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闻生产的社会学分析，除了最常见的政治、经济等视角外，在社会结构转型的现代社会体系中，尤其需要关注各种社会性组织的影响。因为，媒体对于新闻价值和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可信度的判断，会影响他们如何以及何时报道。在很多时候，这种判断是有特定语境的，往往与非政府组织独特的公共传播策略有效性相关。但结构性的变量仍然是显见的，比如媒体对半官方性质的NGO往往有较高的关注度，并且很少对这些组织提供的信息持质疑态度。
关键词：社团组织 NGO 报道议程 新闻场
在现代社会，每一个组织、每一个群体甚至每个个人在争夺利益或者权利时都会尽可能在舆论场占据先机。而舆论的引导和控制，又正依赖于信息传播的全面、准确与公正与否。一旦信息占有不全面、不准确，那么舆论的生成也会发生偏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代社会，谁占有了媒体的主导权，谁就占有了话语权，谁也就拥有了合法性。这意味着，在当今这样一个传播依赖性的社会（communication dependent society），任何组织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媒体。
对于对新闻场域的分析，除了要分析的政治、经济、知识分子以及新闻场内部的权力之争外，我们还需要分析各种企业、利益集团（如各种娱乐机构、体育团体甚至黑社会组织）以及现代社会新生的各种NGO组织（如消费者运动、红十字会、宗教团体、妇女权益保护组织、青少年组织、环境保护运动、学生民主运动等环保组织、弱势群体保护组织等等）的媒体公关力量。
毫无疑问，每一个组织的活动的宣传，都需要设定一个议题，那么，各种社会团体是如何设定媒体策略，通过媒体建构一个社会议题，并将自己的“解读框架”呈现于媒体之中，从而赢得议题主动权？而媒体又是如何选择报道，是如何呈现各种社会活动的镜像呢？下文我们将通过两个有代表性的案例来分析。
一、NGO及其媒体运作策略
NGO[1]是在有限政府、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框架中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它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传统的通过政府体系统一实现公共事物管理的“统治”模式，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显出了种种无效和弊端，人们不断对“统治”下的社会秩序作出反思，探讨多元主体、社会自治的“治理”型秩序的呈现。NGO和公民社会理念在现代社会的复兴，正是在治理秩序的背景下出现的，它体现了多元社会自治的治理观念。所以NGO不仅是为了承接政府办不了的事情，作政府的帮手、公益事业的补充、更多社会资源的筹集渠道等等，它是社会自治的独立主体，体现了新型的治理理念。NGO作为公民社会的组织形态，是多元化的、决策分散的、在公民的参与和表达中形成的社会自组织形式。
NGO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级还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NGO迅速成长。非政府组织已被列为与“企业—市场体系”和“政府—国家体系”并列的第三体系，即“非政府组织体系”。正如全球非政府组织研究的权威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教授所说：“我们是置身于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中，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2]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非政府机构（NGO），是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的。
NGO在中国有三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产生的GONGO（政府组织的NGO），具有较长的历史和“半官方”的特色，它们是政府主办的或者由政府派出人员担任主要职务的非政府组织，例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些GONGO经常是有正式注册的组织，有着明确的行政等级，志愿者也主要依靠行政的动员方式来参与，带有鲜明的政府性质；但同时也为志愿者的参与提供了正式和合法的渠道。另一种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的草根NGO，它们多由民间人士自下而上发起，直接从事公益服务或者组织社区行动。这些草根NGO缺少正式的组织，人员经常流动，但是却能相对自治，并且参与者有较强的志愿参精神。[3]第三种是国际性的NGO，世界上最重要的NGO最有中国开展活动。因为中国政府对社团甚至整个非营利部门，依然采取控制型而不是发展型的监管策略[4]，是以中国的社团并不发达，发展也很艰难。据悉，目前全国稍具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NGO大约在300家左右。
