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早有预言：作品的阅读取决于批评，批评取决于理论……而理论自身则取决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事实上，我们没有自己的理论，这就很可怕了。也许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评论家干什么去了，跟在人家后面还要跑多久，还要吃多少“闷棍”。文学的边缘化，批评的概念化，文学理论的泛化，最终导致文学自身的贫乏。理论成为笑柄，批评家成为“小丑”。
而在这之前，欧美的“理论革命”早已风起云涌，这些基本上来自欧洲和北美的理论，以人文（哲学﹑历史）与社会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为主。它们的大量引入，使得文学研究模式的不断更替。基本的文学研究沦为“课题”与“论述”，“一套接一套的流行理论，一个接一个的时髦话语，就仿佛一季接一季的新装，它们装点了文学，却没有告诉我们文学自身好在哪里，创意在哪里。”（奚密语）毫不夸张的说，欧美三四十年的文学理论“大跃进”让我们也忙乎好大一阵子。诸如“现象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现代等等，令我们眼花缭乱。学者出版也纷纷套用最新的理论，以获得最高的批评“效应”。连文艺学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也成了研究外国学者论文的论文。“文学研究成了学院里一门封闭的学科，一门以自我生存与牟‘利’（终身职﹑升﹑名声等）为目的的‘工业’。”（奚密语）文学理论的匮乏与跨文本﹑跨经验﹑跨历史等貌似批评术语的泛滥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大胆地断言，当代文学评论从来就没有过我们自己的东西。
“深生态学”(Deep Ecology)是由挪威著名哲学家阿恩·纳斯(Arne Naess)创立的现代环境伦理学新理论，它是当代西方环境主义思潮中最具革命性和挑战性的生态哲学。深生态学是要突破浅生态学(Shallow Ecology)的认识局限，对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事务提出深层的问题并寻求深层的答案。今天．深生态学不仅是西方众多环境伦理学思潮中一种最令人瞩目的新思想，而且已成为当代西方环境运动中起先导作用的环境价值理念。
深生态学的产生，有着其深刻的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发展背景。现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大致可分为肯定人类的价值高于自然的价值、部分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的现代“人类中心论”，和充分肯定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强调人与自然价值平等的“非人类中心论”(Anti-Anthropocentric)。后者包括“生物中心论”(Biocentrism)和“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深生态学继承和发展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的一些重要思想，又借鉴现代人类中心论的一些观念，成为独树一帜的前卫派环境伦理思想。法国哲学家阿尔伯特·施韦兹(Albert Schweitzer)是“生物中心论”伦理学的创始人!他认为，自然界每一个有生命的或者具有潜在生命的物体具有某种神圣的或内在价值、并且应当受到尊重。如同生物中心论的伦理学理论一样，生态中心论的伦理学也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但是，生物中心论的伦理学着眼于“个体主义的”(individualistic)不同，生态中心论的伦理学是“整体主义的”(holistic)。它认为，整个生物圈是一个整体，包括物种、人类、大地和生态系统。现代西方“生态中心论”伦理学创始人莱昂波特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环境仅仅看作是供人类享用的资源，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价值的中心。生物共同体具有最根本的价值，它应当指导我们的道德情感。我们必须把社会良知，从人扩大到生态系统和大地。
1973年，纳斯在《浅层与深层，一个长序的生态运动》中，对“浅生态运动”(The Shallow Ecology Movement)和“深生态运动”(The Deep Ecology Movement)作了区分。他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浅生态学运动：反对污染和资源枯竭。中心目的：发达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物质上的)富裕。”而深生态学运动的特点在于：(1)“以互相关联的全方位思想，反对人在环境中的随意想象”。任何有机体都是生物圈网络中的一个点，没有万物之间的联系，有机体不能生存。(2)“生物圈平等原则”。任何生命形式，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平等。(3)“多样性和共生原则”。鼓励生活、经济和文化的多样性。“生活并让他人生活”(Live and let live)是比“要么你活，要么我活”(Either you or me)更重要的强有力的生态学原则。(4)“反对等级的态度”。以上三条原则适用于所有的物种、群落和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民族。(5)“反对污染和资源枯竭”。在这方面生态学家已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浅生态运动没有考虑采取措施的社会意义，而深生态运动要担负起伦理责任。(6)“复杂而不混乱”。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进行着复杂而有序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构成动态平衡的有机统一体。(7)“区域自治和分散化”。深生态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区域自我管理”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自我满足”。
