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 记者 喻盈
访谈嘉宾 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
PART 1 这些孩子很了不起
时代周报：豆瓣网“父母皆祸害”小组里有这样一种讨论的声音：中国人所强调的在家庭中对父母的孝顺，与对皇帝的臣服是同样一种逻辑。你怎么看？中文里孝和顺这两个字为什么会放在一起？
崔卫平：我挺赞同这样的表达。我首先要赞同他们的小组宣言：不是不孝敬，他们愿意对父母表达尊敬，但是如果把和父母的关系平行于和皇帝的关系，那肯定有不平等的地方。我觉得他们反抗的是一种不平等。我非常赞同他们这样的立场。
中国传统文化里有这样的弱项，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这里面都是强者对弱者施加力量。施加力量的强者是为了让弱者服从，没有平等的考虑。西方文化里面，包括近代的政治文化，都是强调一些强者之间应该怎么互相制约，这样就慢慢生长出一种平等的原则。中国这种把和父母的关系，平行于与皇帝的关系，明显就是不平等的、片面对弱者施加力量的逻辑。这个逻辑一定要改变，这是根深蒂固的不平等。
时代周报：“父母皆祸害”小组里有一个提问：有没有人一方面在问父母要钱买房子，一方面又聚集到这里抱怨父母。
崔卫平：我觉得能提出这种问题来，这些孩子很了不起。我觉得他们是有反省精神的。我也看到一个帖子，题目的意思是说，我们如何才能不重复父母的错误，有超过200个跟帖。我觉得这也是反省。我觉得这个小组，一方面是有类似经验的人聚在一起，有种宣泄——这种宣泄是需要的，舆论不要看得过分重，宣泄能起到某种心理上的平衡作用；再一个，他们是有些自我反省精神的。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小组透露出来的东西，是年轻一代要求自主性、独立性，说明我们的社会、年轻人是在进步。
PART 2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独立”
时代周报：你觉得为什么在中国的家庭里，爱和自由往往会形成一种矛盾？父母常常会下意识地以爱的名义来约束孩子，例如“因为我爱你，所以你必须听我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
崔卫平：假如父母本来处于不平等的环境当中，一旦变成强的一方，他就把这个逻辑自然延伸，骨子里面就想依靠支配和控制实现一种秩序，不是把孩子当做一个自身的起点，他有他的灵魂和自主性。就像一棵小苗，哪怕是不规整的、不符合父母期待的，但是这些东西是孩子的生命里出现的，父母不能用权力把孩子纳入自己的框架，变成第二个你，或变成你的再版前言和后记，我觉得这样的父母太不切实际了。
时代周报：所以你觉得为什么在家庭里会出现这种威权与反抗的情况，跟整个社会大的氛围是有关系的？
崔卫平：对。我觉得中国的家庭关系中这样的一种权力关系，和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中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相联系的。假如一个人在社会上得到平等对待，他回家也会平等对待孩子，或者有力量促使他这么做。假如他就处于不平等的关系当中，他怎么会有这样的经验去平等对待别人？
我观察“父母皆祸害”小组的成员，并不一定特别年轻，很多二三十岁了，他们的父母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也就是我的同龄人。坦率地说，我太知道这一代人的毛病了。我觉得父母应该多反省自己，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是否做到了真正的独立？我们的人生是否充实，有没有自己的支点？很多父母，孩子都25岁以上了还不停地去纠缠，什么原因啊？我觉得只有父母建立起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独立的一摊子，能把握自己，他才能不整天去纠缠孩子。就是自己不独立。这个不独立真的不仅是父母的问题，而且是我们的社会上缺少独立人格。
很多父母处于恐惧当中，因为他们的生存恐惧和各种各样的恐惧，使他们自己惶恐不安，所以对孩子没有把握。他们自己就像在大海里溺水似的，对自己都没有把握，对孩子也产生无法控制的恐慌。我觉得人可以踏踏实实在陆地上走啊，如果你自己不恐惧，有自信，一般也能做到培养孩子独立。
时代周报：我们接受的教育和信息里，常常会强调母爱是完全无私的、父母对子女是无条件的爱，反过来子女也应当“百善孝为先”。你觉得这样的表述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崔卫平：我喜欢这样说：母亲也是一个独立的人。假如说要求母亲百分之百地献给孩子，这个要求本来就是个很野蛮的要求。母亲有了孩子以后仍然是独立人格，她有她自己的天空、自己的根基，她要发展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天性。反过来孩子也是个独立的人。过于强调“母爱无私”可能会产生一个误导，让母亲放弃自己—放弃自己的结果很可能是最后成了孩子的累赘，她没有自己的生活，心想：我已经百分之百献给你了，那你也百分之百献给我吧。这是很可怕的。在这个意义上，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提倡女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要等到做了母亲以后，感到自己生活里除了家庭、孩子什么都没有，将来孩子长大了，她会很空虚的。任何一种把人自己的生活拿掉的力量，不管以多么美妙、动听的名义，都是野蛮的。
时代周报：你觉得家庭教育的核心应该是什么？
崔卫平：核心就是让孩子独立，自食其力，这个最重要。
PART 3 社会价值观单一隐患无穷
时代周报：你刚才说到的一点特别重要：很多时候父母自己是没有信心的。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信心？可能也不光是个人的性格问题，可能他们在工作、在自己的处境中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尊重，让他们得到信心。
崔卫平：这个问题非常好。举个例子，“父母皆祸害”小组的讨论里，有些成员提到他们的父母是小学老师。我一直觉得小学老师其实蛮艰难的，一般来说小学老师应该是面对15个人到25个人的课堂比较合适，我们的小学老师一堂课面对五六十个人，一个人要把五六十个孩子管好了，我觉得让他们陷于非常疲惫的状态当中。
再一个，小学教育是给孩子打基础的阶段，老师当然希望学生好，但是他们做起来很吃力，除了刚才说的学生太多导致疲惫以外，我们整个社会缺少良好的、正面的价值支持。他们面对基础教育，基本的不要撒谎、不要做小动作这些看似最平淡的规范，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恰恰得不到支持。
我觉得小学老师极度孤独、心力憔悴，面对那么多孩子，身后没有整个社会力量的支持，对于人的基本常识，我们整个社会都不顾，却要求小学老师挣扎着拼命维持。他们会感到自己缺少力量。
时代周报：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社会似乎任何事情都存在着一种“标准答案”，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很容易只有一个单一的标杆，比如有的家长觉得只有考公务员才是正路，做其他的工作都不靠谱，对子女择偶也有特别狭窄的标准限定。
崔卫平：这是因为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单一，父母的价值观也单一。家长希望孩子考公务员，是看重安稳，这背后还是一种恐惧，担心朝不保夕，担心没有保障，折射出社会的心态。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年轻人将会缺少开创精神，令人担忧。
有些父母觉得只有体制才有保障，一切力量都在体制之内，只有体制内的、格式化的才是可以信任的，格式化之外的任何一个新的起点都不值得信任。
说老实话，这样的家长自己已经被“祸害”了，最好就不要再“祸害”孩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