国内学者曾繁旭认为，不同类别的NGO往往有不同的媒体互动方式。以环境NGO为例：官方背景的环境NGO，比如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通常缺欠与媒体互动的有效方式，主要依靠行政化的媒体动员。草根环境NGO，如自然之友、绿家园和地球村，则得到媒体非常多的关注，在这几个草根环境组织中，要么创办人与媒体有着密切关联，要么组织会员中吸纳了一批对环境议题有强烈兴趣的记者，所以一旦它们发起相关议题，往往有大量的媒体跟进报道，这主要还是一种个人网络式（personal network）的媒体动员。
一项对志愿组织的调查显示，与政府机构联系紧密程度比较高，即“政府接近度（government procimity）”比较大的NGO组织，往往有更高的媒体交往能力。另外，“致力运动的（campaign-focused）”的组织（区别于那些主要同“人道/服务/建议”、“自助”以及“其他功能”有关的组织），被认为与各种媒体部门保有较多的交往，在硬新闻报道当中更有可能扮演“评论者”的角色。另外，拥有支薪雇员、最庞大的年度预算以及全国范围内的运作的组织，更有可能制作正式的宣传材料，从业新闻管理、吸收外界营销知识以及追踪媒介产品。[5]
绿色和平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环保NGO之一。自1971年在美国反对阿拉斯加州的核实验基地以来，绿色和平组织以其激进、顽强、坚定而闻名于世。该媒体动员模式非常专业化。通常情况下，绿色和平会提前半年到一年进行项目设计，而这时媒体策略已经成为整个项目设计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怎样设计项目才能得到更多的媒体关注”。在绿色和平一份完整的媒体策略计划书上，往往会列明目标受众、目标媒体、媒体框架方式、故事版本等多项内容。恰当的媒体策略运用，使得它在公民利益维护、利益集团博弈以及政策倡议等方面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也一直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6]
2004年6月，绿色和平获知金光集团APP自2002年８月起与云南省政府签订了林浆纸一体化项目合作备忘录，在文山、临沧、思茅三地圈地2750万亩用于种植桉树纯人工林，并且已经对原有树木进行砍伐的消息（根据绿色和平的资料整理），于是绿色和平迅速组织工作人员到云南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实地调查。2004年11月16日，绿色和平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和媒体发布了标志着APP事件的开始。
在不同媒体的配合之间，绿色和平采用了“点面结合”的方法：由一两个深度报道的媒体来充当“点”，让其介入早期的调查和采访。然后在“点”推出深度报道的同时，绿色和平召开记者招待会，向更多的媒体发布新闻稿，这是由“点”到“面”的过程。“点”是重要的议题设定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议题的解读框架。在APP事件之中，“点”是《南方周末》。2004年11月16日，绿色和平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和媒体发布《金光集团APP云南圈地毁林调查报告》以及新闻稿《绿色和平正式向中国政府检举金光集团APP在云南圈地毁林》，之后第二天，就与《南方周末》记者前往云南调查，获取更多第一手的证据。到了12月16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整版报道《金光集团博弈云南，亚洲最大纸浆公司圈地始末》，同一天，绿色和平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新闻发布会，邀请几十家媒体到场，发布APP砍伐的最新证据，包括DVD《见证》、现场图片，以及新闻稿《APP拒绝六项承诺、绿色和平公布最新证据》。消息很快得到《北京青年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东方卫视等11家媒体的专题报道。很快形成了由“点”到“面”的过程。
曾繁旭从设定目标受众群（Target Audience）、设定目标媒体（Target Media）、设定议题的解读框架（Frame）、考虑不同媒体的故事版本、设定故事的链条（story line），考虑分为几个阶段（stages）来讲述整个故事（诸如什么是故事的主体、铺垫与高潮；如何保持媒体对于事件的关注）等五个不同的方面认真分析了在在APP事件之中，绿色和平媒体攻略计划。[7]对我们了解一个典型的案例，这对于我们掌握NGO组织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很有帮助的。
在美国，传媒与公共舆论是相对保守的，媒体往往使用官方的消息源来源，对社会运动往往视而不见，轻描淡写，甚至歪曲报道。[8]但在权威国家中，情况并非如此。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认为，“在许多威权国家中，运动、媒体与公共舆论之间的关系往往亲密，记者往往会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冒着风险扩大报道面。在这些威权国家中，政府会设置一些新闻禁区，但除去这些禁区后，主流媒体报道社会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并不一定比美国主流媒体狭窄。因为这些国家运用行政手段来控制媒体，一旦发生问题，这些问题就会被追究到国家头上”，另外，“由于中国目前还缺少既能被社会中坚力量认同又能为国家提供合法性基础的基本价值观，所以媒体和公众舆论在社会议题发起时往往倾向于激进”。[9]在绿色和平组织揭露“金光集团云南毁林”这一事件中，绿色和平组织正是利用是中国媒体的这种诉求，从而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何况，他们扎实的调查，又为媒体提供大量的写作材料（在APP议题的过程之中，绿色和平的信息补贴包括了提供调查报告、DVD、现场图片、证据清单、法律文件、新闻通稿、采访人名单和新闻线索等等。在每一发布会上绿色和平都会向记者提供一个“媒体包”，提供以上的各种资料。记者也可以到绿色和平的网站上下载这些资料），这些有效的手段，更是一举赢得了媒体的青睐。