3．浅生态学运动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通常是技术主义的，试图在不触动人类的伦理价值观念、生产与消费模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前提下，单纯依靠改进技术的方式来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深生态学运动则认为，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文化危机，其根源在于我仍旧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的不合理方面，人类必须确立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
4．浅生态学运动反对污染和资源枯竭的目的，追求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物质上的富裕，而深生态学运动声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是要维护所有国家、群体、物种和整个生物圈的利益，追求个体与整体利益的“自我实现”。
日本科学家江本胜教授作了一个实验：放置一杯水，然后对水播放纯美的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然后将这杯水拿去用仪器透视，发现水分子呈现出极其辉煌亮丽、美妙绝伦的分子结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同样，把这杯水放到重金属摇滚的嘈杂刺耳声音中，水分子的结构发生了类似癌变的分子结构变化。我们都知道，人体70多％都是水，进入反生态的噪音中，怎么不得癌细胞呢？同样，非艺术成为喧宾夺主的政治波普，真正的艺术就成了病态的艺术。[1]可以说，面对现实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生态文化应运而生。
一 全球化语境中生态理论的发生与发展
作为学术史的生态文化理论的诞生于何时呢？学术界尚无定论。“生态学”一词，是由希腊语oicos（房子、住所）派生而来，最早出现在德语中，即die Okologie，英语为the ecology。生态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其思想渊与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有着分不开的关系。1858年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他从生态平衡的角度反对喧嚣的城市，而赞美树林和溪流的自然世界。
1886年德国动物学家 海克尔在《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阐述了动物植物关系演化的系统树，认为精神与物质的应该和谐统一：“我们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全部科学，进一步可以把全部生存条件考虑在内。生态学是作为研究生物及其环境关系的学科而出现的。随着这一学科的发展，现代生态学逐步把人放在了研究的中心位置，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生态学关注的核心。”这一说法应是生态理论的滥觞。
一般认为，1970年在西方兴起的“生态主义”（Ecologism）开始了生态文化的艰难历程。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出现，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开始的。相对于其他西方文论而言晚出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旦出现就在世界上迅速引起人们的理论兴趣，并不断加强这一理论的世界化进程。西蒙·C·埃斯托克（Simon C. Estok）认为，生态批评的诞生因为视角不同而有三个不同的日期：作为文化术语的“生态批评”最初由威廉·罗依克特（William Ruekert）1978年发表的文章“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中提出，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十五年后的1993年，帕特里克·墨菲创办“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杂志，以其重量级的话语权力，重新阐释生态批评的重要性，引起广泛地关注和响应，标志着生态批评学派的逐渐形成，但是还没有学派的纲领和正式理论出版物；1996年切瑞尔·格罗特菲尔蒂、哈罗德·弗罗姆编《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和劳伦斯·布依尔的《环境的想象》的出版，生态批评终于有了自己的理论纲领和重要的美学原则，并在学术界引起深度关注与研究，并不断在辩论中走向成熟的体系构架。