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哲学诗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思想不再偏重于哲学领域，而是广泛地吐纳政治学思想、历史学思想、文化学思想、社会学思想，使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困境的解答多了一种尺度或一种参照。因为在理性、知识、主体、真理、意义、话语问题中，又迭加了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的文化权力，于是“后殖民主义”问题必然为哲性诗学所关注。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 theory)是一种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它与后现代理论相呼应，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消解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中，开始崭露头角，并以其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纠正了本世纪上半叶的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偏颇，而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视域和研究策略。
一 后殖民文化霸权问题
后殖民主义诸种理论，旨在考察昔日欧洲帝国殖民地的文化(包括文学、政治、历史等)以及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各地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
后殖民主义理论受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理论影响很大。同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和《地球上的不幸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对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有重要的开创作用。当然，福科(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则成为后殖民主义思潮中的核心话题。
后殖民主义兴起的时间，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就已萌发，而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始出现的一种新的意识和新的声音。其理论自觉和成熟是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年)出版为标志。在赛义德之后，最主要的理论家有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Spivak)、霍米·巴巴(Homi K.Bhabha)等。斯皮瓦克将女权主义理论、阿尔都塞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整合在自己的后殖民理论中，从而成为一个极有影响的批评家。而霍米·巴巴则张扬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注重符号学与文化学层面的后殖民批评，并将自己的研究从非洲文学转到印度次大陆上来。
其后，英格兰希雷德福大学博士汤林森(John TomLinson)以其《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1985)，开始了对后殖民的媒体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话语、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现代性的批判，从四个层面的分析揭示出文化殖民的内蕴以及其历史走向。
另外，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加雷斯·格里菲斯(Govreth Griffiths)和海伦·蒂芬(Helen Tiffin)的著作《帝国反击：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强调所谓“混成”(hybridization)，即本土传统通过这一形式与帝国残存物相结合，以一种语言创设出一种新的后殖民表述方式，即与帝国输送的“大写英语”(English)不同的、变异的“小写英语”(english)。
近年来，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关注并汇入后殖民批评思潮中，如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和美国的弗·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尤其是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研究，为后殖民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他近年发表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表明他的视点始终集中在全球文化后现代与后殖民处境中的第三世界文化的变革与前景上。他试图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即中心与边缘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把握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并力求寻觅到后殖民氛围中人类文化发展的新契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杰姆逊注意到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面对这种后殖民文化霸权，杰姆逊期望第三世界文化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以一种“他者”(或他者的“他者”)的文化身份成为一种特异的文化表达，以打破第一世界文本的中心性和权威性，进而在后现代与后殖民潮流中，展示第三世界文化清新、刚健的风格，以及走向世界的新的可能性。无疑，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后殖民理论在后殖民理论中是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的。
