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翻到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这二页的时候，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致有人将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列为将来的主要历史课题。且慢说文明究竟冲突在哪里，仅以美国在历史上遭到的两次攻击为例，就可以发现，宾•拉丹的9•11攻击与当年日本侵略者的袭击珍珠港，其涵义是完全不同的。
日本军队的袭击珍珠港，是对并吞奥地利、占领波兰的德国军队的模仿。其情形一如像当年的日本海军模仿一度称霸世界的英国皇家海军、打击中国的北洋水师。善于学习的日本人，即便发动战争，也忘不了模仿他人。更不用说，日本人的袭击珍珠港，带有明确的利益需求，怀有一目了然的政治意图。
然而，美国所遭受的9•11攻击，情形正好相反。不管攻击者是如何无情的亡命之徒，选择了不择手段的恐怖方式，但人们很难从中看攻击者有什么经济利益可图，也很难发现其中含有什么具体的政治目的。人们无可否认的只是，这样的攻击不是没有缘由的。问题只是在于，缘由何在？
9•11攻击显然既不是行为艺术，也不是商业行为或者政治行为。因为二十世纪很有一些佯装疯颠的艺术家，做出各种古怪的行为，以图成就一世的名声。此外，以往许多恐怖行为，又大都以商业利益或者政治意图为目的，致使被劫持者、被攻击者通常还有谈判的余地。比如以金钱赎买，或者交换人质。但9•11的攻击者却什么都不要，只要大家同归于尽。
毋庸置疑，这样的恐怖行为是必须制止的，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也要加以制止。然而，制止恐怖是一回事，解读这样的行为又是一回事。
对此进行商业性的阅读，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即便是攻击者们相信他们的灵魂因此可以升上天堂，这也不能读作是攻击者们跟上帝之间的一笔交易。政治性的阅读也同样没有根据。再疯狂的人，也不会疯狂到自以为可以通过这样的攻击，建立一个阿拉伯帝国。也许像心理医生那样的精神分析，是成立的。只是在那种隐喻性的读法上，必须区分由点及面的读法和由面及点的读法。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的整个殖民时代，地球并没有像当今天下这样，经由现代传媒、现代通讯、现代交通、还有现代高科技所带来的电子时代和全球化经济等等原因，成为一个村落式的世界。因此，许多历史事件都有必要进行由点及面的阅读。正是这样的由点及面阅读，使《鲁宾逊飘流记》有了历史的隐喻意味，使鲁宾逊和星期五的故事成了一个可能至今尚未完全解开的历史情结。
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时代，由点及面阅读却可能会丧失事件背后的真实性。尤其是在冷战时代结束之后，人们可以发现，过去那种意识形态式的界分，乃是非常可疑的。因为相同的意识形态国家之间，可能发生你死我活的战争；而在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却会结成联盟，不管这联盟出自利益上的一致，还是由于其它原因。当世界还没有被全球化、人类还没有如此紧密地相关的时候，由点及面的历史阅读通常具有揭示事件背后种种联系的效应；而当世界被全球化到当今这种程度时，由点及面的阅读显然会使事情更加复杂化。换句话说，由于太多的联系，迫使人们不得不从对联系的揭示、转向寻找联系背后的真相。那个真相很可能不是一个面，而是一个点。或者说，隐藏在一个巨大的话语背后的事实真相，很可能只是很个人的恩恩怨怨，很狭隘的一己私利。由此可见，鲁宾逊和星期五故事的历史含义不是永恒的，而是有限的。比如，9•11攻击就不能被读作是星期五挑战鲁宾逊的隐喻，更不能因此而由点及面地读作是两种文明的冲突。
