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晚清国门被强行打开之后，中国人的“天下观”不得不变成了“世界观”。但中国人看世界，脱不了一个特定的中国视角。中国人看“世界”，看见的往往是“中国与世界”。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总是由“中国”这个前提决定，“世界”往往不过是中国人特定兴趣、利益、欲望、和想象的投射。
研究中国人眼里的世界，得到的更多是中国人的自我认识，这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把“中国”换成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情形大概也差不多。问题在于，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原先主观的东西，又是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客观的东西；原先只是自己相信的，一转眼也要别人相信，甚至相信别人本来就应该相信。这种事情听上去问题很大，但实际中却还不至于造成大害。因为此国有此国的“世界观”，彼国有彼国的“世界观”。在不断的摩擦、冲突、斗争、磨合过程中，自会产生出某种客观平衡（虽然结果从来都不见得理想或合理）。最终，人类不同群体的“自我意识”，都不得不承认和尊重“他人”自我意识的存在，认识到没有他人的承认和尊重，自己的存在不过是一个自我中心的臆想。说到底，没有无数自有主张、不买你的帐你也拿他没办法的“他人”找麻烦，“自我”就永远走不出自我幻觉的婴儿期，也就根本不成其为自我。在现代西方种种有关“主体”的论述里，这是从黑格尔“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到拉康（Jacques Lacan）“无意识是他人的语言”一路讲下来的经典理论。
在这个参照系里面看美国，确切地说，看美国怎么看他人、看世界，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
美国看自己
在美国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深层，历来有一种美国特殊论。美国大诗人惠特曼曾说：“美国的成长无需任何参照系”。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rick Jackson Turner）在《边疆在美国史上的重要意义》（1898）一文中激烈驳斥了美国文化的“欧洲种子论”，以充满感情的文笔描述了美国人如何在向西部拓展“新边疆”、建立新社群、特别是在与印第安人和大自然殊死搏斗过程中演变为一个全新的、独立于欧洲文明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的历史。特纳写道：
“边疆是最迅速、最有效的美国化过程的战线。在那里，旷野是殖民者的主宰。初来乍到时，他在衣着、勤奋、工具、旅行和思维方式上都还是个欧洲人。但旷野把他从火车上拉出来，放到柞木筏子上。它把他文明的外衣剥下来，给他穿上猎人衫和鹿皮靴。它把他置于切诺基和伊洛夸斯人的小木屋里，再在房子四周围上栅栏。转眼间，他已经在用削尖的木棍翻地，耕种印第安人的玉米，并象一个真正的印第安人那样在战斗中发出尖叫，把敌人的头皮扒下来充作战利品了。”（《美国史上的边疆》，纽约1996年版，第4页）
由此上溯，当年乘“五月花号”逃避宗教迫害而逃到美洲的英国清教徒，抵达新大陆后，感恩之余，当然会庆幸自己把一个腐朽、暴虐、等级森严、不容忍异端的老欧洲远远抛在了身后。在这块上帝的赐地上面，正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幅图画中隐含的种族灭决的杀气往往不便提及）。早有西方学者指出，美国“起源”的神话总是和“抵达”的神话（包括由此以来历代各族新移民的“抵达”）搅和在一起。而“抵达”的道德含义，就是别处的人都是多多少少有污点的，只有我们自己是纯洁的；别处的人都多少带着旧世界的烙印，而只有新世界的居民才真正代表人类的未来，是真正的“新人类”。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多元社会。当代美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多元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文化在世界各地都尤其是吸引力。但美国社会内部的多元也给普通美国人以一种幻觉，觉得不用出美国国界就可以了解世界，或者美国就是世界。这里被忽略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新老移民固然从世界各地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但他们都要经过“美国化”的过程才能作为美国社会主流的一部分，参与界定美国文化的斗争。进一步看，在美国国民精神认同和自我认识的核心，却仍有一种美国式的本质论。这种美式“华夷之辨”，就连“唇齿相依”、同文同种的邻国加拿大也不放过。不久前和一位加拿大史学家在酒后历数美国人拿加拿大和加拿大人开涮的笑话，笑完了他却认真地告诉我，美国是以独立革命立国，而在革命期间，效忠英王、不愿独立的殖民地居民跑到了北方，是为加拿大的来历。直到现在，加拿大还是英联邦的成员。