另外，在后殖民理论研究中，关于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阐释焦虑、文化殖民和语言殖民、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等问题，都与后殖民语境中的“主体文化身份认同”和“主体地位与处境”紧密相关。在这方面，罗伯特·扬(Robert Young)的《白色神话：写作史与西方》(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特里的《妇女、本土、他者》(Women, Native, Other)、莫汉特编《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权主义政治》(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以及丹尼斯·李(Dennis Lee)、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和小享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都做出自己的独到阐释，使后殖民主义理论有了更全面的理论形态。
如今，不少第三世界的文化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以一种深广的民族精神和对人类文化远景的思考介入这场深入持久的国际性后殖民主义问题的讨论。无论是非洲还是印度、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新加坡，都有一大批从事文化、文学、哲学研究的学者在探讨后殖民主义问题和前景，检视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弄清“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分析仇外敌外情绪与传统流失的失语的尴尬处境，寻找自我的文化身份和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位置。
当然，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正在成为全球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热点，其正确发展有待于一大批理论批评家的合作与努力。不过，我们可以从这杂色纷呈的后殖民理论家群落里，注意到两位重量级的理论家，他们是赛义德和斯皮瓦克，对其理论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更准确的把握。
东方主义是一个言人人殊的世界性问题，不少人以此作为民族主义的托辞，另一些人则作为西方解魅化的方法。我以为，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有必要先听听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是怎样说的。
（一） 权力话语中的东方主义
美国著名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 1935—)，其复杂的身份、丰硕的著述、新颖的观点，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赛义德是巴勒斯坦人，生于耶路撒冷，小时在开罗上学，后随父母移居黎巴嫩，并在欧洲国家流浪，1951年到美国。他身处逆境，刻苦攻读，终于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64)，并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教授)。这种独特的身世，使赛义德能以东方人的眼光去看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以边缘话语去面对中心权力话语，从切身的流亡处境去看后殖民文化境遇。这使他的写作总是从社会、历史、政治、阶级、种族立场出发，去具体分析一切社会文本和文化文本。
关注世界人生和民族社会，使赛义德的写作超出了学院派的狭小天地，而具有明显的文化政治批判性。其主要著作有：《约瑟夫·康拉德与自传体小说》(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1966)、《起始：意图和方法》(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1975)、《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巴勒斯坦问题与美国语境》(The Palestine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Context,1979)、《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1979)、《隐蔽的伊斯兰教》(Covering Islam,1981)、《世界、文本、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1983)、《音乐详述》(Musical Elaborations,1991)、《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等。其中，尤以《东方主义》、《世界、文本、批评家》、《文化与帝国主义》三部书影响最大。
介入政治、参与社会、强调历史，使赛义德将文学研究与政治、社会、历史紧密结合起来。这一特点在《东方主义》中得到彻底体现。甚至可以说，这部“后殖民主义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的代表作，标明赛义德从纯文学方向扩展出去而走向广阔的“文学与社会”的研究，并进入到对文化帝国主义这一“禁区”的研究之内。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力批判倾向。他在这个世界的话语权力结构中看到宗主国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与边缘国政治文化的明显二元对立，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边缘国往往是仅仅作为宗主国“强大神话”的一个虚弱陪衬，一种面对文化霸权的自我贬损。这种强权政治虚设或虚构出一种“东方神话”，以此显示其文化的无上优越感。这就是“东方主义”作为西方控制东方所设定出来的政治镜像。
