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正处在一个转型期，无论是社会学家还是人文学者对此都应当予以高度关注。但人文学者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其对今天的社会转型所持的态度，他们看待现实问题的角度、标准、出发点、着眼点等，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
显而易见，经济学家（也可以包括社会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等）与人文学者在个性、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一般而言（不排除例外），经济学家务实而人文学者务虚；经济学家重理性而人文学者重感性；经济学家更多考虑可行性，而文学家更加执着于合理性；经济学家更多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而文学家更喜欢从自我的感受出发看问题；经济学家对社会体制的运行与操作更感兴趣，而文学家则念念不忘个体的心理体验；等等。由此决定了，在对待社会转型时，经济学家更注重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尤其是物质生产与制度建构层面的变化，而文学家则更关心社会转型在个体心灵上产生的看不见的影响。
以上的种种差异当然会导致两者在具体分析与评价社会转型时的分歧乃至对立。比如，对于市场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商业伦理、契约伦理，经济学家主要持肯定的立场，因为契约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新的联系纽带取代了原先的以人情与习俗为轴心的人际关系，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在人文学者看来，市场经济中的商业伦理与契约关系充满了“铜臭味”，太缺乏诗意与浪漫。
再比如，对于官僚科层化与工具理性化的看法。科层官僚制是一种现代的管理方式，它用客观化且较稳定的规章制度来取代更具个人色彩的惯例和人情。在社会学家看来，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工具理性化也是如此。在一个宗教本位或伦理本位传统深厚的社会中，想要实现现代化似乎必须经过世俗化与工具理性化的阶段，把原先的神圣价值加以悬置，或划定其范围，使社会活动的领域，尤其是经济、器物、物质方面的活动脱离价值理性的限制。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人治的伦理传统社会中，工具理性大大不足。但是人文学者可能会出来唱反调，认为科层官僚化导致了等级制，世俗化扼杀了价值的神圣性与终极性，工具理性化则把人当机器看待。他们更关注终极价值、关注对存在的追问，关注经验的深度、情感的质量。
这种差异与文学家与经济学家各自的社会定位和人们对他们的期许也密切相关。经济学家要解决当前经济的运作，他们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和速度，其自我定位是经济发展的“设计师”，人们对他们的期许也是尽可能地解决现实实践中的问题；人文学者则不同。文学艺术和其他人文知识要解决人类的精神需求问题，人类当然必然首先活着，必须首先满足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需求；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还有文化的、精神的、审美方面的需求，这些需求也是不可或缺的。由此，人文学者的自我定位就不同于经济学家，他们有的取精神牧师的定位，有的取社会批判者的定位。
2、我们应当把这种分歧看成是正常的现象。人文学者对社会时代的评价本来就不应当与社会科学家相同。社会转型是一个全方位的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涉及器物、体制、心理多种层面；而知识的分工与知识分子分化的必然结果是：无论是社会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他们单独都很难全方位地准确把握与正确评价转型带来的种种结果；就是说，他们都存在思维的闪光点和盲点。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社会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应当是一种基于差异的互补关系。人文学者不应当放弃自己的独特视角与立场，我们也不应当要求他们必须为社会的经济和物质发展唱赞歌，小说不能写成社会发展报告，否则文学家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理由。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在常态的情况下，人文学者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是相对微弱和边缘的，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的观点，现代社会中掌握权力的政治家与掌握科技知识的专家的联盟，远远超过其与人文学者的联盟。西方国家历来不乏对于现代文明持激进批判态度的人文学者，但是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因为这种批判而回到古代去，没有一个政治家会依照文学家的作品来施政。但是这不是说文学家的边缘位置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在于提示社会转型可能存在的对于人文价值的忽视甚至遗忘，它要求我们关注经济发展在人的心理产生的看不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常常被社会科学家忽视，因为这种影响常常只能用心去体验，而不能用图表去统计，或用调查问卷去把握。