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生态神学（Eco-theology）、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 politics）、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生态艺术（Ecological art）生态社会学(Ecosociology)、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 psychology）、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深生态学 (Deep ecology)等研究领域如同雨后春笋，人们在西方文论的“高原平台期”中又发现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去掉人类中心主义，坚持自然中心主义，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作为生态理论的基本法则，以此消除人类沙文主义僭妄的生态批评。与以前相比，“生态”一词体现出鲜明的价值倾向性和实践意味，“生态”一词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含义更为深厚。生态哲学把对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现代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上，将自然科学研究所提供的生态思维和生态方法渗透到人的世界观和生存体验中，努力把生态精神培育为一种通向全新文明前景的思维方式、价值基础、精神信仰和文化观念。总之，今天的生态文化运动已经变成了一场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与人文思考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行动相结合、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反思与对一种更加健康完善的新文明的建设性思考并重的文化运动。
与其他的西方文论突显形而上理论思辨性不同，生态理论是一种直面人类现实处境的实践理论。生态批评家大都反对雅克·德里达《文字学》：“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文本中心主义看法，坚持认为：语言或文本的存在仅仅是实体世界的文化表征，并不能说明物质世界无足轻重要，文本之外的重要东西多不胜数，怎能说一无所有？贝特认为：“后现代主义宣称一切尺度都是文本尺度，生态诗学则主张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一种可能性，即某种被称为诗歌的文本尺度可以使我们回忆起人类最古老的知识：没有大地尺度，我们就不复存在。”生态理论反对当代理论陷入“语言唯心主义”或“文化主义”的陷阱之中不能自拔，致力于将人类面临的现实危机和当下困境揭示出来，走出“语言的牢笼”的自我画地为牢，超越语言文本的心造幻影，关注时代的困境。
莱德菲尔德在《塞来斯廷预言》和《第十种洞察力》中强调：现代社会的腐败和贪婪是物质中心化和精神边缘化的人性异化造成的，腐败源自于整个世界物质主义弥漫的“有所企求”的贪欲，人们缺乏精神超越维度而处于现实欲望难平的浮躁焦虑中，这一系列现代文明病症导致了人类的整体精神失衡。一言以蔽之，西方人在近400年走上了文化偏执歧途，仅仅关注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准，这种的严重文化偏执症，导致人痴迷于物质增长而丧失人性深度和人文厚度。当然，这些尖锐的批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二 当代“深生态学”的人类精神发展史意义
生态文化理论发展，使得人们不仅注意文学与生态的表层关联，而且注意到表层下面掩盖的深层问题，[2]德国学者施韦兹( Schweiter, 1875—1965)和美国学者泰勒(Taylor)提出的“尊重生命”理论，将人的道德范围从有感觉能力的动物扩大到了所有生命物。美国学者莱奥波德(Aldo 1eopold, 1886—1948)的“大地伦理学”则道德主体的范围从个体生命物扩大到了生态系统，大地被看成人类生存的不可毁弃的整体系统。
这种系统整体意识为深生态学的诞生提供了地基。[3]其后，“深生态学”应运而生。
一，深生态学的发展与特质
“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的概念为挪威哲学家奈斯（Arne Naess）1982年首次提出，后来以访谈的形式出现在《十个方向》一书中。[4]奈斯认为，深生态学的核心是从人类精神史的深层生存视角出发提出人类何处去的关键问题。“深”与“浅”相对，意味着在人所不明或为人忽视的地方，才是真正需要拷问和挖掘的场域。[5]这样“深生态学”就触及到现代性弊端中最核心的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更使人在自然面前巨人化，自然从人的平等共处中剥离出来，处在被人类征服蹂躏强制的弱势地位。作为宇宙主宰的人，自感大大优越于自然，在人定胜天的狂妄中肆无忌惮不计后果地盘剥自然。自然在人类现代性的掠夺下危机四伏——海洋过度捕捞、沙漠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下降、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物种加速灭绝、城市空气污染等。直面大难临头的世界性生态危机，使人终于认清了自己的浅薄和贪婪。深生态学呼吁切实抛弃“人高于自然”的中心主义等级观念，而提倡人与其他物种“众生平等”的观念，遏制为了个人的贪婪而将地球引向毁灭的境地，从而挽救地球生态和人类未来。唐纳德·沃斯特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这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生态问题的思路，已经成为生态文学创作者的文化共识。[6]
当代西方的困惑在于，这种商业文化、海洋文化、竞争文化、斗争文化遭遇到很大的问题。最近美国副总统戈尔在电影《An In Convenient Truth. 2006》触目惊心的叙述画面中，展示人类在现代性浪潮中遭到空前危机：生态危机、瘟疫层出、温室效应、南北极正在融化，文明最终在人类无止境的现实竞争和消耗资源中正走向自我毁灭。联合国提出三个1% ，指出有三种病百人中就出现一人，包括精神病1%、自杀率1%、艾滋病1%。[7]今天的学者诗人似乎少有思想家诗人灵魂的痛苦，自然科学中心主义将人文科学的人文关怀边缘化！只有意识到现代性的危害，由穷奢极欲回到尊敬山体，敬畏水脉，爱护地球，和谐公平，这样人类未来才有美好的可能。