东方主义的概念的宽泛性，使其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充满误读。而误读者有以下几种：有持第一世界(西方)立场，制造“看”东方或使东方“被看”的话语的权力操作者；有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1］，他们强烈的民族情绪使其日益强化东西方文化冲突论，并以此作为东方形象和东方作为西方的“他者”存在的理由；有既是第一世界文化圈中的白领或教授，却又具有第三世界的血缘的“夹缝人”或“香蕉人”(外黄里白)的人。他们在东西冲突中颇感尴尬，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与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时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而赛义德所谓的消除误读的“正读”，是要超越那种非此即彼的僵硬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模式，强调那种东西方对垒的传统观念应该让位于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三条道路”。这种超越传统的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的僵化对立模式的新路，正是赛义德要纠正东方主义权力话语的意图之所在。他并不是要人们走极端搞一个“西方主义” (东方人虚构或解魅化的“西方”)，正如德里达解构“中心”的目的不是要使某“边缘”成为新的中心，而是要取消中心达到多元并生一样，赛义德要消除的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并力求超越东西方对抗的基本立场，解构这种权力话语神话，从而使东方和西方成为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构成。
“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虚构了一个“东方”，使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具有了本体论上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把握“异己者”。但这种“想象的地理和表述形式”，这种人为杜撰的“真实”，这种“东方主义者”在学术文化上研究产生的异域文化美妙色彩，使得帝国主义权力者就此对“东方”产生征服的利益心或据为己有的“野心”，使西方可以从远处居高临下地观察东方进而剥夺东方。赛义德认为，这种东方主义者的所谓纯学术研究、纯科学研究其实已经勾起了权力者的贪欲，这无异于成为了帝国主义帮凶，这种制造“帝国语境”强权征服的东方主义，已不再是纯学术而是成为强权政治的理论基础。因为正如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起就在全世界拉开了西方对东方掠夺的帝国主义阶段一样，十九世纪初当几位德国的东方主义学者初次见到一尊奇妙的印度塑像时，他们对东方的欣赏情趣立即被占有欲所置换。
因此，“东方主义”有可能在制造了西方攫取东方的好胃口的同时，又不惜通过编造神话的方式美化“东方”清白的受害者形象，制造出又一轮的“被看”方式。
“东方”褪去了古代迷人的光辉而进入“现代”后成为一位“灰姑娘”，她只能在欧洲人的想象中“说话”。欧洲人赋予东方以空虚、失落和灾难的色彩，并以此作为东方对西方挑战的回报。西方人因为东方人在辉煌的昔日胜他们一筹而感到悲哀，而“现代”的胜利使西方终于得到心理满足，尽管向现代转型的东方对西方来说仍然暗含着“再度辉煌”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方冲突的东方主义理论迎合了世界的政治权力格局和紧张的意识形态冲突。尤其是在东方各国日益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权力话语的夸张性无疑会使东西方处于新一轮对峙冷战状态。赛义德据此强调，一种文化总是趋于对另一种文化加以改头换面的虚饰，而不是真实地接纳这种文化，即总是为了接受者的利益而接受被篡改过的内容。东方主义者总是将改变东方的未来面目使其神秘化，这种做法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也是为其所信仰的那个东方。东方主义将东方打碎后按西方的趣味和利益重组一个容易被驾驭的“单位”，因此，这种东方主义研究是“偏执狂”的一种形式，是一种知识—权力运作的结果。“它创造了一种永恒不变的东方精神乌托邦。”［1］
总之，在赛义德看来，西方为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而编造了一整套重构东方的战术、并规定了西方对东方的理解，通过文学、历史、学术著作描写的东方形象为其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统治服务。这意味着作为一种权力和控制形式的东方主义在内容上是有效的，这种有效在建立“白人”优越论的种族主义思想的同时，使从事东方主义研究的知识分子陷入一种“失败”主义情绪中：“东方主义的失败是知识分子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东方主义站在与世界一个地区完全对立的立场上，认为这个地区同自己所在的地区不同，因此它没有看清人类的经验，没有将东方看成人类的经验”。也就是说，作为东方主义者的西方知识分子，利用文化研究并没有增进人类总体经验，并没有消除民族主义和宗主国中心主义的偏见去解释人类文化的总体体系，而是通过对东方的文化研究参与着种族歧视、文化霸权和精神垄断。赛义德要质疑这种文化研究的内在矛盾和困境，削弱这种唯心主义式的文化特权，因为对文化霸权的“抵抗”同权力运作一样，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赛义德将福科的“话语理论”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组合起来，强调东方主义是一种话语结构，但他不同意福科关于“主体死了”的命题，而是强调恢复“人”的范畴，并承认个人经验在提供理论和政治基础方面具有有效性。赛义德的思考延伸到这样一个层面：处在西方强势语境的学者个体，应怎样保持个性而不被西方观念所牵引?同时，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又该怎样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在后殖民氛围下同社会和周围环境相联系而又保持个体经验，并对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殖民主义采取批判立场呢?赛义德坚持个体的特殊性对学者的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因为特殊性使学者能以个体经验对抗整体性殖民文化，当然，这种“对抗”不是民族主义式的，而是超越东方或西方利益的人类主义或世界主义的。