所以在美国人眼里，加拿大因为和老欧洲的瓜葛，在根子上总显得不纯正、有奴气，没有真正跨入“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他也指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因为加拿大和“老欧洲”的瓜葛，目前加拿大在许多美国人眼里又变成了一种较为温和、节制、公正和文明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即西欧、北欧福利国家形式的资本主义）的体现。比方说，加拿大公民免费享受全民医疗保险，而美国却有五千万人，即总人口的近五分之一负担不起医疗保险。美国的富人和上中产阶级或许享有全世界最先进（也最昂贵）的医疗服务，但许多基本的全民健康指数却是工业化国家里面最低的。纽约市的婴儿死亡率甚至不下于中美洲一些不发达国家。难怪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曾公开羞辱美国，表示古巴可以免费为美国培养医生，条件是他们毕业后不去派克大道（曼哈顿的高级住宅区）开诊所，而是去密西西比的乡村为贫民工作。
美国的“不需要任何参照系”的文化心理传统，在美国国家的成长史上无疑是一种自我进取、自我肯定，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的积极因素。但它一旦以当今世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和霸业为背景，其看世界的眼光和角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合物扭曲呢？当它由自身特殊的角度决定的“世界图景”，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理所当然的“真理”，被冠冕堂皇地称为“国际秩序”、“世界潮流”、“历史规律”、“人类未来”，美国当今世界事务上，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本来，美国横跨北美大陆，大西洋和太平洋把它同人类历史纷争的核心区域，即欧亚大陆远远地隔开。北面的邻国虽然在自然面积上超过美国，但其实是“一个平躺在美国身上的智利”—这是美国小学教科书对加拿大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深入浅出”的介绍，指的自然是所有加拿大区区两千万人口大都居住在离美加边境150英里内的区域里，实际上是一个空间狭窄的小国。南边的墨西哥，则早已沦为美国内部的第三世界，成了一个反义的“经济特区”（低工资、低技术、劳动力密集型经济）。该国一位罗马天主教红衣大主教在祈祷时曾哀叹墨西哥的命运是“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美国自门罗总统（Monroe, 00-00）以来，就把整个中、南美洲视为自己天然的势力范围，不容他人染指。至今，整个西半球，包括古巴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在内，没有一个国家能对美国造成任何意义上的威胁或挑战。美国安全环境之优越舒展，实为其他国家做梦也不敢想。
事实上，美国的政治、经济地缘优势和与“旧世界”的相对隔离在历史上的确培养出一种保守主义、孤立主义传统，它的目光内向，对外界不感兴趣，在对外交往上主张以美国现实利益为基准，量力而行，少管闲事，置身事外（世外），拒绝充当救世主或世界警察的角色，以便专心享受上帝给他们的这个得天独厚，安全富饶的家园。从历史上看，往往是倒自由派或“左翼”不停地呼吁美国承担国际责任，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传播和推广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内部分野，简单地说就是右翼现实主义和左翼理想主义之间的分歧。这种传统格局直到冷战以后，新保守主义的“右翼激进派”开始主导美国战略思想后才被打破。
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很复杂，但在实际层面上，则是把传统右翼的注重实利和传统左翼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并推上一个神学高度。在遭受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小布什政府表述了一种具有“道德清晰性”的国家政策：美国肩负在全世界传播自由民主繁荣的福音、维护现有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谁反对美国谁就是邪恶；谁不是美国的朋友就是美国的敌人（“you are either with me or against me”）；美国有权利和义务摧毁邪恶国家，在敌视美国的地方搞“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和“国家重建”（nation-building）。显然，这种以捍卫美国国家安全为名的进攻性外交军事政策，极大地冲击、动摇、甚至瓦解了传统的国际法框架、国家主权概念、和正义战争的基本准则，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都召来了引发了广泛的忧虑和批评。