环保组织针对APP的追踪还在进行，据悉，2008年8月4 日至14 日，环保部对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10]上市核查情况进行网上公示，称“该公司基本符合上市公司环保核查有关要求”。但8 月12 日，自然之友、地球村和绿色和平等6 家环保组织联名致函环保部，认为：“金东纸业及其关联企业近年有多起环境违法违规记录，请求环保部继续加强绿色信贷等相关政策，建议环保部谨慎处理并考虑暂缓批准金东纸业上市环保核查。”9月2 日，经过一番实地调查之后，环保组织再次致函环保部，“请求环保部责令金东纸业核查范围内企业严肃整改并暂缓上市环保核查。”金光的反应也很迅速，除了新闻发布会之外，金光连续发布公开声明，对此事进行回应。金光发给媒体的最新一份公开声明称，APP（中国）邀请环保组织派遣代表前往金东纸业上市所包含的全部5 家已投产的企业做实地考察和调研。[11]
二、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
在上面的案例中，媒体与NGO组织是一个相当融洽的合作关系。但在现实中，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媒体对社团组织提供的信息和发起的运动会不闻不问（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件以及八国首脑会议等，有许多星巴克咖啡店的玻璃被众多的“无政府主义者”砸得粉碎，
但却丝毫没有得到媒体的关注。），更有甚者，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会相当紧张。美国著名的传播学家托德•吉特林 (Gitlin, Todd) 在其名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一书中就对媒体与社会组织之间这种依赖、利用、背叛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相当细致而精辟的分析。[12]
吉特林是六十年代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一度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核心成员，并参与组织了“曼哈顿游行计划（1965年3月）”和华盛顿反战大游行（1965年4月），因此吉特林在该书中对这两次事件的描述可谓情有独钟，他称“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剖析也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想象的快乐”。为了避免自己的回忆成为一种选择性的遮蔽，吉特林在追溯这些往事的时候纯粹依靠当时的书面材料。而这些书面资料的很大一部分，即主要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成了吉特林分析大众媒体与学生运动的切实关系的主要依据。
作者通过“事件叙述”和“语言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是如何在大众媒体的微妙干预之下，从最初“吸纳新成员，寻求支持”到“试图颠覆政治舆论，运动已经成为焦点”，直到最后“引火烧身，化为灰烬”。 托德•吉特林用细致的研究和极具穿透力的思考，解读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和大众媒介之间的恩怨情仇。《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学生运动的报道如何抑扬褒贬；运动中公众人物的声誉如何与日俱增，又如何慢慢消散；暴力如何不断升级；媒体的选择如何影响1960年代这场学生运动和社会政治变迁等等，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传播学名著。
作者陈述说，“1968到1969年冬，我开始强烈地意识到，媒体的报道不但会扭曲真相，而且还会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缠绕作者的问题是：“为什么媒体要以如此方式来进行表达呢？为什么媒体的报道会干预这件事件而不是其他别的事情呢？”[13]“媒介的框架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框架而非其他？对于不同时刻、不同地点和不同的媒介，处理该事件和其他事件的框架应当遵循何种模式？新闻管理机构是如何结此加以管制的？”[14]通过研究，吉特林发现，专业的、组织的、直接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合力共同构成了新闻事件，新闻的生产是一个权力系统，而霸权在新闻机构中被一些具有想象力的专业人员加以操作，并且是无意识的。吉特林还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了霸权在新闻体制中的运作过程。