处在第一世界文化领域的第三世界学者只有通过个体经验才能有效地选择境遇并改变个体乃至群体的命运。［2］他希望通过分析“西方”和“东方”彼此对立的文化统治权力结构而寻绎消解这种中心—边缘的矛盾体。但是，在具体的文化分析和作家作品分析中，他却感到这一权力对立是如此紧张，以至于“每一个欧洲人，无论他就东方说些什么，他最终还是个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地道的种族中心论者”。这样，西方对东方的曲解误读就成为常态的和根深蒂固的，这种误读不仅出现在西方人的语言模式中，而且植根于他们的文化制度和政治环境中。就此而言，通过个体经验选择境遇并非易事。
赛义德在东方主义研究中与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强调女性主义的性别解构性不同，也与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突出其第三世界文化研究性相异，而是相当注重种族分析和政治干预，肯定了文化政治与帝国主义利欲的内在一致性。东方学者打入第一世界文化政治的高层，使“东方主义”对东方的整体误读出现了裂缝。同样，东方学者的对抗，也意味着西方自己内部的混乱。东方主义表现了西方文化内部出现了多种声音，也表明东方主义曲解东方的企图日益落空。因为东方的崛起已经使全球总体性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西方权力中心主义已面临即将到来的解体和世界文化政治新格局。
《东方主义》一书，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领域中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但也遭致各方面的误解和攻击。为此，赛义德在《东方主义》1995年在英国再版时，补写了一篇很长的后记[3]，申说自己的真实意图。在赛义德看来，《东方主义》不是一部宣传恐外仇外的、侵略性的东方种族主义的书，而是强调文化多元主义、批判西方坚持东方主义立场的人，促使民族主义退烧，坚持东西方对话的超越性的著作，是对东西方对立境况的批判，而不是对这一僵化误解境遇的肯定，是面对世界上的文化霸权去努力消解霸权本身，而不是要用一个话语霸权去取代或抗衡另一个话语霸权。他要使知识分子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误区中“超前性”地走出来，从东方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进入多元共存的后现代世界格局之中。为此，他强调后殖民主义思潮在种族与性别问题上对欧洲中心主义与父权中心主义的广泛深入批判的现实意义。尽管东方主义的误读使东西方之间的不平等和对峙仍然存在，但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使人们意识到，这种不平等和对峙不会长久，而终将在人类互相理解和达到的共识中成为正在消失的历史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说，那种文化帝国霸权主义或东方主义的时代“已经临近终结”的论断必将为历史所证实，而那种亨廷顿式的基督教、儒教、伊斯兰教的“文明的冲突”论，最终将为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互相融合和共享文明资源走向全球和平所取代。
在《东方主义》之后，1993年，赛义德又出版了《文化与帝国主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后殖民主义论域，在历史地审视与逻辑地分析西方文化中，集中阐释文化控制与知识权力的关系，并在分析英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的侵略和统治中，直接涉及诸多政治问题，并将文化殖民主义批判的锋芒指向美国。赛义德认为，“文化”和“帝国主义”是一个当代文化政治批评出现频率很高的概念。“文化”，不仅指人类的一种精神实践，并且指一个社会中具有的优秀东西的历史积淀。[1]而帝国主义在今天已不再是从事领土征服和武装霸权地进行殖民主义活动，而是注重在文化领域里攫取第三世界的宝贵资源并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殖民，甚至通过文化刊物、旅行考察和学术讲座的方式征服后殖民地人民。[2]从而使东西方文化冲突成为一种文化互渗和对话的理解过程。由此可以看出，赛义德并不赞同东方人误读或美化西方的“西方主义”对抗“东方主义”方式，也不赞同民族主义式的对抗西方文化霸权，而仍然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文化话语权力观，这是他思想批判的个体经验方式，当然也反映了处在美国知识界的第三世界学者思想上的尴尬境遇。
（二） 文本研究与文化政治批评
对文本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解读是赛义德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策略”。其实，这一策略早在1975年出版《起始：意图与方法》就开始了。这部书标明赛义德对总体文学批评的独到贡献。在赛义德看来，作家身上具有一种渴望揭示本源的意图，这一意图涵摄并折射出社会的文化政治宗教力量，是一种使作家与其自身世界的诸种力量难以逃逸的网络。其具体方法则是将关注点集中在作为写作的文本上，而非作为阅读的文本上。他选择了弗洛伊德的《释梦》作为阐释文本，因为弗洛伊德以词语表述梦幻的难题展示了作者意图与形成的文本之间难以契合的关系。而这种对本源的解构式研究使赛义德在七十年代就成为具有一定影响的文化理论家。
