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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培仁: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

  

  【摘要】媒介地理学是以人类同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具有自主和独立条件的新兴学科。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面对复杂的媒介地理现象和问题,媒介地理学需要建立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和有梯度的、有层次的分析框架,同时要重视理论性和实用性的分析研究。这样才能分别为媒介地理学媒介学、地理学,进而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新兴学科,媒介地理学,传播生态学,传播人种学,地方媒介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都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既是最新知识的强力切入,也是传统学科的分化整合。媒介地理学(Geography of Media,又译传媒地理学)是从媒介学与地理学的交叉边缘地带划分出来的一块小小的学术领地,也是传播学、媒介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搅拌、混合而建成的一座理论大厦。它既秉承了媒介学、地理学这两门学科的优良传统和遗传基因,又吸收许多相关学科的活性因子和知识营养。

  著名哲学家康德写道:“如果想要把一种知识建立成为科学,那就必须首先能够准确地规定出没有任何一种别的科学与之有共同之处的、它所特有的不同之点;否则各种科学之间的界线就分不清楚,各种科学的任何一种就不能彻底地按其性质来对待了。”[1]的确,就像一个国家只有在确定了一定的地域之后才开始存在那样,媒介地理学也只有在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之后,才可以从本质上将自己同其它科学区分开来,并进而建设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一、媒介学与地理学互动、融合的结晶

  

  虽然“媒介地理学”的概念在在国外直到1985年才在一本明显、直接与媒介地理学研究有关的论文集出现(Burgess and Gold, 1985)[2],1992年我在《电脑与网络:媒介地理学的颠覆者》一文中曾四次讲到“媒介地理学”[3],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和最新辞书中还查找不到这一条目,相关的专门研究非常稀少[4],但是实际上,从人类发明媒介的那一刻起,媒介就与地理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学术联系和媒介地理现象。

  首先,特定的地域生态产生特定的媒介形态。人类的生存和传播活动,都要受到一定的地理环境的影响。生活在森林中的原始人类能够就地取材,在树叶、树皮上写字,后来则在木片或竹简上刻字;生活在河网湖区的祖先们则学会了通过苇叶写意传情;而生活在广阔沙漠上的人们要将一则信息传送到远方就只有通过“泥版书”;还有我国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青铜器铭文”,春秋战国时期的玺印、货布、陶器等文字,以及相传的秦以前的“古文”;约公元前3000年在古埃及出现另一种原始、古老的图书──纸草书卷,约公元前8世纪中东地区的帕加马人发明的“羊皮书卷”等,也都是在特定地理环境中产生的特定的符号和媒介形态。

  其次,相同的媒介形态却能反映出不同的地理样本。传播是人性的外化,也是环境的折射。中国的《尚书·禹贡》、《管子·地员》、《山海经》等著作,裴秀《禹贡地域图》、郦道元《水经注》、玄奘《大唐西域记》、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罗洪先《广舆图》、徐霞客的游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著作,都是平面媒介对不同地理形势的描述和反映。地理学家则在电视发明的初期便利用它记载人群形象与地理外貌。他们认为各个民族的文化和性格、各个区域的地理形势能够真实地反映在电影之中,正是电影地理学(Geography of Film)提供了意义的地图,才让我们得以在当代世界里顺利航行。在现代大众传播的社会里,传播者依然认为媒介地理形势以及它的认同格外重要,并试图让每一个文本透过这些因素而生产某种类型的受众。

  第三,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具有不同的传播特点。人类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因此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形态包括传播和文化等活动,都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长期生活在热带的人群,具有暗黑色的皮肤,能保护皮肤免受日光的灼伤;卷曲的头发,能防止头部被晒得过热;宽鼻、厚唇、大嘴巴,便于散热;他们用来描述炎热状态的词汇特别丰富。长期生活在寒带的人群,身材魁梧,具有高窄的鼻子,使冷空气较慢地进入气管和肺部;肤色浅白,以防冻伤;据说爱斯基摩人用来描写雪花形变的词汇有近二十种。同样,传播作为人类的活动,也是人性和生活的建筑材料。其实当我们说“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传如其人”时,也等于在说“传如其地”。音乐地理学告诉我们,渔歌、牧歌、秧歌、山歌等,就既是唱歌人面貌和人格的本质反映,也是其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的真实写照。