这可能应当成为一种常识，即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存在着的，不是冲突，而是差异。文明之间的差异通常是互补的，虽然不排除冲突的可能性。一般说来，总是异性相吸，同性相斥。由彼此之间差异演变为冲突的可能性、远低于因为彼此之间的相同而发生的龃龉。从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例来看，即便是不同的民族之间发生战争，彼此间的文明却并不冲突。亚历山大的征战，并不意味着希腊文明和阿拉伯文明或者波斯文明之间的冲突，相反，彼此之间恰好由于战争而发生了互补性的交流、融合。在中国历史上，异族入侵甚至异族占领，非但没有使文明受到什么损害，反而使得所有的入侵者最后都被所他们侵入的中华文明所同化。所谓的五胡乱华，最后结果却是五胡入华。就拿世界近代史上的殖民战争来说，不管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战争激烈到什么地步，彼此间的文明也并不冲突。长期的战争结果，一方面是东方国家的依次西化，另一方面是西方文化越来越带有东方色彩。因此，文明冲突理论与过去的阶级斗争学说具有相类似的性质，乃是将个案性的利益需求，夸张成公案性的、或者说共案性的历史话语。
面对9•11攻击，用文明冲突作解释，远不如追寻攻击背后的个案事实更符合实际真相。打个比方说，当一个大家庭突然遭到不顾一切的疯狂攻击的时候，除了自卫、除了制止那样的疯狂，这个家庭完全有理由转而询问自己的家庭成员，究竟是谁与攻击者结下了如此重大的梁子。虽然攻击者明确表示他们仇恨全体美国人，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美国人不仅是无辜的，甚至是毫不知情的。在这种显然被夸大了的仇恨背后，实际情形很可能是仅仅起因于对方与个别的美国政客、美国商人、甚至美国政府的某些情治人员之间的磨擦。而且，从攻击的如此不顾一切来看，那样的磨擦与其说是利益上的冲突，不如说是心理上的不平衡。利益上的冲突对象，通常是相当具体、相当明确的。唯有心理失去平衡造成的仇恨，才会变得盲目和夸张。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一不小心就被夸大成了国家之间、甚至种族之间的深仇大恨。仇恨者如此夸张是没有理性的，被仇恨者接受这样的夸张，也是没有道理的。一旦双方都随着这样的夸张，彼此无限上纲，冲突无限升级，那么人类的末日也就真的降临了。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今的现实世界中，有许多难解难分似的问题，大都出自彼此之间那种由点及面的夸张。明明是这个政府与那个政府之间的磨擦，却要上升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就像过去一个雇员与一个老板之间的关系，可以生发出阶级斗争的理论；如今一个叫做阿卜杜勒的阿拉伯人与一个叫做亚当的白人吵架，可以引申为阿拉伯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文明冲突。如此等等。西方思想家们虽然非常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但一涉及具体的案例，又习惯于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龃龉，说成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斗争。甚至非常个人化的情绪，都会变成一种哲学。就像法国以前有个叫做萨特的哲学家，竟然有本事把他个人的恶心感受，夸大成所谓的存在主义哲学。
在如此这般的夸张面前，胡塞尔当年提出的走向事物本身，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尤其是胡塞尔在《几何学起源》中提出的“活的现时”（living present），更是显示出了实际的意味。“活的现时”意指在一个生存空间里的当下的、具体的、共时性的个案，以此区别于此一个案背后可能存在着的过去的、历史沉积的、抽象的、历时性的公案，或者说共案；用胡塞尔的话来说，叫做“主体间性”。虽然存在具有海德格尔揭示的时间向度，可以被时间所遮蔽，也可以在时间向度上被敞开；但存在者之间的生存，却具有无容置疑的共时性。在一个共时性的空间里、或者叫做在一个共时性的结构中，点不仅是成立的，而且是有实际意味的。这就好比在波粒二像性所揭示的物理现象中，电子和电子波一样，都是实在的。只是当观察者想测准波的动量时，粒子的位置就模糊了；而想要测准位置时，粒子运动的动量就只能被忽略。在胡塞尔所说的“生活的世界”（Lebenswelt）里，个案性的零点假设，不仅是有意味的，而且是必要的。就像零作为一个实数是不成立的，但在数学中却绝对不能没有零的存在。由于零点的假设，使由面及点的阅读成为可能。