比尔·戴维尔（Bill Devall）在《深生态学》中认为：今天需要的则是将生态思维拓展到“生态智慧”中去。智慧这个词来自古希腊，它关系着伦理、准则、实践。生态智慧，或者说深生态学意味着从科学向智慧的转向。深生态学有以下特质：
一，拒斥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质疑西方伦理传统的人是万物之主的霸权观。重视资源保护与发展运动、动物权利与动物解放运动、人道主义哲学等哲学领域中的改革，并从生态学视角指出这些运动中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不足，坚持应逐渐唤醒民众的生态意识。
二，深生态学基本原则和理论构想是：“深生态学的基础是构成生态意识对我们自身与自然的直觉与经验，政治以及公共政策方面的立场都从这种意识中自然而然的流淌出来”。它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是“自我实现”与“建立在生态中心基础上的平等”。应该用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整个世界系统的价值应重估，应摆正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
三，对世界各种生命形式不分轩轾地加以认同。平等看待所有生命和自然，所有其他生命存在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既相关又相依。自然并不与人类利益相冲突，关怀自然是人类个体自我实现的一部分。
四，发展生态乌托邦理想是人类进行环境教育的重要部分。生态乌托邦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无法完全实现却让我们始终保持理想的所在，进而培养一种能够理解“自我与他人以及世界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健全人格，实现人的内在自然（心理）与外在自然的和谐。
五，对工具理性加以批判，强调用精神启蒙或艺术诗意表达的人文理性取代工具理性，从而提升生命质量和精神存在价值。
六，深生态学不是抽象理论游戏，而是要在社会文化的实践行动中发出真实的声音，人们可以通过根据深生态学理论展开实践行为而变成更加成熟健全的人。[8]
二，深生态学的现实语境
其一，现代以来，人类文化遭遇到空前的精神困境。这种困境说明东西方危机的表层是人与环境的自然生态危机，而深层是人的危机、情怀的危机和艺术的危机。在本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兴起的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后现代文化，使西方“现代性”遭到置疑。随着人类知识的空前膨胀，科技的霸权和扩张导致了现代性合法化危机。这一状况反过来深刻地规范着人类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导致一种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极端倾向。生命的意义和艺术的深度同时消失，消费意识的渗透使自然与人类意识这两个领域日益商品化，进而，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逐渐模糊。对这种自现代主义文化以来的文化危机，这种被诗人称为“人不再去度过幽美的心灵生活，人失去精神上的古典与超越的力量，人只是猛奔在物欲世界中的一头文明的野兽”的现象，不仅西方的思想家注意到了，东方的思想艺术家也已体察到了。哲人们为了救赎几近窒息的心灵，解放被榨取殆尽的生命，开出的药方竟众口一词：以艺术之气韵给生命以血性，以艺术之意境提升人生的境界，使之摆脱物欲，重返精神家园。
于是，艺术灵性成为诗人哲人追求的目标。正唯此，海德格尔要人们转变向外求索的欲望，凝神静思，体会诗哲的灵魂时感受着的愁绪，使自己成为趋近诗思的人。这种强调诗意的倾听和本质直观的方式，就是以有限的生命把握人生意义和价值。只有尽心澄情，才能存神见道。这一观点对西方艺术美学影响重大，其后阿多诺、布洛赫、马尔库塞都相当重视通过人的感性审美生成去解救人们被遮蔽的心性。
人过分追逐外在目的，往往不期然地使自己沦为可怜的“手段”。同样，人在过分注意于“语言游戏”时会遭遇到思维路断、言语道绝的困境。关心人的心性超越、灵魂安顿，以达到精神的自由解放的维度，在哲性诗学家那里是独有见地的。生态美学重视艺术对灵魂的提升功效。因为美和艺术把未来的理想先行带入历史现实，艺术积淀着人类远古无意识，并从一个更高的存在（道）出发，召唤人们进入审美境界，从纯审美中规范现实向纯存在转换。以艺术之清泉洗涤世俗之尘埃，在宁静的蕴涵中包孕着对人生和世界的一往情深，既超出现实又诗意地返回人生,这就是人与艺术精神的内在契合，或许也是人的超越性的本真写照。就此，比尔·戴维尔认为：“深生态学努力发展个体、社会和所有自然之间的一种新的平衡而和谐关系。它可以从根本上满足我们的深层呼唤：忠诚于并且信任我们的直觉；勇敢的采取直接行动；怀着愉快的自信与感觉的和谐共同舞蹈，这种感觉的和谐是通过与我们身体的节奏、流水的节奏、天气和季节的变化、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过程的自发而富有游戏精神的对话而被发现的。”[9]可以说，深生态学力图通过重新陶冶出具有生态意识的个体从事文化更新工作，从根本上铲除导致生态危机的现代文明的病根。
其二，人的断片化使得“精神生态”出了问题。