  第四,不同区域的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地理“看”法。最近,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人员对25名欧洲裔学生和27名华裔学生的眼睛活动进行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些学生在看指定图片时,目光会停留在不同区域,并且停留的时间也不同。研究显示,西方人注重主体,是个人主义;东方人注意背景,更多的关注别人。比如丛林中有只美洲豹,欧洲裔学生的目光会长时间停留在豹子身上;华裔学生则更习惯于花时间观察图片背景和整体,并且会在背景和主体之间来回移动目光。研究小组组长理查·尼斯比特就此得出结论:“他们‘看’世界的方法确实不同。”这项研究甚至显示一个真理:某些地域的人更善于做某些事,另外一些地方的人则善于做其他事。[5]这也是传播人种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提供给媒介地理学的一个有力证据。

  

  二、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分析框架

  

  如果说媒介地理学媒介学与地理学互动、融合的结晶,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和分析框架也应该在对“人、媒介、地理”这个互动、融合地带的扫描、分析中确立。

  人是媒介学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与主体。事实上,各种社会科学家研究的最后目标都是人,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人罢了。体质人类学家是从人类的身体特征去研究人;文化人类学家是从人类生活方式去研究人;心理学家是从人类的思想(即头脑)去研究人;社会学家是从人类的群居生活中去研究人;经济学家是从人类的交换行为中去研究人;政治学家是从人类的权力关系中去研究人;历史学家是从人类的“记忆”中去研究人;法律学家是从人类社会中的强制性的规范上去研究人。[6]同样,媒介地理学就是从人类、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中去研究人,研究人如何在特定的环境中发明媒介、使用媒介和活化媒介,如何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媒介呈现地理、审视地理或突破地理。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以人类社会的某一特定现象或实践活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媒介学与地理学都是研究人与媒介运作和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媒介地理学就是以人类与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为研究对象,它既研究人与自然和媒介的相互关系,也研究人之间和媒介之间的空间关系。它同一般的媒介学相比,它侧重把媒介现象尤其是传播活动现象放到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考察和分析,并探索其本质和规律。同一般的地理学相比,它将地理形貌和地理信息的媒介再现、转换以及它对媒介工作者和受众的影响、制约等作为分析、研究的重点,对地球表面自然现象的研究不是它的任务。因此,不论是在媒介学者还是在地理学者的眼里,媒介地理学都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和分支学科。

  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可以从它的学科定义上得到解释,还可以进一步从它的分析框架得到说明。我认为,媒介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媒介地理学需要建立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媒介地理学面对的现象和问题十分复杂,需要的知识和方法日益丰富,通常它需要动用和吸纳传播学、媒介学、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视野对媒介地理学研究中遇到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微观和宏观地分析研究。

  其次,媒介地理学需要建立一个有梯度的、有层次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就是:媒介地理理论、媒介地理历史、媒介地理应用。媒介地理理论着重研究各类媒介地理现象在统一性的基础上所遵循的总体规律,通过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程序建立与客观对象相一致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空间结构论、人地关系论和区位论等。媒介地理历史研究在人类史上媒介的发明、创造、演变和发展的进程和地理因素、地理作用及其互动的本质和规律。媒介地理应用研究如何通过媒介地理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解决实际的社会、经济、文化、传播和媒介问题,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专门的学科,如报刊地理学、影视地理学、网络地理学、出版地理学、音乐地理学等。实际上,地理学的不少分支学科就是为了应用而发展起来的。