零点的假设，也使人们将9•11攻击事件朝着个人恩怨的个案梳理，成为可能。相比于在事发之后对于美国总统是否作出了正常的反应、纽约市长是否尽到了责任之类的诘问和调查更有实际意义的，也许是对所有直接或者间接接触过宾•拉丹的美国官方或者非官方人士的采访，以此弄清在一个巨大的话语和一次史无前例的攻击背后、是否存在着极为私人性的的个案真相。假如要对这个历史事件进行哲学性的思考的话，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显然要比德里达的《胡塞尔几何学起源引论》更有价值，也更加实在。
德里达在他的《胡塞尔几何学起源引论》一著中，以玩弄概念的手法，从过去、现时、未来的时间向度上，硬把在空间座标上的“活的现时”说成不可能，从而杜撰出他自己的那个“分延”（“differance”）来取代胡塞尔的“活的现时”。德里达由此模糊从而取消了现时性个案的不可夸张性，或者说，点的不可延伸和扩展。德里达非常武断地断定，现时不可能驻足于“点”，也即是不可能驻足于个人的个案，断定现实生活中不能做出“零”点的假设。换句话说，德里达借用海德格尔的时间，否定胡塞尔对空间的论述；其情形一如以对波的动量的测定来否认粒子的位置的存在。
但在事实上，对9•11事件进行个案性的定位，可能比公案性的调查更加重要。把9•11的恐怖袭击夸大成阿拉伯文明和西方文明世界的冲突，绝对不会比把这一袭击限定为宾•拉丹与美国具体什么人的恩怨的个案更符合实际。这就好比一个德国家庭的孩子和一个美国家庭的孩子吵架，仲裁者是从零点的方向、从个案的角度将此判定为仅仅是两个孩子之间的吵架符合实际情形呢，还是从德里达那个“differance”的方向、从公案的角度将此延伸为是德国法西斯和美国民主政治制度之间的斗争更符合实际情形？
就9•11攻击的攻击者而言，他们可能正是按照德里达的那种书写方式，将个人与美国某些人物之间的恩怨夸大为阿拉伯人与美国人之间的仇恨。而且，攻击者似乎也是按照德里达的那种解构主义方式，追求策略上的完美和操作上的可行，而根本不考虑行为本身是否有违世人公认的价值观念和普世共识的伦理道德。按照德里达的学说，9•11攻击可能是最为后现代、或者说最为解构主义的行为，彻底到了看上去除了操作，什么都没有，甚至德里达所讨厌的语音也没有，只有轰然爆炸的声响。但德里达绝对不会承认说，这就是他在《胡尔塞几何学起源引论》一书中津津乐道的那种先于说话的“书写”（L’ecriture），也不会承认说，这就是他所强调的Differance。因为德里达不会不知道，这样的操作并不是没有意义在内的；不会不知道，这样的意义是相当具体的。
假如说，9•11攻击真正摧毁了什么的话，那么其摧毁的就是风行于美国大学的德里达学说。虽然9•11攻击者将目标锁定为美国、锁定为纽约具有地标意味的两座高楼大厦。这让人想起一句中国谚语、叫做，歪打正着。因为被炸掉的建筑物，都是可以重新建造的。死难者的死难所激发的，并不是恐惧，而是美国人对当初立国时的基本价值的记忆。但德里达的学说，却因为这种解构主义式的攻击而遭到了空前的嘲讽。当年以索尔•贝娄为首的十几位美国教授学者，曾经非常严肃地抵制过德里达的学说，却没能收效。如今9•11攻击一声轰响，德里达学说应声而倒。
2003年5月31日，9•11事件发生一年半之后，德里达和另外一个学者，在法国《解放报》和德国《法兰克福报》上同时发表联合签名文章，《首先在核心欧洲捍卫一种共同的外交政策》。该文声称，欧洲要有一个领导核心，欧洲人要寻找一种能够带动欧洲联合的共同价值观，这种统一的欧洲价值观将体现在未来的世界政治设计上，说得更明白些就是，用一种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政治秩序抗衡美国的超级霸权政治。且不论该文的观点和立场如何，饶有意味的是，该文似乎是向世人公开表明了，德里达不再是那个力图消解语言的声音和言词的意义的德里达了。德里达终于用声明式的语言，向全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也即是他过去要解构的语音。德里达不再对统一的、共同的价值不屑一顾了，而是热情洋溢地追求起了那样的价值观。德里达也不再坚持他在《胡尔塞几何学起源引论》一文中的立场，而是不言而喻地承认了胡塞尔的“活的现时”和“生活的世界”的共时性和结构性，虽然德里达将他的结构和空间仅限于欧洲。德里达当年向美国学界宣布“结构主义已经死亡”时，绝对不会想到，他自己在9•11攻击发生后，竟然会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回到被他声称已经解构了的结构主义立场上。由此看来，德里达确实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策略家，在不同的情形之下，扮演不同的文化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