今天，在全球语境中探讨人在环境危机中精神生态何以可能达到和谐的问题，不仅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成了问题，而且“精神生态”也成了问题。西方现代性的世俗化图景：从人的神话到神死了，大写的人死了，知识精英死了，剩下的是小写的人和比矮的人；从乌托邦到日常生活的合理化，世俗生活成为幸福的别名；从理性中心主义到感觉中心主义，整个世界和知识分子心态发生了整体倾斜，人的片面发展成为时代的标识。大卫·罗森伯格解释说“真正的关联性思维会消解掉建立起关联的作为断点的实体。人不存在了，自然不存在了，只有作为最初追问力量的连续体。这样，某种特定的情感就将光明或者晦暗的影子投注在对运动的观察上，投注在一种召唤的力量上，这种力量似乎来自自然，又似乎是受到我们影响，但实际上它谁也不属于，它是看者和被看者的连接。”[10]事实上，人在这个片断化的时代日益片断化和异化。人们已经从前现代的线性时间观中走出来，进入现代性的当下时间，更进一步进入后现代的时间的空间化——无时间。于是文化远离了贵族化和垄断化，远离了权威性和启蒙性，进入到肉身化、独白化、自恋化、欲望化、比矮化、自贬化、消费化。如何使文化和人的精神的绿色生态化地发展，需要认真地思考和实践。
其三，深生态学是一种激进的深环境主义。
在我看来，深生态学是一种有深度的生态哲学，它在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或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深度关联中升华为“人类性”思考的生态智慧，这种整体性的高智慧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其思考的核心和根本，从而超越了西方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自然本身作为一首具体的诗歌是充满混淆的。节奏和诗节从一个时刻向另一个时刻转变。但我们永远不是只决定我们所见之物的属性。我们希望看到结构，并且决定它在那里。当我们看的时候，世界为我们提供秩序。我们并没有选择栖居地。它允许我们它里面生长繁荣。”[11]其实，这个世界无限丰富的生命现象背后有一种更为根本和深沉的生命力量存在，它是世界上一切存在物的前提。
深生态学理论家基本认同两个基本原则，“生态中心的平等原则”和“自我实现原则”。从这两个原则出发，深生态学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坚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思想，反对个体主义独立或外在于整体性。从而与整个西方传统的个人主义和个人至上相对抗。深生态学进而认为整体对个体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任何个体能够脱离开人类整体系统而存在。[12]
深生态学的平等原则具有“众生平等”的高远性，所有的生命和存在都具有不可剥夺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人类并不比任何物种高，而只是生态系统中平等的一部分。它对那种仅仅从人类利益出发对自然加以盘剥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加以坚决地抵制。同样，深生态学对人类的未来并不悲观，而是在环境危机中对前景充满乐观的理论话语。他们将生态危机与文化远景问题联系起来，力求揭示人类文化心理和制度范式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并通过深度反思来重新厘定人类文化的重量。
三 生态批评对当代文艺理论的意义
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是人类多元文化丰富性凋敝的开始。人类的政治制度、人权准则、金融体系、科技发展都会全球化，这是人类共同进步的基本保证。但文化形态、审美感性、艺术精神、宗教信仰必须保持各自的身份特色，丢掉这一点人类的精神生态文化生态就会出现重大断裂和本体错位。
一，人类性价值中断与东西方前沿话语整合
生态批评文论既从生态学视野出发研究文学与宇宙生态系统关系，又从生态学角度看文学批评，强调生态学角度高于审美角度，审美之维服从生态之维，使生态与审美获得互动互释。更深一层看人类精神生态谱系：“人类性价值中断”问题困扰着人类，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不管是亚洲还是非洲，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当代价值伦理、审美情趣和心性襟抱与传统的整体中断和大面沦落。传统的“价值中断”造成了人类总是从零开始，对过去创造的巨大物质与精神财富和人类深厚的价值本源加以否定，使所谓“追新逐后”的“唯新主义”成为对传统“釜底抽薪”的借口。其结果使人成了无根、无源、无本、无家之人，于是寻家、归家、精神复归——寻找人类故乡和精神家园成为现代后现代人类精神生命的真实写照。
在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提出来。生态文化问题的提出，一方面是从现代性内部产生的自我反思，另一方是东方文化对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某种程度的纠偏。从历史上看，西方文化源头与东方文化有不解之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古希腊被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本源。事实上，那种将希腊文明看成是西方文明传统的观念在当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现代性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形成的一种文化偏见。希腊是西方文明一度中断而后发扬光大的文化形态。西方文明并不仅仅源于希腊的克里特岛，而且同古代近东地区尤其是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文化紧密相关。
直言之，西方文明受东方文明影响很大。西方人将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开端，并以各种现代性叙事阐释这一文化源头，进而片面地将西方文化看成人类最初的曙光。事实在于，希腊文化作为一种曾经失落的文明，是近代以来因现代性和全球化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一种所谓连贯的文明形态。其实，西方文明既不是一种连续性文明，又不是独立成熟的文明形态，而是深深地受到东方文明影响的文明。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中如是说：“我们之所以由东方开始，
