦察兵，他要耳聪目明，机警灵活”，随时搜求最新变动的事实。[4]这个思想很接近马克思关于哲学与报纸区别的论述。马克思写道：“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淡的自我直观；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那种与它格格不入的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对立起来。”[5]
1991年的一本新闻学的书，一方面意识到信息社会的环境变化，另一方仍然局限于在“阶级”、“先进”之类的传统概念之上，赋予记者职业不堪承受的社会义务。该书写道：
“新闻记者，是在世界社会环境发生剧烈变动、国内外政治斗争日益复杂和经济与科学技术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或先进社会力量，为了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从事传播和评价事物最新运动状态信息和反馈信息的人才。”“新闻记者是信息时代的骄子，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由于他们及时传播真实信息而使社会充满活力的催化因素。”[6]
1993年版的新闻学教材，开始呈现出对以往记者角色认识的脱离倾向，把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征描述为以下七点[7]：
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以全社会为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了解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心理；
思想敏捷，视野开阔，及时把握外界的新的变化；
以独特的新闻手段向公众报道第一手材料；
以巧妙的手法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自觉地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
落笔成章的写作能力；
有效地运用一切传播技术手段。
在这些关于记者工作特征的描述中，对记者工作特点的要求显得太高了，但是毕竟是记者应该追求的，例如了解社会、思维敏捷、占有一手材料、社会的新闻传播者、写作能力、掌握传播技术。这些都显示了作者记者职业的特征，但是落实到记者工作的目的上，却是“完成社会教育者的使命”和“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自觉表明政治倾向”，仍然没有摆脱记者凌驾社会之上的态势和从事的是政治工作这种认识窠臼。
梁衡则在1996年说，新闻信息和自然信息不同，它有社会性，是通过大众传媒，传给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看的。“记者姓公，要以公论立论，为公益传讯。”新闻记者总是自觉地关注一个时代的新变动、新情况、新事物，把握时代的最新动荡，做时代脉搏的最直接、最敏锐的感应者。“由于使命的关系，社会给记者一个特殊的位置，他既处在制高点，俯视社会，又处在连接点，摸着事件和人物的脉搏。在前者时，他应表现出冷静、清醒，在后者时，就应热情、积极，他既有一副冷眼，又有一颗热心。”[8]同类的说法也出现在教材里：
“新闻记者是新闻信息的传播者，是为公众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在整个社会活动中，他们扮演着公众利益的‘守护神’，社会舆论的‘导向人’的角色。”[9]
这些对记者的特征描述已经接近记者的本职内涵，但同时充满一种对该职业的浪漫想象。其实，记者能把现实发生的事实清晰地讲述出来，就很不错了，若记者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当“守护神”和导向别人，那各路社会精英和各级党政领导人做什么呢？
1997年版的一本关于新闻职业道德的书，从信息学和社会学角度把记者职业描述为以下四点：
信息的敏感的采集者和传递人；
拥有社会武器的干预者；
塑造社会现状的精神生产者；
十字路口的“社会人”，即记者好像是站立在十字路口的“社会人”，环顾上下左右，倾听八方来音，汇天下之风云，立笔开言，传递时代信息。[10]
在这些关于记者工作特征的描述中，对记者工作的目的的描述，至少摆脱了直接的政治语言，但是“拥有社会武器的干预者”、“立笔开言”，无形中仍然把记者视为一种高于普通社会人群的特权人群。
新世纪对记者角色认知发生的较大变化
2003年发生了很多事件，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中国电视新闻首次成月地直播战事和报纸规模化地连续报道；中国当局瞒报、谎报信息造成非典疫情蔓延和后来公开信息形成社会合力化解危机；山西繁峙矿难中11名记者受贿失语；全国整顿行业报，数百家新闻性不强的行业报和县级党报停刊，等等，引起了学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较为集中的研究。同时，这一年起，因繁峙矿难在新闻界持续数年开展“三项学习”运动，首次由官方提出“新闻职业道德”、“职业意识”、“职业精神”等等概念。这些都在无形中提示人们，新闻记者是一种社会职业。新闻专业主义基于以新闻报道与传播本位为核心的价值判断，倡导着新闻记者践行一系列职业规范。
这年以来，来自采写一线的记者在自我角色认知时，强调记者的职业理想首先是记录，其次是影响。他们的认识已经完全回归到记者的职业本身。《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说：
“记者就是一个旁观者，记录是最基本的，影响是记录所产生的，但你不能更多地去奢望和作为，你的作为就是很好地记录，专心地去传达你所关心的命题。”[11]
《经济日报》记者庹震说：
“用我们的笔，我们的镜头，记录着我们国家的日益强盛，记录着人民的日渐富裕，也记录着新闻工作者放入一种职业的幸福。”[12]