到了八十年代，赛义德出版了论文集《世界、文本、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1983)，全面阐释了后殖民主义的文本理论。在赛义德看来，文本的物质性和自足性是十分可疑的，文本的存在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总是处于一定的时空社会关系之中，受到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约。因此文本存在于世界中而具有世界性(worldliness)。文本作为物质存在参与了世界，反过来，各种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氛围又会影响实际的文本。文本诞生以后就脱离作者而成为可以为世界利益而再生产的东西，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存在，它属于每一位读者。
对文化产品的“文本”而言，世界性有着相当关键的意义。文本是一种生产，其不仅生产出无数的文本阐释，而且生产出新的意义网络。文本的世界具有世界性、随机性、特殊性、历史偶然性，通过语言与背景这一意指形式合并于文本之中，构成文本传达和产生意义的能力的不可缺的部分。每一文本都有其“语境”，它规范着不同的解释者和他的解释活动。更进一步看，文本使话语具体化。赛义德运用福科话语理论，强调写人生本身就是把控制和受控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系统转换为纯粹的文字。表面上，文字只是写作的文字，好像看不到社会政治控制，其实，它与欲望和权力有着很深的联系。言语绝不仅是把冲突和统治体系语词化，而且是人与人之间斗争冲突的对象。文本中心主义、文本排他主义的观点都忽略了种族中心主义和人对权力的欲望，而这正是文本与世界联系的根本内容。
在阐释了文本与世界的复杂关系以后，赛义德着重讨论文本与批评的关系。他强调的是以批评家的文章为中心“位置”(place)，并进而分析文本的介入时间和意识，文本的内在矛盾，文本的不可更改性，文本的偶然性，文本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批评是社会话语的一种显现的存在，是一个正在表述着的现在。批评同样是一个文本事件，它更接近一个必定未完成的、无限趋于判断和评价的过程。批评家不仅创造判断和理解艺术的价值标准，而且他们在写作中还体现现在的那些过程和实际情况，因为正是依靠它们，艺术和写作才具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批评和批评家是世界性的，也是需要世界性的。在这种世界性的文化政治语境中，批评家更富有社会创造性，更能发现和揭示本来隐匿在虔诚、疏忽的常规之下的事物，同样，也更能提供一个使文本在社会政治王国中不同于其它的策略方法。
赛义德不仅将文本与世界和批评家联系起来，而且将文学经验与文化政治联系起来，进而强调政治和社会意识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推行文化政治批评，并强调跨学科研究对后殖民主义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无疑，赛义德的文学文本理论已经成为他后殖民主义文论的重要内容，在西方当代文坛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 后殖民主义中的女权解构策略
英美大多数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关注点一直是非洲文学，赛义德的理论使其注意到了“东方”，而使后殖民主义研究真正关注印度次大陆的是美藉印度裔女学者佳娅特丽·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42—)。她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市，1963年移居美国。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英语与文化研究系教授。其主要著作有《在他者的世界里》(In Other World, New York:Routledge,1988)，译著有《文字语言学》(J.Derrida, Of Grammatology,1 974)。另有多篇重要论文发表：《移置作用与妇女的话语》(“Displacement and Discourse of Women”，1983)、《阐述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s”,1983)、《爱我及我影—她》(“Love Me, Love My Umbre,Elle”,1984)、《独立的印度：妇女的印度》(“Independent India: Women’s India”)等。
斯皮瓦克并非是将自己局限于某一学科狭窄领域的专家，而是打破专业界限、横跨多学科、多流派的思想型学者。她将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她的女权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学理论紧密相联，并将自己的“边缘”姿态和“权力”分析的策略施于当代理论和批判领域。换言之，她善于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去分析女性所遭受到的权力话语剥离处境，运用解构主义的权力话语理论去透析后殖民语境的“东方”地位，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殖民主义权威的形式及其构成进行重新解读，
以解析权威的力量并恢复历史的真相。她并非是零散地挪用这些理论，而是将其批判性、颠覆性、边缘性精神同自己本民族受殖民压抑的“历史记忆”联系起来，从而使她在“历史话语”的剖析、第三世界妇女的命运与帝国主义批判等几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如今她已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阵营中的一员先锋。
（一） “殖民化”记忆与重书“身份”
“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经过岁月汰洗以后留下的“根”，是一个时代风雨吹打后所保存的“前理解”，是一个社会走向未来的反思基点。斯皮瓦克作为一个在美国任教的东方学者，经历了三重压力，即面对西方时的“东方人”的压力、面对男权话语时的女性压力、面对“第一世界”中心话语时的“第三世界”边缘压力。她切身地感到自己受制于“他国国籍”特权而受到的“意识形态的侵害”，但是，她并不想消隐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身份，而是宣称自己作为身处西方学界的亚裔女学者，是“第三世界妇女”的代言人，并以此去重新书写历史。