本文意不在深入分析这一思想形成的来龙去脉，而只是想基于美国目前道德上和全球战略上自我定位，推想一下它与“他人”的关系。我的一个感觉是，似乎正是以美国特殊论（也可译作美国例外论）为核心的美国民族精神认同，使美国像得了强迫症似地要不断地向自己和别人证明这个世界上少了美国不行，证明美国文明的普遍意义。 似乎正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得天独厚的自然及地缘条件，使得美国坐立不安，到处搜寻假想敌，对传统文明的核心地带，即欧亚大陆深具戒心，唯恐一体化的西欧和东亚的崛起将美国边缘化。似乎正是美国目前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域享有的全面优势，使得美国走到了“居安思危”的极端，对美国霸权的未来忧心忡忡。它像一个少年得志，一帆风顺的年轻人，面对未来时虽然踌躇满志，内心却滋长着一种忧郁症。他担心他的好运气已经到了尽头，担心他的天才和能量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消耗殆尽。他怕以后自己的漫长人生走的将是一条下坡路。
众所周知，美国打破孤立主义传统，全面、积极地介入世界事务的转折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的美国虽早已是全世界头号工业化国家，但在国际舞台上，却还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大战之后，欧洲和亚洲一片废墟，美国的国力却因战争需求的刺激和战时社会经济生活的计划性和相对平等而获得空前的增强。战后美国的物质出产一度占到全世界的一半以上，在世界各地都有驻军，在世界事务上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是不折不扣地全球帝国。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底线”，也随着美国经济、军事、文化、政治势力的膨胀而全面扩张。在“冷战”前，美国的战后世界图景就大体形成。冷战期间的“遏止世界共产主义”，不过是为其既定战略增添了意识形态的辩护和政策上的急迫性和直接性。在四、五十年代美国战略思维里，美国国家安全的边界已经不是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中线，也不是两大洋的彼岸，而是大西洋和太平洋周边国家的内陆边界。就是说，美国“不允许两大洋的周边出现敌视美国的国家”。正是基于这一战略安全底线，美国战后在亚洲驻军日本。在“丢失了中国”之后，出兵朝鲜，在越南支持法国的殖民利益并最终取而代之。在欧洲，则是推行“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的经济复苏，确保西德的民主化、西方化，等等。与此相辅，美国积极在中东排斥英法传统利益，利用苏伊士运河危机把英法挤出中东，在军事上扶植以色列，在中东一系列产油国支持封建家族的独裁统治，以便全面控制全世界最大的能源。美国冷战思维之父乔治-凯南在四十年代就曾说，只要美国控制了中东的石油，就一劳永逸地堵住了日本再次挑战美国的道路。其眼光之长远，不得不令人惊叹。
美国理想主义的帝国梦
应该承认，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军事占领的自然扩张，客观上使美国一时在站在了全球张略思维的制高点上，得以凭借国力把本国利益和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视为一体，并得到世界上不少国家的认可甚至支持。美国战后的国力和全球布局使得它在“冷战”过程中一直对苏联保持着总体上的优势和攻势。当苏联出人意料地土崩瓦解，美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上唯一的、没有战略对手的霸主。美国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之间的力量的“绝对的不对称性”就成了当今世界格局的基本特征。
在这个世界历史的十字路口，美国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定位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当代世界的不少观察家（其中不乏美国官员和学者）尖锐地指出，美国当前战略思维的问题在于它“力图把暂时的优势永久化，变成固定的、不容挑战的世界秩序”。其实，这种唯我独尊、不容他人谋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的战略思维早在冷战期间就已成型，只是直到现在才变成了美国权力精英的公开的、赤裸裸的信条。基辛格早在七十年代就曾这样说：“所有人必须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有全球利益和全球责任，其他国家只有地区性利益和地区性责任。美国政策的核心，就是把美国的军事优势保持在一个足以让任何人放弃有朝一日挑战美国的企图的水平上”。
基辛格是一个现实主义战略家，但他所表述的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却反映了美国统治的主导思想。当今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激进战略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公开宣扬美国有权利和义务维护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以此为准，可以“限制”或“取消”同美国作对的国家的主权，甚至仅凭美国“所感受到的威胁”（perceived threat），就可以向别国不宣而战，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preemptive strike）。冷战以后美国的军事战略部署，特别是导弹防御计划，统统围绕着一个指导原则，就是利用美国的技术优势，将美国国家安全提升到这样一个全新的水平：谁也打不到美国，而美国可以想打谁就打谁。本来，任何一个国家维护自身的安全，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唯独美国，对自身绝对安全的追求，似乎必须建立在别人的绝对不安全基础上。这虽然同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有关，但更是美国对外政策使然。