吉特林指出，在20世纪后期，政治运动开始依赖于大规模的传播。他在正文中写道，几乎运动所有的参与者都通过媒体的报道来寻求“心理上的满足”，在报纸和电视上得到短暂的兴奋，可以帮助弥补他们在运动中的艰辛以及无法避免的失败所造成的心理威力。因为“对于毫无报酬的政治工作而言，宣传是对他们所怀热情的一种补偿。哈维•莫罗茨（Harvey Moletch）认为，运动对媒体的关心，不仅是因为媒体是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种方式，而且通过媒体，运动可以昭示自我的存在。”[15]。
三、社团组织的议题设置策略
前文我们介绍了两个典型的案例，第一个案例中，NGO组织的媒体运动相当成功，甚至可以说设定了媒体的报道议程。而在后一个案例中，媒体似乎左右着运动的进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从中我们是否可以分析出媒体运作的某些规律或者某些潜规则？
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将消息来源视为一个竞争性场域。他写道：“将消息来源设想为被抢占中的地盘是很有帮助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对媒介的接近使用权的竞争，但在这里，实质上的和形式上的有利条件并不是平等分配的。不过，最优先的群体仅凭最有利的地位并不能保障一种优先的解释权。相反，如果他们获得了这种保障，那是由于在一个有缺陷的场域内成功的策略运用。”[16]其实各种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要征服媒体的心，最重要的必须分析中国新闻媒体的操作理性、从业者的职业追求以及现代传媒的生产规律。虽然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运动的角度看，成功的媒体公关策略多有不同，但以下几点应该是相通的：
一）归类媒体
对于中国的NGO组织来说，认真分析媒体的地域、风格、属性等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媒体的新闻取向、受众群、行政管制的宽松度不同，其选择的报道题材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曾繁旭在文章中说，面对经济类报纸的时候，绿色和平会更突出“不负责任企业”的框架，强调APP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指出它行为的不合法，它企业运作上的经济问题，以及它在国际市场的声名扫地。面对传统党报，绿色和平则会选择一个更为“政治正确”的版本，比如强调国家权威和法律受到APP的损害，强调APP在别的国家的遭遇，突出民族主义情绪等等。对于都市报来说，绿色和平希望能通过它们影响到普通消费者，以便动员消费者对于议题的参与，从而对APP形成市场压力，以及造成“民意踊跃”的景观。所以绿色和平会更倾向于使用“环境灾难”与“环境正义”的框架，强调APP对于公共利益的伤害，强调APP对于云南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对当地居民的剥夺。另外，民族情绪的调动也是有效的框架。都市报的新闻采写方式，多偏重于煽情路线，“环境正义”与“民族主义”这类版本正符合它们的取向，而这些故事也对社会动员相当有效。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故事版本也“政治安全”。[17]
二）信息补贴
透过前一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绿色和平组织的媒体公关手段之一昌“信息补贴”。所谓的信息补贴，是指“为求获得媒体的时间与空间，从而向媒体提供补偿的手段”。[18]据潘忠党先生介绍，这一概念最早奥斯卡•甘地（Gandy, Oscar H.）于1982年提出。奥斯卡•甘地通过对新闻制作过程的考察，试图发现各种政治力量如何动用他们的组织和经济资源，与新闻工作者互动，通过控制或提供信息而影响公众议程。他指出，新闻媒介单位是赢利的企业，企业管理者必然注重经营的效益，以此作为组织管理和经营的“底线”。在新闻生产过程中，资源分布于各个环节，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新闻采写过程中的费用。显然，资金雄厚的单位更有可能编织出覆盖广泛的新闻网络。但是，这不是甘地分析的重点，他的着重点在各种社会力量如何运用信息的提供影响公共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在他看来，新闻生产过程中消息源和新闻工作者的关系实际是一个价值交换的关系，一方要以低成本制作并扩散新闻，一方要以低成本扩散自己的影响。消息源扩散自己影响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帮助新闻单位降低新闻生产成本，具体做法包括运用各种公关措施，向新闻单位提供信息，或者提供新闻采写的方便，这就是“信息补贴”策略。[19]
三）情理兼顾