处于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的殖民地，对宗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上的依赖，使其文化记忆深深打上了“臣属”(葛兰西语)的烙印。[1]历史在被中心话语重新编织中受到“认知暴力”的挤压。在西方人或宗主国的“看”之下，历史成为“被看”的叙述景观，并在虚构和变形中构成“历史的虚假性”。斯皮瓦克要重建真实的历史叙述，她反对这种帝国主义的历史描述和将历史叙事虚构化的“策略”，而致力于建构第三世界自身历史的新的叙述逻辑。将种族、阶级、性别作为分析的代码，使斯皮瓦克能相当深入地对殖民地权力话语加以政治揭露，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种族中心主义加以批判，进而为臣属的文化重新“命名”。然而，斯皮瓦克同时感到这样做时的尴尬，因为，所谓与“第一世界相对应的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带有帝国霸权主义色彩的能指，它很容易将这一对峙的后殖民问题转化成“民族主义”甚至简单的“反西化主义”思潮。同时，臣属阶级的学者打入第一世界学术圈以后，成为了西化了的东方人，他们能相当完备地运用“西学”武库中的最新武器，并用这种最新理论去反映自己处身的尴尬—她处身于高层学术圈中，必然要求自己“应具有”的“特权地位”，于是，她被整合进统治阶级的营垒，消隐了种族、阶级、性别的差异。也就是说，她在追求“主体同质性”的精英身份的同时，忘记了“主体异质性”的边缘文化身份。当她作为边缘化的“从属臣民”时她没有话语权，当她挤进中心话语圈分享其话语权时，她却说着第一世界的“话语”，她似乎无力找回历史记忆中的沉默的“大音”。
这种阐述“臣属”处境而又不使自己完全进入带有霸权主义性质的西方批评理论体系中去的“文化焦虑”，使斯皮瓦克意识到学术权威对意识形态的调整作用。因为学术界权威话语和大学教学就是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和历史视角进行全新的“构造”。也许，摆脱尴尬处境的最好办法，就是勇毅地抛弃自己的“特权”地位，在理论上建立其作为研究主体的地位，同时并非简单地创造出反历史反霸权的激进话语，而是就整个西方话语和政治体制进行意义深远的论战和观念的全新调整，以此方式修正“臣属”的历史记忆。换言之，既要揭开帝国主义的认知裂缝，又不染上失根的怀乡病，则必须具有一种健康的心态面对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档案，尤其是女性的被压抑的档案。只有这样，才能使对殖民霸权主义的批判引起第一世界读者的关注，并由文化领域扩展到读解政治领域，并使“东方”或“西方”的问题，成为“人类”必得关注的“共同问题”。
在抹去“臣属”殖民化色彩以恢复本民族“历史记忆”的进程中，如何重新书写自己的文化身份呢?在斯皮瓦克看来，首先要以解构主义的去中心方法，[1]解析宗主国文化对殖民地文化所造成的内在伤害，揭露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种种伪装现象，并将文化研究与经济、法律、政治研究打通，从而恢复历史记忆的真实性。其次，从历史叙事入手，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揭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历史的歪曲和虚构，建立与之相悖的反叙述，使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种使宗主国与臣属国两个对立物发生颠倒错位的当下语境，使得真正的文化批评成为可能。再次，强调后殖民批评的人文话语。斯皮瓦克强调，人文话语领域是所有后殖民理论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而文学则是其最具有范型意义的“文本”。[2].因为其他种类的话语总是趋于求得有关某一处境的终极真理，而文学尽管属于这类话语，但却呈现出有关人类境遇的真理正在于其无法发现这一状况。一般人文话语都包含某种答案的寻绎，而在文学话语中，贯穿始终并得到充分呈现的“问题本身”就是答案。文学文本中的话语是普遍的文本性构架的组成部分，它提出的结论是，使一种统一或同质的意识产生或接受一种统一的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学的人文话语是后殖民主义中最具有解构力量的话语，它总是将最内在的矛盾以最为怵目惊心的方式揭示出来。最后，强调后殖民批评中的“第三世界妇女”的“发言”。而这在斯皮瓦克看来，是自己工作的主要方面，也是其最为得心应手的学术领域。
（二） 第三世界妇女与文化批评
如果说，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的“被看”中发生了历史变形的话，那么，第三世界妇女则在这“变形”中沉入了历史地表。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第三世界妇女开始进入西方的“视界”之中，无论是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默默无言注视”自己的描写[3]，还是桑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和殖民话语》中对第三世界妇女在男权主义主观臆断中变形的描写，都既注意到在东方妇女注视下的西方妇女自我“身份问题”(克里斯蒂娃)，又注意到在西方注视下的东方妇女被看成抹平了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特殊语境的“一个同质的群体”时的“身份问题”(莫汉蒂)。
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事实上更尖锐地体现在第三世界妇女群体身上。斯皮瓦克对女权主义批评家们不自觉地复制出帝国主义式的主观臆断抱有不满，她主张分析有关重新构建第三世界的叙述，因为历史上和文学中的“第三世界妇女”已经打下了父权化、殖民化过程的标记，变成为经西方女权主义者重组以后的自恋型和虚构型的“他者”(Other)。斯皮瓦克坚持必须产生一种异质文化复原的方式，即承认第三世界妇女作为一种具有性别的主体，是具有个体“个性”和“多样性”的主体。[1]