不是因为亚洲乃我们所熟知为最古老文明之地，而是因为亚洲文明是形成希腊与罗马文化的背景与基石，而梅因（Sir Henry Maine）却误以为希腊与罗马文明乃是现代文明之源。当我们获知大多数重要的发明、经济与政治组织、科学与文学、哲学与宗教，都是来自埃及及东方时，我们定会惊讶不止。”
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中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处理和人与超自然力的神的关系的处理，启发了西方人。在文字、艺术、宗教等方面，西方文明对近东文明有着诸多借鉴：诸如建筑学、测量学、城建学、军事技术、制造术、雕刻艺术都是从两河流域和埃及传入，而天文学、数学、几何学、修辞学、历法、贸易艺术，钱币使用、国际条约的签订都是由两河流域和埃及的文明开创先河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方文化乃至宗教都有东方的因素，与东方有不解之缘，西方文明是吸收东方先进文明而获得精神能量的。正是将人置于宇宙中心，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德），才使得现代西方人与古希腊人在坚持人文主义，高扬人性中找到了精神共鸣。
因此，今天的生态文化使东方文化又一次对西方前沿文化产生了影响，这一生态话语流动和互动互用，实在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的福音。[13]
二，生态文化聆听物种灭绝的警钟
西方艺术家和美学家近些年来大力提倡生态文化和美学，这一方面有对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出现的众多问题的反省，另一方面也有对艺术中近几十年来出现了过多的卑污和血腥的抵制。这种生态美学在全球播撒，得到了人们普遍认同。然而问题在于：“自本世纪以来，已有5400余种动物在人类统治下而提前灭绝。如今的人类，早已从为生存而有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变为无节制地奢求。人类大肆屠杀动物，血腥气充塞天地间。然动物物种有限而人类欲望无穷。这种无节制的疯狂攫取，破坏了自然界的生物链，最终会将人类自己也逼到死亡的境地。”我想，人类无疑成为了这个世界最为凶狠野蛮的动物，这种“现代性”机器所导致的无节制的疯狂虐杀和私欲占有，使得人类亘古未有地陷入了虐杀与自杀的悖论之中。善待动物的吁求是值得新世纪人深思再深思的。
在我看来，在全球化的人与动物的紧张关系中，人的这种嗜血杀戮的本性，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鼓噪，事实上已经将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彻底扭曲，使得人成为一种不断用各种理由（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甚至艺术的理由）心安理得地从事冷漠的杀戮，进而使杀戮操作化表演化！从而丧失了人与万物同一的人性共识和基本法则。不仅如此，这种血腥感的制造者，事实上是人类中心主义虚拟的人类霸权推进者，虚幻地以为人可以处在动物物种之上，可以任意决定动物的生死，可以将自己的意志无限地强加在动物身上。人类正在滥用上帝权力的徽章，正在为人类从整个生物链条脱节埋下祸根。
生态批评要求人们做到：不断削弱骨髓里的贪婪之欲，不借任何冠冕堂皇的目的从事杀戮，不为了任何理由为自己制造杀戮的口实。那种为了显示富贵而穿裘戴貂，在西方世界已经成为一种陋习，一种为环境保护组织看来的近乎犯罪的行为。同样，为了口福贪婪而滥杀动物，已然表明人类短视和疯狂。自然报复的时间表，已经缩短并且排满，5400余种动物在人类统治下而提前灭绝，为人类难以言说的前景敲响了警钟！
三，生态文化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新导向
莱德菲尔德在生态美学意义上的“文化寻根”，不同于寻根文学以乡土民俗、传统民族性精神的发掘与再现为特色，而是以人类文明的回顾与前瞻为宏观构思框架，试图引导人们觉悟到作者所坚信的某种新世界观——新时代（New Age）运动的思想。因此，西方20世纪后期的寻根文学不仅是文学现象，同时也是代表着西方民间思想运动的重要文化现象。
近几十年来，西方模仿东方生活形态，出现了“慢生活主义”，而且大有风靡世界的趋势。1986年意大利作家卡罗·皮逊尼发起并带动了一股全球性的“慢生活”浪潮。1999年，第一届“慢城市国际大会”在意大利奥维托召开。“慢城市”有更多的空间和绿地供人们休闲娱乐，生活速度放慢，在意大利就有30多个小城加入了“慢城市”的行列。近年来，美国的“慢学校”开始出现，加利福尼亚伯克利马丁·路德·金学校就是代表。在这所学校没有拼命的竞争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和所谓的竞争机制，授课时间和课程的安排都按照学生的需要来设置。于是，人们慢慢地运动，慢慢地呼吸，慢慢地吃东西，慢慢地聆听，慢条斯理地工作，温婉地交际，怡然自得，慢慢地享受生活，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同样，西方人对东方精神的吐纳，导致近年来欧洲出现了“极简单生活主义”。人们认识到，人陷入了一种贪婪“加法”的恶性循环，越干越多，越多越干，节奏越来越快，人生越来越忙，生命力越来越弱，时间越来越少。于是，西方人向东方学习，开始做“生命减法”——老子说“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人们感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简单——而事实上生活原本就是如此简单！