加姆逊（Gamson）指出，集体行动框架有三个组成部分：不义（injustice）代理(agency)和认同（identity）。[20]其中“不义”指的是用道德愤慨的形式来表达特殊的政治意识，这不仅仅是针对不平等的感知和知识分子的判断，而是基于认知心理学所指的承载着情绪的“热认知（hot cognition）”；“代理”指的是一般认为经由集体行为去改变条件或政策更为可行，因此运动的组织者往往不仅发动议题，还引导人们相信行为的可行性结果；“认同”所强调的是“我们”与“他们”的对立过程，这里的“他们”指的是与我们的利益和价值不同的“他者”，事实上，任何组织行为总有一个对立的他者存在，否则组织的行为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在孙志刚事件引发的收容议题中，形塑意见的作用主要通过传媒报道的新闻叙事来实现。该议题中关于收容遣送事件的报道都采用了类似的“受难叙事”。李艳红分析说，叙事的作用在于，由于不是通过抽象的分析和判断而获得，它往往能够通过情感化的方式来让读者获得“热认知”，在受难叙事之下，读者很容易对导致“受难”的收容遣送制度或其执行者产生愤怒，并对受难者产生同情，进而获得对现行制度存在问题和不足获得热认知。这种叙事在形塑社会意见方面具有纯粹理性分析的评论文章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另一方面，各报通过诸种言论报道体裁所发表的大量有关言论在对社会意见的形塑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一种直接观点的表达，言论也是重要的意见形塑载体。不过，与新闻叙事的“热认知”相比，言论更类似于激发读者的理性认知成分，通过理性分析来传达意见，形塑读者对新闻事件的认知和看法。[21]
四）舆论联动
当代新闻传播学研究发现，传媒框架往往是传媒和消息源能动互动的结果，消息来源在建构传媒议程方面往往扮演着能动的角色。[22]一个议题要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最重要的一条是能够引发舆论联动效应，即在社会大众、媒体、知识分子中形成一个互动的舆论热点。一方面，传媒的能动性创造了新公共角色的可能，另一方面，“社会”作为“国家”之外的消息来源同样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因此，除了传媒本身是否能够持续保持能动性之外，消息来源能否提供多样的、并非完全由政府/国家所定义的社会事实，能否提供多元的、民间的诠释框架以及能否能动地参与到传媒议程的建构当中等，对于新闻传媒是否能够履行新的公共角色也至关重要。[23]
四、媒体的议题筛选规律
德国学者托玛斯•迈尔（Thomas Meyer）在分析传媒表达政治世界时会遵循两套规律体系：[24]其一是筛选规律，是由“信息因素”决定的，传媒根据这些规律来选定现实中的某些事件和这类事件的某些性质，条件是它们认为这些是值得报道的，并且因此一般说来是有机会成为媒体所生产的现实图景的成分的；其二是展示规律，根据这一规律来决定以什么形式在传媒中展示某些报道或者其他信息，使它们有希望在爱人中引起尽可能大的兴趣。我们认为，现代新闻媒介最喜好的报道模式就是冲突性框架，因为这种报道很容易激发起公众的情感共鸣，媒体在干预事件提供自信力的同时又可以提供收视率和发行量，可谓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因此，社团新闻的策略就需要设置这样的故事框架，诸如人情味（弱者的无奈和强者的爱心经由表达得的娓娓道来，偶尔还加上几滴眼泪就是最好的人情味要素）、好的画面（面临死亡的恐惧、歇斯底里、世界末日的悲悯情绪、灾难中求助的双手与眼神等等）、曲折而离奇的故事（新闻最好像电影一样，充满悬念）、宣泄（现代社会压力过于强大，而弱者对强者的压制已经愤怒以久，但无处宣泄，如果新闻能展示强者的毁灭，则给公众一个移情宣泄的机会）外加一点小资情调（优雅做作、窥视隐私等等，都是现代都市人最欣赏的趣味）。
而吉特林分析说，在政治运动过程中，对于何为“有新闻价值的（newsworthy）”事件，政治运动只是对照新闻含蓄的定义照本宣科地加以理解；或者模仿新闻工作者的准则来形成对何为“报道（story）”，何为“事件(event)”以及何为“反对(protest)”的认识。对于广大公众和文化制度而言，他们缺少可具选择的信息来源，甚至根本没有。于是，这种形象便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影响。大众媒介通过消除并努力将这种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来界定运动事件的公共意义。相对于运动的真正目的，媒体所传播的形象显得愈加模糊和晦涩，媒体关注的是“领导者（leaders）”和显要的“官方人物(personalities)”。
事实上，他们可以将领导人变成“公众人物(celebrity)”，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25]于是，报道的形式便形成了一种系统性框架（systematic framing），而这种往往被扩大的系统性框架决定了政治运动的命运。[26]在对新左派运动的报道中，吉特林总结出了媒体主要采取的六项框架，分别是：琐碎化(trivialization)、极端化(polarization)、强调内部歧见(emphasis on internal dissention)、边际化(marginalization)、贬抑游行人数(disparagement)和贬抑运动的影响力(disparagement of the movement"s effectiveness)。