200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安采访25位活跃在采访前线的著名记者后发现，在这些记者的职业意识中，更多的记者坚守内心忠诚，追问、记录、表达和传递新闻事实真相，进而启蒙或影响受众。[13] 在他们的心中，记者是一个忠实地记录历史，忠实地为社会进步呐喊的崇高职业。[14]
相对新闻学的教材，来自实践一线的记者已经超越了死板的新闻理论教材。例如，2000年的教材还在说：
“我国记者的社会职能，就是通过自己的新闻采访活动，传播新闻信息，传播党的声音，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就是通过自己的采访活动，勇于坚持真理，揭露谬误，敢于反映民众呼声，正确开展舆论监督。我国记者的社会地位，就是社会活动家，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就是广大群众利益的捍卫者和代言人。”[15]
2003年的教材把记者的职业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
能够及时、敏锐地反映社会和时局的变化；
能够与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保持着十分广泛的联系；
作为喉舌、工具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作为舆论的代表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是一种快节奏、高强度的创造性劳动。[16]
这里，社会监测和守望功能放在记者职业特征的首要地位，显示出认识的进步，但是仍然留有较为浓重的以往思维的痕迹。
2006年，一本新的新闻理论教材从信息学、传播学和记者职业的社会性的角度把新闻传播者的角色定位于以下几点：
为受众而产生、存在和工作的职业群体；
信息流通的始点；
反映时代、记录历史的人；
大众和社会的“教师”；
“文化人”；
社会活动的活跃分子和专门家。[17]
这时，回归记者本职的意识开始显现，不过“教师”的比喻仍然显现一定的对记者过高的作用估量。
5.12地震报道中，很多记者表现出很强的职业意识，把最新信息和事实传递出去，把信心传递出去，把希望传递出去，把坚强传递出去，把“以人为本”的理念传递出去。同时，某些记者缺乏基本职业道德的种种做法，也促使研究者们重新审视传媒的基本职责和记者职业理念。
传媒的“四大职能”导出的记者角色认知
正是有了如此漫长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才有可能使得关于传媒职能的认识和记者角色的认知回归新闻本位。2008年6月出版的一本新闻理论讲座，引用了黑格尔的一段话：
“科学，作为服从其他部门的思考，也是可以用来实现特殊目的，作为偶然手段的；在这种场合，就不是从它本身而是从对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从另一方面看，科学也可以脱离它的从属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独立的地位，达到真理，在这种地位，只实现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18]
显然，黑格尔区分了认识科学（新闻学应该是“科学”之下的一门学科）职能的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从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得到它的定性，例如我们前面讲述的很多关于传媒职能的认识（主要是从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定性的）。另一种思路，抛开与其他事物关系的定性，而只从传媒本身来确定传媒的职能。
沿着第二种思路，关于传媒的职能的论述，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的传媒三项主要职能，以及查尔斯•赖特(Charles Wright)补充一项职能，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
第一，对环境进行监测。这一条看起来很简单，不论你是党报党刊，还是自由主义的传媒，监测的范围、内容、角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所有传媒都有这么一个基本职能。也就是外面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如果这个变故涉及到你负责传播的领域，涉及你的受众利益和兴趣，你要及时刊登，向你的受众报告。没有报告，或者报告不及时，就是失职。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叙述。新近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实，具有新闻价值，你要不向你的受众讲述这个事实，就是你的失职。这是所有的媒体共有的一个基本的职能。因此，记者的角色当然应该定在监测环境、报告新闻这个基本任务上。
第二，使社会各部分为适应环境而建立相互关系。传媒及时发出信息，目的决不是火上浇油，加剧社会冲突。而是帮助人们及时了解情况，获得新的信息以后，
调整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小到家庭关系、朋友关系、人事关系，大到个人、团体与整个社会的关系。这是传媒的一个社会职能。比如，媒体发表了反对家庭暴力的新闻，那些家庭不和睦的人也许接受了这样的信息，会调整社会最小的单元——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的媒体发表了胡锦涛的讲话或温家宝视察活动的报道，实际上是为了建立或协调中央领导人和人民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媒体上刊播广告，实际上建立和调整着厂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某种关系。所有的媒体，尽管刊播的内容有所差异，但是最后的目的都是这样的，使社会各部分为了适应环境，不断地调整和外部的关系、建立相应的新的关系。