这种军事优势自然要以科学、技术、经济和生产领域的全面优势为后盾。事实上，以军事技术的发展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通过国家在军事领域的投资把科学进步和技术开发投资和成本“社会化”，从而保证经济领域里利润和收益的“私人化”，一直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政府奉行（但不一定明言）的政策。这实际上和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的商战结合，以武力占领资源和市场的传统一脉相承。可以说，不了解美国作为全球帝国的战略势态，就不可能深入了解美国国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反之亦然。
这种以自己的无限主权界定别人的“有限主权”的做法在现有国际法法理学意义上当然说不通，在其推行的实践中，给人的“道德教训”不过是“力就是理”（Might is Right），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当代语言学大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政治评论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一直把美国叫做“最大的流氓国家”，就是这个道理。这自然不是美国想要在世界上给自己树立的形象。其实，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双重标准，就连美国国内主流媒体也心知肚明。许多报纸的社论和评论都指出，这次美国以“反恐”威名攻打伊拉克，但至今既不能证明萨达姆和本拉登之间的关联，也不能提供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面对北朝鲜的公开叫板，却无计可施，一让再让。这种对比昭示给其他所谓“流氓国家”（rogue state）的道理再明白不过，这就是：赶紧发展核武器，没有原子弹就要挨打。美国事实上变成当今世界核扩散的一个推动因素，这当然也不是美国想要看到的结果。
美国在当今是世界上的所作所为，在不少人（包括许多正直的美国人）眼里是地道的霸道行径。美国国家精英对美国战略所作的描述和说明，也被许多人视为赤裸裸的权力话语。但事实上，如果能从美国如何以自己主观的自我形象出发去看世界，再从按自己意志塑造的世界中进一步得出有关自我认识的结论，人们就可以看到，在美国明目张胆的霸权论述下面，的确有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基础。这一精神基础一般被称作“威尔逊理想主义”（威尔逊是一次世界大战期期间的美国总统，曾在巴黎和会上提出民族自决的理念）。这种理念和美国立国的清教徒理想主义精神和“美国天命论”（the manifest destiny）一脉相通，认为古往今来所有别的国家都仅仅基于自身的利益行事，而唯独美国的行为出自于一种高贵纯正的理念（自由、民主、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因而美国是历史的前卫（pioneer of history），代表着人类的未来。美国的未来既然代表着人类的未来，美国当然就应该追求对全世界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保证自己的价值观和军事优势永远不受挑战。既然美国要的是所有人都想要的，既然美国的成就自然会使全人类受益，总而言之，既然对美国有好处的对全世界也有好处，美国有的是所有别人都喜欢的（即便不喜欢也得吃不了兜着走），那么美国当然就有基于自己的判断对外动用武力的绝对自由。在乔姆斯基看来，这就是威尔逊理想主义的“现实世界版本”。
有意思的是，美国可以认为自己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善的力量的代表，但这种自我认识其实一点也不“史无前例”。当大英帝国处在它权力和财富的顶峰时，英国人曾用几乎一模一样的语言形容自己，为自己的霸业作道德理想主义辩护。古典自由主义大师穆勒（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曾在晚清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就曾为英国在海外的殖民主义和由炮舰开路的“自由贸易”辩解，其言词在今天读来，令人觉得匪夷所思：
“欧洲各国并不理解英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真正的新事物，她的行为仅仅是为他人服务。她致力于和平，当野蛮人把战争强加在她头上时，她无私地负担了胜利的代价，但却与四海之内的所有人分享胜利的果实”。
在穆勒眼里，英国代表着“理想主义的世界新秩序”和人类“最高原则和价值的实现”，她做的仅仅是在世界范围内“消灭违反人性的东西”。大英帝国早已“无可奈何花落去”，美国的帝国想象正方兴未艾，但它是否只是一场历史悲剧的喜剧性重复呢？
自我的暴政