中国传媒业的实践理性已经是多种话语并存，党管媒体体制未变，因此媒体的喉舌角色依然是从业者的主要意识形态；不过，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士与道的文化碎片也对部分从业者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新生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也逐渐发展起来，尽管新闻专业文化尚未被理性化，也尚未形成一套明确的价值体系，成为专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控制模式[27]，目前还仅仅是以零散、模糊和不确切的“专业主义的碎片呈现”[28]的形式影响着中国的新闻实践。
这种“专业主义的碎片”的主要包括：在看待新闻的角色上，它不再强调社会主义新闻传统中对新闻在引导舆论（advocacy）和宣传、解释国家/政府方面（interpretive）的角色和职能，而是重视那些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中得到重视的其他角色，如信息传递角色和新闻的对立（adversarial）角色。[29]所谓对立角色，“指的是新闻媒介与政府和企业呈对立关系，具有批评与监督的功能”[30]。在这些理念的影响下，当代中国的从业者开始重视新闻之反抗和挑战权威以及舆论监督的角色，他们向往和欣赏西方专业媒体所体现的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对抗性关系。
所有这些综合的职业理念，并行于媒体组织之中。吉特林敏锐地发现，新闻从业者经过学习培训，成长为成熟的新闻工作者，并不断得到奖励与提升。他们明确地形成了那种对于新闻界定的方式——事件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任何时刻必须确保新闻的“客观性”。当记者们从编辑和条文中领悟了新闻价值含义时，或者接受了官方的分析模式甚至采取相反的态度时，他们能按照惯例自动地对新闻内容加以编辑。当记者们决定报道什么或者如何予以报道时，他们很少对意识形态的假设深思熟虑，也很少会考虑报道将会产生体积政治影响。受制于这种单纯的工作，记者们更倾向于为现实中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提供服务。[31]
媒体对于新闻价值和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可信度的判断，会影响他们如何以及何时报道。在很多时候，这种判断是有特定语境的，往往与非政府组织独特的公共传播策略有效性相关。但结构性的变量仍然是显见的，比如媒体对半官方性质的NGO往往有较高的关注度，并且很少对这些组织提供的信息持质疑态度。比如在中国大陆，除了像《南方周末》外，媒体很少对希望工程和青基会的工作提出质疑。但对一些民间自发产生的NGO，媒体就没有给予同样的关注度，除非这些组织投媒体所好，能够向媒体提供一些很好听故事。毕竟，媒体在面对这类组织的时候，它们是处于一种相对强势的地位。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强势对弱势的关注，总是那么吝啬而且又总免不了施舍的味道。
（本文系吴飞主持的浙江省社科后期重点资助项目《规训与抵抗：新闻生产场域的权力分析》的部分成果，课题编号：08HQZZ027）
The Conflicts and Dialogue on the Fields of Journalism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Abstract：Besides the widely adopt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news production, a close examination on the impact exerted b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especially NGO) is well deserv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odern social systems undergoing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rationale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media’s judgment of the credibility of the NGO as well as their own codes of news worthiness will influence their choice of the time and the way to report the story. And more often then not, their judgment is situation-based and well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GOs’ public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Nevertheless, the importance of structural variables is only self-evident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media organizations usually put more attentions on the semi-official NGO and barely hold skeptical attitudes towards the information released by them.
