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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定:中国当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异同

  

  笔者这里讲的传统学术,主要是指中国古代的学术。中国当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异同,是个很大的题目,我在此用描述性的语言谈点初步的看法。

  

  一

  

  中国当代与古代社会相比,有了很多发展和变化,甚至可以说有了本质性的不同。这自然也影响到中国当代学术会产生许多与传统学术不同的地方,我以为如下两点是特别突出的。

  其一,中国当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相比,其社会性大大加强。在中国古代,做学术研究者往往是“退隐江湖”的出世者,且学者之间往往是师徒相传,在当时对社会的直接影响不大。这样给人的感觉是,学术界有时是游离于整个社会之外,学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仿佛是沿着各自的路径在往前走。而中国当代的学术则具有十分强烈的社会性,带有意识形态性的学术研究成果都是因社会的需要而出、且都必然影响到社会,应用性学科的学术研究也是直接作用于社会,任何一种学术(文化)思想、学术(文化)思潮都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分不开。可以说,在当代中国凡学术都具有社会性。

  其二,中国古代学者比当代学者更自由。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一是,我们现在的学术管理机构管得多,管得严,管得死。现在的学术管理机构除了用行政手段指挥学术研究外,还用基金、课题、项目、评估、评奖、验收等各种手段强化管理,形成了无孔不入的管理网络。在古代,没有一个管理学术的庞大机构,古代学者具有相对自由的空间。二是,与经济有关系,与学者的社会地位有关系。传统的学者往往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古代的一些学者在官场失意之后,可以退下来做学问,并且做出很好的学问,甚至可以做很多年。古代学者可以完全游离体制之外,他们的家族往往很有钱,有一个经济上的支撑,做官不成可以做学问,家里完全能供养他做学问。不给他稿费,不给他CSSCI的评价,也不给他省部级、国家级奖励,他可以照样做下去。古代学者可以真正做到清高,可以“清”而“高”。当代学者都处在社会之中,即都处在体制之内,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不存在退隐、出世的问题。当代学者想的都是要“达”,很少想到“穷则独善其身”,也很难做到清高,少数人想清高,结果是“清”而不“高”。

  中国当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相比,还有许多不同特点,比如学术分科越来越细,学术研究机构(包括高校)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学术研究手段越来越现代化,等等。

  

  二

  

  和任何事物都有其连续性、任何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总保持某种稳定性一样,中国当代学术与传统学术也有不少相近、相同、相通的地方。下述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其一,真正的学者、特别是真正有成就的学者,都必须真正挚爱学术,把学问作为自己的事业追求和人生选择,有献身学术的勇气和毅力,有不受流俗影响的定力和韧性。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决不能投机取巧,更不能弄虚作假,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古代的王船山、李贽等是这样,当代如冯友兰、张岱年、钱钟书等学术大师也是这样,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学术精神和人生境界是相通的、一致的,也可以说是永恒的。

  其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当代学者与古代学者也有颇多相同的地方。比如,当代不少学者学术情趣与清儒就比较接近。我们知道,清儒做学问的特点就是功底深,但是弱点也是只重功底。清儒考经订史,“不复措意于文词,由是学日进而文日退”。闻一多肯定清人研究《诗经》较为客观,但断言“训诂学不是诗”。朱自清批评清儒把诗歌只看成考据校勘或笺证的对象,是“把美人变成了骷髅”。诗歌研究本来是很有审美情趣的高境界活动,但如果像自然科学一样来研究,就会变成与医学解剖相似的纯技术性的工作。现在我们不少学者也没有了做学问的情趣,都是为了弄课题、占有资金,为了评职称、得奖,为了上“CSSCI”。所以,现在不少学者做学问已经背离了学问的本来目的。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做学问原本是一件很有情趣的事情、一件很有诗意的事情、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有如欣赏“美人”的审美欣赏,但在现在的学术评价机制下,其结果是“美人”看不到了,所见到的只是“骷髅”。

  

  三

  

  以上只是有关中国当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异同初步分析,我会继续思考这一问题,或许将来能写出一篇专题论文来。

   (2009年6月28日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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