第三，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这也是所有传媒都拥有的一个职能，往往是无意识的职能。因为你每日每时在播出、刊登新闻的时候，把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文化基因继承下来了，同时，可能也把文化的创新记录了下来。各国媒体的文化特征为什么会有很大的差别？原因是传媒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你会每时每刻使社会的文化遗产通过你的发表、播出代代相传。当然，这种代代相传是一种扬弃式的接受和传播。
第四，提供娱乐。当大家接受前三者的时候，如果传媒再相应地提供一些娱乐内容，能够使接受者带有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情。传媒的娱乐职能之所以能够在1958年提出来，就是因为二战后全球整体上进入了一个和平时期，尽管局部地区战争不断。这种情形下，人们在紧张工作之余，需要适当的娱乐，得到休整和放松。[19]
在这四种传媒的基本职责中，第一条亦是记者角色的要点。其他几点是由传媒整体运作来体现的。经历了30年，我们已经有条件让记者的角色认知回到简单而艰难的角色认知上。随着社会结构的完善，原来附加给传媒的各种不堪承受的“重任”，以及对记者职业的过高要求，应该由相应的党政部门和社会团体，以及职业教育家、专业学者来承担，记者主要角色，是向公众及时、客观、全面的报告新近发生的事实。这一角色能够担当好，遵循职业道德，让公众满意，就是好记者。
为什么本来简单、清晰的记者角色，会变得如此复杂、多重化？我国千年来“文以载道”的传统，是为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服务的，因而与精神活动相关的所有文化和信息传播，都被赋予无限的政治伦理责任。记者职业虽然是现代的产物，但把它推及到传统的认知上，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再则，我国现在的传媒业，是建立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宣传工作基础上的，尽管社会早已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但是我们对于新闻工作的认知，长期停留在政治宣传的角色上，自然就得从党政机关的角度提出各种任务，把记者当作干部看待，而忘却了记者的本来社会分工和专业是什么。
当然，现在这种认知上的“减负”并不意味着记者没有社会责任了。记者既然是一种职业的岗位，自然应有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的约束，这方面，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因为有些记者连基本的职业道德和规范都不懂。在记者角色认知回归以后，全面了解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与规范，成为很现实的问题。我国新闻记者从业人员作为一种职业让社会认同，也需要时间。
[1]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71页。
[2]《新闻记者——政治活动家》，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外记者成才经验谈》，1988年秋（内部用书）。
[3]《新闻工作手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590页。
[4] 萧乾《老报人随笔》，参见徐向明编：《中外新闻名家名言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4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6]《系统基础理论新闻学》，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228页。
[7]《新闻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226页。
[8]《新闻原理的思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12页。
[9]《现代新闻传播学》，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10]《新闻职业道德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45页。
[11]《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186页。
[12] 庹震《怎样当记者》，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3]同12。
[14] 胡新桥，李明文《激情：记者工作的生命》，《当代传播》2008年第5期。
[15] 《新闻采访学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16] 《当代新闻理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583—586页。
[17] 《新闻学原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205页。
[18] 黑格尔《美学》中文版第1卷10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9] 《新闻理论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