相对于第三世界男性而言，妇女更是遭受殖民文化的压抑。妇女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沦为工具性客体，她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言说的权力，仅仅缩减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而成为父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大的反证。斯皮瓦克认为，只有文学批评家才可能通过文学的独特的个性表达方式去发现那被压抑着的“沉默”，寻绎到那“能指”背后的历史意义的“所指”，从而有可能阐释一种新的历史认知体系，确立女性主体的历史座标，使消隐在历史地平线之下的妇女上升到历史地平线。
在人文话语三维关系的“语言、世界、意识”中，斯皮瓦克受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和福科“沉默的他者”的启示，强调“语言”和“写作”之维，并透过这一维度看“世界”和“意识”如何通过语言“表征”出来，并藉此追问第三世界妇女“从属者无权说话”的“失语”状态是如何形成的。斯皮瓦克指出，世界和意识是由语言组成的，但我们不能占有这些语言，因为我们同样被那些语言所操纵。语言本身是由世界和意识决定的，语言的范畴中包含着世界和意识的范畴。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其拥有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历史意识，反之，则表明世界和意识对其的“外在化”。无言状态或失语状态说明言说者的缺席或被另一种力量强行置之于“盲点”之中。
无疑，第三世界妇女正是因失语而反证了自身的缺席和处于世界与意识形态的“边缘”。对此，斯皮瓦克认为，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语境中，我们要发掘的不仅是第三世界妇女的历史或其真凭实证，而且还要探讨殖民地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是怎样借助欧洲理论生产出来的。长期以来，美国女性主义者将“历史”看作一种贬低理论的实证经验，因而对其自身的历史视而不见，却以第一世界霸权式的知识实践指定“第三世界”作为美国女性主义的研究对象。这表明，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比学者个人意识的局限要严重得多。斯皮瓦克强调，应该重新重视被霸权主义压制的声音，将第三世界妇女的命运与意识形态发展联系起来，从不同国别的女性主义文本中读解出其背后的生产支配作用，剩余价值实现和政治策略。只有禀有一种世界历史意识去关注“谁失语和怎样失语”，只有将历史和政治引入心理分析的女性问题，只有将经济文本引入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运用分析中，才能回到对殖民主义心理分析的起点，才会发现新帝国主义的权力操作机制。
作为边缘者的女性丧失了言说的权力。在斯皮瓦克看来，这种权力是失落于“历史档案”与本地父权制的夹缝中，并且又被带有霸权主义性质的女权主义所隔绝。“女性”这个符号之所以成为“空白”和“不确定”的，是因为它触及到有关所有权的文本暴政，即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以及意识形态权力。于是，在男性权力话语中，第三世界妇女成为不在场的、无名的、不确定的空洞能指。解决的办法并不是按第一世界的标准给予第三世界妇女以政治和性别地位，因为，将所谓世界女性主义价值观的殖民主义嵌入第三世界妇女概念中，意味着西方女性主义者所确定的行为准则，也可以被用来压迫东方妇女阶层。真正可行的途径是，在第一世界文学作品渐变成文学游戏的今天，第三世界妇女文学经验中那种人的意识、主体性、发言权斗争和对新生活的向往，与西方社会的纵欲享乐的虚无人生观形成鲜明的对照，并为第三世界文学自身的非殖民化过程提供了内在的力量。这个世界并非以西方为唯一尺度，相反，东方妇女在世纪之交已日益走出失语的沉默而发出自己的声音—一种不能再听而不闻的“新的声音”。据此，斯皮瓦克强调，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应该向正在走向“语言、世界和自我意识”的第三世界女性学习，为她们讲话；必须尊重女性话语域内出现的多元化趋向，抛弃那种作为第一世界妇女的优越感，清除主流文化所带有的种族偏见；不仅要追问“我是谁”这一个体存在本体论问题，而且更要问“其他的女性是谁”这一社会存在本体论问题；不仅要清楚“我如何去命名她们?”这一主体性问题，而且更要清楚“她们如何命名我”这一主体间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消弥东西方女性之间的理解“距离”，才能解构殖民化网络，而达到第三世界妇女的重新“命名”的新历史阶段。
第三世界妇女的“命名”和“发言”对于未来世界的和谐发展关系重大。“西方”想了解“东方”决定了“西化的东方人”想要了解自己的世界，或者东西方两大对立面的反转和换位，从而消解霸权主义的种族、阶级和性别歧视。第一世界女性主义在文化批评中应充分认识第三世界并扩展不同的读者群，必须重视这一领域的巨大的多相性研究，真正学会放弃做女人的优越感，并以一种对帝国主义的有深度的批判以引起第一世界读者对此问题的关注，以扩展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领域。
在我看来，斯皮瓦克作为一位美籍亚裔女学者，以其独到的理论框架、横跨多学科的视野、富有批判性的批评实践，对“臣属”的记忆加以清理，对殖民主义的压抑模式加以揭示，对文化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妇女的漠视加以质疑，从而以富于创造性和敢于打破常规的方式对殖民主义加以解构，并重新创造和建构了东方女性话语，为第三世界妇女的“无言”状态“发言”，为其“无名”状态而重新“命名”。尽管在具体策略上和方法操作上，斯皮瓦克乃显得激进而失之于浮躁，但其理论框架和批评实践的意向和锐气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四 东西方二元对立与文化再符码化
风靡全球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使边缘文化得以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但是，后殖民文化的意义不仅是理论上的，更重要的是实践上的，尤其是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就成为当代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