Key words：Social organization, NGO, reporting agenda, news field
[注释]
[1]NGO是英文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缩写，有时候也用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一个强调与政府体系所不同的特性，一个强调非营利的特性。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非政府组织经常与非营利组织之间仍有一定的区别。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是指在政府部门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市场部门）之外的一切志愿团体、社会组织或民间协会。这些组织的集合就构成了非营利部门。
[2]转引自http://wiki.mbalib.com/wiki/NGO%E7%BB%84%E7%BB%87
[3]朱健刚：草根NGO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
[4]顾昕、王旭：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中国市场转型过程国家与专业团体关系的演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155-175页。
[5]Simon Collte主编：《新闻、公共关系与权力》，李兆丰、石琳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145页。
[6]曾繁旭：NGO媒体策略与空间拓展——以绿色和平建构“金光集团云南毁林”议题为个案，《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
[7]曾繁旭：NGO媒体策略与空间拓展——以绿色和平建构“金光集团云南毁林”议题为个案，《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
[8]Gitlin,T.(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9]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0]金东纸业是印度尼西亚纸业巨头金光集团旗下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单一铜板纸生产企业。根据资料显示，金东纸业上市之后有望超越玖龙纸业，成为内地最大的纸业上市公司。
[11]李琴：环保组织阻击金东纸业上市，《外滩画报》2008年10月23日 总第307期。
[12][美]托德•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胡正荣、张锐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13][美]托德•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胡正荣、张锐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第4页。
[14][美]托德•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导言第14页。
[15][美]托德•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第181页。
[16]Schlesinger, P. (1990), Rethinking the Sociology of Journalism: Source Strategies and the Limits of Media-Centrism, in M. Ferguson (ed.)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 London: Sage, pp. 61-83.
[17]曾繁旭：NGO媒体策略与空间拓展——以绿色和平建构“金光集团云南毁林”议题为个案，《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
[18]Berkowitz, D., & Adams, D. B. (1990). Information subsidy and agenda building in local television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67, 723-731.
[19]Gandy, Oscar H.(1982), Beyond Agenda-setting, 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 Norwood, NJ: Ablex.转引自潘晓耕，《“补偿网络”：走入传播社会学视野的概念》，见《现代传播》，1997年第3、4期。
[20]Gamson, William.(1992). Talking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7.
[21]李艳红：大众传媒、社会表达与商议民主——两个个案分析，《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
[22]郑瑞城：从消息来源途径诠释媒介近用权，《新闻学研究》1991年第45期。
[23]李艳红：大众传媒、社会表达与商议民主——两个个案分析，《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
[24]转引自Simon Collte主编：《新闻、公共关系与权力》，李兆丰、石琳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25][美]托德•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第104-131页。
[26][美]托德•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导言第11页。
[27]李艳红：大众传媒、社会表达与商议民主——两个个案分析，《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
[28]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1期。
[29]Pan, Z. & J. M. Chan(2003), Shifting journalistic paradigms：How China’s journalists assess “media exemplars”, Communication Research,30(6):649-682. Pan,Z. & Lu,Y. (2003)Localizing professionalism：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China’s media reforms, In C. C. Lee(Ed.), Chinese media,global context (pp. 215-236), London：Routledge.
[30]罗文辉、陈韬文：《变迁中的大陆、香港、台湾新闻人员》，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159页。
[31][美]托德•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导言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