最近，英国兴起yawn一族，Yawn (Young and Wealthy but Normal)是英文单词年轻、富有和普通人的缩写其特点是注重环保减少消费。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英国年轻人加入Yawn一族。其生活态度和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改变，一反消费主义的时尚，而是关注社会发展贫富不均问题、环境问题、生命颓靡问题、价值虚无问题。在幸福观上脱离骄奢的生活方式，不再将无限自由的奢侈品消费看做幸福，更愿意把钱投入慈善事业，而不是用于疯狂购物。这个青年群体不断扩大，正在用自己现实的实践行动改变世界，甚至拯救地球。对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多种解释，其中以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大卫·古斯基最为中肯，他认为yawn运动从两个方面体现了新世纪世界潮流的周期性变化，其一，以西方嬉皮运动为代表的反物质主义，催生了物质主义的雅皮士运动，并如此循环往复下去；其二，全球气候的明显变化和人们对恐怖主义的忧虑，使人们更注重精神追求而不是物质上的享乐主义。
总体上说，面对消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生态主义提倡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简单生活方式和简单消费的方式。消费主义“身体”扩张与全球同质化潜在逻辑，使消费主义日渐明显。一些反对消费主义张扬绿色生态生活方式的人认为：现代化或现代生活不是高楼、汽车、病毒、荒漠、沙尘暴，真正的优质生活不需要太多人工的雕饰和超过需要的物质炫耀。如今许多人已经认识到“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生存方式的弊端，中产阶级中更悄然兴起了“简单生活”—把家搬到乡村，自钉木板房，不使用过多电器，挣有限的“薪水”，充分享受大自然中的空气、阳光。社会学家认为：这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少就是多”（less is more）的“简单生活”，在21世纪它必将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也许，简单的生活，简单的消费，也就是像托尔斯泰晚年素朴的生活可能会重新呈现出魅力。
事实上，人对外界空间的无尽征服，使人变得越来越渺小。现在科学家们基本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太阳系不只是一个，而是十万个。我们面对着浩瀚的时空大限，宇宙也不只是一个，而是复数——数十个或上百个。在这个复数的宇宙中，发光的物体只有百分之五，有百分之九十五不发光的物体默默地主宰着宇宙的命运。在其中，人只不过是一粒灰尘，所做的任何事情对于茫茫宇宙来说，都微不足道。
今天西方科学家警告人们：地球环境在恶化，而南极冰层的最终消融，其破坏一方面将使冰川下深冻的数百万年前仍然存活的瘟疫病菌随洋流传播，人类对这种病菌没有任何免疫力；另一方面，南北极的冰层融化后，海平面将升高二十米，这意味着沿海国家的日本将在沉海，威尼斯将在海底，世界很多海边城市都将被淹，人类上万年的富饶的平川都将沉在海底。如果扩大城市和过度消费自然资源，增加温室效应，未来世界将并不美妙。因此，人类的未来应该是东西方所共同来思考的未来，也是在东西方对话中生出新世界蓝图的未来。
四 生态文化的启示与精神价值整体创新
如今，自然生态观使得西方人将其引入人文价值领域，开始研究生态文化、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艺术。这意味着人类从战胜自然乖戾中，开始学会尊重自然和人性。中西传统文化是大抵遵从“天人合一”中的中庸和谐之美，所以不管是古希腊的文化还是先秦的文化精神，都对中庸之道的生态和谐精神加以提倡。西方古希腊有着“中庸”思想：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在他的《金言》中说：“一切事情，中庸是最好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 “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动摇不定的灵魂，是既不稳定又不愉快的”；苏格拉底讨论过“中道”问题，柏拉图认为需要“中”的原则，以论证绝对精确的真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中庸”作深入分析说：“中庸在过度和不及之间，在两种恶事之间。在感受和行为中都有不及和超越应有的限度，德行则寻求和选取中间。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可以说，孔子、子思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中道”观点上志趣相近、不谋而合，决定了中庸在中西古典伦理思想中的核心地位，更影响了中西方世界两千年来的发展进程。
然而，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违背了中庸的“一分为三”的多元精神，现代性艺术成为了“反抗”的艺术时，西方艺术已然变“丑”。生态美学呼吁，今日世界不需要用“审美性”的现代性去反抗“制度性”的现代性，而是用生态平衡去要求人的精神生态平衡。现代性出现了“异化”制度性的断裂，导致艺术方面也出现了精神性的断裂，只有通过生态文化的调理，才可以避免重蹈覆辙，而寻找人类文化身份的重建之路。