目前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头号大国，其军费开支约占全世界军费总开支的一半，但其经济生产总量占世界经济总体的比例已下降到25%以下，略逊于欧盟，更远低于东亚（30%）。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迅速的崛起，美国的单极、自我中心的世界观不能不受到极大的挑战。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主宰欧、亚大陆事务的战略企图心，非但很难体现出什么道德理想主义的宏大远景，反倒因为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常常显出一种不太说得出口的心理。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分而治之”的思路就是一例。在东亚，美国在中、日之间搞相互牵制的平衡术，在大陆和台湾的统一问题上保持“战略性模糊”，维持甚至扩大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些都为国内读者耳熟能详。事实上，美国对也欧洲有相似的政策主导思想。面对以德法同盟为核心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美国一方面拉住英国，一方面别有用心地将俄国以外的东欧称为“新欧洲”，就是认定刚刚从苏联控制下解放出来，经济上相对落后的东欧诸国要比西欧国家更容易受美国的主导，更热衷于美式的市场经济改革，更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也更依赖美国的帮助，因此可以被用来往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掺沙子”。如果东欧廉价劳动力大举涌入西欧，西欧传统的福利国家制度就可能被拖垮。
在当代美国战略的纵横家思维之外，在更深一个层次上，人们看到的不是美国以往对自身制度的自信，而是一种对美国以外出现某种令人向往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力的可能性的越来越大的戒心和不容忍。在乔姆斯基看来，西欧（法、德、北欧、包括美国的“战略伙伴”英国）福利国家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美国眼里已经是一种潜在的挑战，因为它相对于美式资本主义构成了一种“成功的蔑视”（successful defiance），它的某些方面，比如基于国家税收的全民医疗制度，在美国公众舆论中深得人心，颇受欢迎。因此，西欧社会民主性质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就同第三世界所探索的独立自主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一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来说是一种“病毒”。以法德两国为核心的西欧诸国这次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和美国大唱反调，说来实在是有深层的原因。
在这个语境里面，美国眼里的东亚，特别是中国，就有不同寻常的含义。美国公开的官方报告指出，今天的东北亚是“国际商务活动和技术创新的中心”；是“过去二十年来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30%；外汇储备占世界总储备的一半；该区域的几个国家“吸引了全球几乎一半的外资直接投资”，并且正在变成国际资本出口的一个主要来源；美国同东亚的贸易额已经超过它和整个欧洲的贸易额。与世界上其他区域相比，东亚地区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经济实体：它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俄国远东地区的丰富资源），大量训练良好的劳动力，又有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更为关键的是，东亚诸国具有深厚悠久的文化、发达的国家传统（即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传统）、强烈的民族认同，一旦走出漫长而痛苦的社会经济转型期，必定在生活世界的所有领域形成一套自主的秩序，在客观上（如果不同时也在主观上）形成对于美国制度的一种“成功的蔑视”。美国针对中国的种种战略部署，归根结底，在于防范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东亚大陆出现一种美式资本主义框架之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想，一种独立于美国理念的人类历史远景。
今天的美国在世界上仍然享有独一无二的霸权，但随着西欧特别是东亚“重返它们在历史上曾经享有的地位”，美国或许对自己尚不满百年的主导世界的领导权发生了信心危机。然而美国对潜在竞争对手的打压和围堵如果变成了一场对一切美国视为异己的历史可能性的防范，美国也就走到了自身道德理想主义的对立面。当自我肯定变成了对一切他人的否定，自我也就变得日益空洞化。古往今来，一切大帝国都毁灭于一种叫做“帝国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的疾病。而自我的暴政则是帝国过度扩张的道德基础。
2003年12月7日
纽约-俄勒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