后殖民主义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殖民性的文化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对现实语境的再认识，并将对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保持清醒的头脑。更深一层看，东方主义话语有很强的文化策略性。就这一理论的倡导者而言，确乎是边缘学者用来拆解主流话语的一种策略。在西方话语中心者看来，东方的贫弱只是验证西方强大神话的工具。与西方对立的东方文化视角的设定，是一种霸权文化的产物，是对西方理性文化的补充。在西方话语看来，东方充满原始的神秘色彩，
如气功、八卦、太极、迷信、土风、民俗充满异国情调，这正是西方人所没有而感兴趣的。于是这种被扭曲被肢解的“想象性的东方”成为验证西方自身强大的“他者”，并将一种“虚构东方”形象反过来强加于东方，将东方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结构，从而完成其语言和文化被殖民的过程。
在东方主义语境中不坠入“殖民文化”的危险，则必须打破二元对峙的东方西方理论，以一种深宏的全球性历史性发展眼光看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从而使世界性消弥民族性和现代性、西方中心和东方中心的二元对立，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生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任何文化压抑和意识权力强加，任何取媚西方和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同时，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作为判断另一种文化的尺度。那种在文化转型问题上，认为只有走向西方才是唯一出路，才是走向了现代文化的看法，应该深加质疑。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世界各民族文化间的“共时性”文化抉择，置换成各种文化间的“历时性”追逐。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一切文化发展的必然轨迹。西方文化先于其他文化一步迈入了现代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发展模式连同这种西方模式的精神生产、价值观念、艺术趣味乃至人格心灵就成为唯一正确并值得夸耀的目的，更不意味着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明天。历史已经证明，文明的衰落对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永恒的威胁，没有一种文化模式可以永远处于先进地位。在民族文化形态之间不存在优劣，只存在文化间的交流和互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是中国参与世界性生活并破除“文化霸权”话语的基本前提。
就“对话”而言，当代中国学者面临自身传统文化的变革和重新书写的工作，以及中国学术文化重建的任务。西方理论话语的渗入或对话直接取决于本土知识话语操作者的选择，知识者的眼光和胸襟在此变得殊为重要。
我们回应后殖民主义的只能是：在新的历史文化话语转型时期对潜历史形式加以充分关注，并在反思和对话中，重新进行学术文化的“再符码化”和人文精神价值的定位，并对自我文化身份和民族价值加以再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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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民族主义者大量翻译甚至改译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使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平添了浓烈的反西方主义色彩，并将赛义德当作东西方文化冲突中代表东方抗争的文化斗士。
［1］ 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1978, p.246, p.328.
［2］ Edward W.Said. Orientalism. p.224, p.204.
[3] Cf.E.W.Said, Orientalism. pp.330-345.
[1] E.W.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1993,pp.12-13.
[2] 赛义德认为，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学不可分割，文化刊物、学术讲座对东西方冲突的文化有达到理解和一定共识的可能。Cf.E.W.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292.
[1] G.C.Spivak, In Other World, New York:Routledge,1988.p.208.
[1] 斯皮瓦克作为德里达《文字语言学》的英译者，对解构主义深有研究也最感兴趣。她在《批评、女权主义、机制》中指出：“解构实践承认任何研究的起点都是暂时的、难以把握的。它揭示出知识的复杂性质，认识到知识意志所形成的对立面，坚持要揭示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之间的联系，并强调‘历史’和‘种族政治’是这种共同联系的‘痕迹’。”
[2] Cf.G.C.Spivak, In Other World.1988
[3] Cf.J. Kristeva, About Chinese Women, New York, Urizen,1981.
[1] 在这方面，斯皮瓦克写了大量论文，如《在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从属臣民能说话吗?——关于印度寡妇殉节的思考》、《三个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的批判》、《帝国主义与性别差异》、《女性话语和错位》、《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移置作用与妇女话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