我坚持认为，东方思想东方经验的缺席是人类的败笔，东方经验的和谐性和东方话语的包容性，可以纠偏西方现代性的单边主义和消费主义，平等地向全球播撒自己的有益经验并造福人类。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中思想精髓，如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等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对西方的一种滋养或者互动。与现代性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完全不同，在“后东方主义”时期，具有东方思想的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化正在化解人和他人、人和自己、人和自然的冲突。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晚年要关注老子《道德经》中的中国思想？为何罗兰·巴特要纵论日本的俳句、书法和天皇在东京中心虚位问题？为什么德里达要到中国大谈“宽恕”问题和中国文化现象？为什么赛义德在病榻上对遥远的东方中国如此神往？是什么使他们对东方发生了兴趣？除了东方经济的重新崛起以外，当然是文化“差异性”。差异性文化使得西方一流思想家开始了对“东方”的全新关注。如果我们什么都“拿来”而不“输出”的话，东西方文化就会出现文化生态平衡问题。可以认为，西方正在吸收东方文化精神而从事人类文化的新整合。换言之，新世纪西方知识界将目光转向东方，必将给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和社科认识模式以新思维，并将被西方中心主义边缘化的东方知识界，带来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勇气和重新寻求人类未来文化新价值的文化契机。
我们必须扬弃西方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艺术的低俗性和虚无性，冷静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在相互理解消除文化误读发现差异性文化之间心灵相似性。在真正的文化生态整体上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冷战、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让人性更具有生命的绿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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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本胜著《水知道答案》，漓江出版社，2003年版。
[2] 深生态学的其他主要倡导者有：George Sessions, Bill Devall, Alan Drengson, Richard Sylvan, Warwick Fox, Freya Mathews, David Rothenberg。
[3] 深生态学来源还包括自然主义田园牧歌的文学传统、生态科学、“新物理学”、女权主义、一些基督教资源、东方的精神传统，以及海德格尔、罗伯森·杰弗斯、约翰·缪尔等对深生态学有所贡献的思想资源，
[4] 奈斯的主要著作《生态学、社会与生活方式》（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 Style）1989年被翻译成英语。
[5] 奈斯在论述深层生态学的体系时给出了一个结构图。图表分成4个层次：第1层次是“最高前提和生态智慧”；第2层次是“8点深层生态学平台或原则”；第3层次是“普遍规范结论和‘事实’假说”；第4层次是“具体规则或适用于具体情况的决定”。从第1层次到第4层次是“逻辑推导”，从第4层次到第1层次是“追问”。
[6] 生态思想史家沃斯特（Donald Worster）认为：在战后年代里，生态学取得了理论上的精深缜密、学术上的突出地位和资金上的完全保证，但也失去了很多内部一致性。它陷入了各分支领域的嘈杂纷争中……他们至少在很长时间内或很广范围内，无法就世界的基本面貌达成一致意见。
[7]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7年统计数据，全球艾滋病感染者达6000万，死亡2500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抑郁症发病率约为11%。全世界目前大约有1亿2000万人患有抑郁症。目前自杀是第五大死因，而在15岁到34岁死亡人群中，自杀是首位死因。参见王卫红主编：《抑郁症、自杀与危机干预》，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8] Eric Katz, Andrew Light, and David Rothenberg (ed.), Beneath the surface, xiii.
[9] Bill Devall, George Sessions, Deep ecology, p. 7.
[10] Eric Katz, Andrew Light, and David Rothenberg (ed.), Beneath the surface, p.161, p.162.
[11] Eric Katz, Andrew Light, and David Rothenberg (ed.), Beneath the surface, p. 166.
[12] Cf. Eric Katz, Andrew Light, and David Rothenberg(ed.): Beneath the surface : critical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deep ecology,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2000.
[13] CF. Michael P. Branch (ed.): 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Moscow, Idaho: 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 1998.
[14] Cf. Laurence Coupe(ed.): The green studies reader : 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 , Lond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