  第三,媒介地理学需要建立一个有理论性和实用性的分析框架。一般来讲,当前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与媒介地理学研究有关的理论性和实用性的论题主要有:(1)媒介产业的地理形势研究。经济全球化、传播全球化、媒介产业全球化已是无可争论的经济地理现实,那么中国媒介如何正确认识全球媒介地理形势,并结合中国媒介地理环境的实际,采取科学对策,急需理论和实践做出回答。[7](2)大众传媒的生态环境研究。媒介生态也是媒介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生态系统包括信息生产生态、信息传播生态、媒介分布生态、信息接受生态等。[8]当前媒介运作中出现的信息爆炸、信息污染、媒介暴力、媒介色情、文化沙漠等,都是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3)大众媒介的传播环境研究。环境是人类进行传播活动的“场所”和“容器”,它决定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也对传播活动起着维护和保证的作用。可以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有硬环境和软环境、地理环境和物理环境、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等[9]。(4)媒介传播的“地形图”研究。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传播优势,充斥着西方的风俗和价值的文本、图像和声音正在全球飞速扩张,不断加深的文化差异和信息鸿沟正把人类带入一个充满冲突、不平等和分裂的时期,一些地区的极端分子甚至试图打造出具有很强攻击性的文化模式。文化侵略、信息屏障、媒介歧视、信息盆地等现实问题,正在使“媒介地形图”变得支离破碎。(5)媒介源地的本土性和地方性研究。的确,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是,媒介对本土性和地方性的过度坚持,有时也会成为先进文化的反对派和落后文化的保卫者。(6)各类媒介与地理环境的互动研究。报纸、杂志、图书等平面媒介和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不仅是特定地理环境中的产物,也是同地理环境互动互助、共进共演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均有其各不相同的互动形态、特点和规律值得探讨。

  

  三、媒介地理学的研究意义

  

  媒介地理学属于典型的事后追认型的学科,它的产生与发展同大众媒介的兴起以及信息社会的来临基本同步,现已成为一个符合自主、独立条件的学科:(1)它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体系,能够对它所遇到的相关现象和问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2)它的研究范畴极其广阔,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可以容纳大量的研究人才,满足专业化的要求;(3)它富有生命力和吸引力,能够创造出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成果,并能吸引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知识等资源。(4)它的理论性、实用性和综合性、跨学科的特点,可以释放出巨大能量,产生出巨大影响,吸引万众瞩目。因此,对媒介地理学进行系统、全面地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研究媒介地理学有利于丰富和充实媒介学和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作为介于媒介学和地理学之间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媒介地理学既可以通过对地理因素及其影响力的研究和探讨为媒介学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也可以通过对媒介因素及其功能和作用的分析和研究为地理学研究注入新鲜的养料。

  其次,有利于建立、发展与完善媒介地理学自身的理论体系。媒介地理学毕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土地。因而,对于有志于从事媒介地理学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引进媒介地理学,只是一种手段,一种策略,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由引进到借鉴、由借鉴到超越的质的飞跃,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地理学

  第三,

  有利于分析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中媒介地理因素引起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决策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决策的依据。没有正确的科学的理论,不仅无法分析和解决大众传播中因媒介或地理因素产生的各种问题,也无法使实践活动始终沿着正确的清晰的道路前进,甚至有可能导致盲目的错误的媒介实践,对社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媒介地理学在本质上不是实证的、解释性的学问,而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实践性、管理性和对策性的科学。当下,全球媒介地理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技术、人力优势着力构筑“传播高地”,而好多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信息盆地”之中;同时,知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正日益扩大。因此,研究媒介地理学无疑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和了解全球媒介发展的地理格局和生态状况,有助于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当下媒介生存的地理成因以及媒介未来的发展机遇和基本趋势,有助于利用地理因素保持和增强本国媒介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有助于通过挖掘媒介潜力促进全体媒介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循环,从而为建设和打造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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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7页。

  [2]Johnston, R. J., Derek Gregory, Geraldine Pratt, and Michael Watts (eds.). (2000).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 4th ed.). Oxford: Blackwell. pp. 493-494.

  [3]邵培仁:《电脑与网络:媒介地理学的颠覆者》,《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

  [4]Nigel Thrift, geography of media, http://cache.baidu.com/,2005-8-16.

  [5]王小萌:《东西方人“看”法不同》,《钱江晚报》2005年8月24日第8版;《看世界,东西方眼光迥异》,《参考消息》2005年8月24日第7版。

  [6]魏镛:《社会科学的性质及发展趋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6-18页。

  [7]邵培仁:《论媒介产业全球化与中国对策》,《新闻通讯》2001年第11期。

  [8]邵培仁:《论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3期;邵培仁:《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新闻大学》2001年第4期。

  [9]详见邵培仁《传播学》(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第九章 传播环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4-248页。

  

  原载《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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