文学史表明，中外古今那些真正有艺术韵味的文学作品常常是“挽歌式”的；也就是说，常常是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有些错位乃至相悖。《长恨歌》是如此，《红楼梦》是如此，托尔斯泰是如此，而西方现代派文学，差不多全是反现代化的（如城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机械化等）。文学与社会应当是有距离的。这与关注社会与时代并不矛盾。这是一种特殊的关注，有距离的关注。恩格斯说巴尔扎克的作品是“法国上流社会的一曲挽歌”，他的所有同情都在那个注定要灭亡的阶级（即贵族）身上，巴尔扎克并没有用自己的道德态度取代历史理性，他写出了贵族必然灭亡的命运，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同情贵族。我们以前总说这是他的世界观的局限，但我觉得并不都是如此。巴尔扎克的伟大在于发现了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二律背反：新兴的资产阶级虽然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但却并不拥有道德优势；贵族虽然失去了期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却同时也带走了一些美好的、值得怀念的东西。恩格斯曾经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这句话一直被用来证明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但我体会这恰恰是因为巴尔扎克不是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也没有像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那样去写小说。巴尔扎克也是处于当时的社会转型期，但他始终抓住了人性的主题，写出了社会转型在人性层面造成的震撼，写出了历史发展的二律背反性质。正因为这样，它的认识意义是独特的，是历史学、经济学与统计学所不可替代的。 一个健全的市场社会必须有非市场因素的制衡，没有合理的文化、伦理、宗教的协调、制约，只遵循市场法则的社会可能变成一个缺乏人间温情的社会，甚至一个“无耻者富”、“弱肉强食”的社会，一个以牺牲环境和人权为代价来谋求所谓“发展”的社会。经济学家历来非常重视人的需求，却很少对需求进行文化和道德的分析，这样就无法区分合理的需求与不合理的欲望。不合理的贪欲的无止境膨胀可能导致一种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一代人消耗掉几代人赖以维持生命的资源。
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形成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衡的关系，一个健康的时代文化环境，应当是一种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生活方式、思想潮流、价值取向多元并存、相互制衡、良性互补的环境。任何一种社会趋势、生活方式、思想潮流，一旦获得中心地位，就有可能变为一种强势话语，从而产生不可避免的排他性，导致人类的精神文化环境的失衡。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以自己的特殊精神劳动，自己的批判话语，促成这种环境的形成。人文知识分子的自主性、独立性，常常表现为对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经济和主导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不但不一味依附它，相反要审视、反思它们在实践中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发出自己警醒的声音，从而在与主流话语保持的张力中产生制衡机制，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前一段时期的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发展就是一切”的意识形态，而这种“发展”或“进步”又被简单化地理解为经济、物质或科技的发展，理解为GDP的增长。对于这种特定意义上的发展观持质疑与批判态度的声音一直是非常稀缺的，至少没有形成有效的制衡。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知识分子基于人文理想对于发展的反思与批判，就显出了它的特殊意义，是一个健全的社会结构必不可少的部分。
3、最后值得指出的是，说到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很容易联想到时下文化产业业内人士流行的一个很时髦的说法：文化的经济化、经济的文化化：把文化做成商品推销出去，或者在物质商品的外表装饰一些审美化、艺术化的装饰。但是如果文化和经济的互动就是如此而已，那么其结果很可能是产生没有文化的文化产业，亦即可以赚钱但却有悖于人类先进文明的、打着文化旗号文化垃圾。比如时下很多国产大片就是此类文化垃圾：高投入、大场面、高票房，但故事荒谬，价值混乱，嗜血成性，宣扬赤裸裸的暴力、色情、权谋。
文化产业还有一个更动人的名字叫“文化创意产业”。广告大概是最有资格跻身其中的，因为广告最讲创意。但一个能够赚钱的广告创意，也可能是一个趣味粗俗、格调低下甚至违背人类普世价值与道德底线的创意。很多受到批评的炫富广告就很有创意。比如，有一个房地产广告这样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白领尽开颜。”此广告语化用了杜甫的名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但把“寒士”改为“白领”，不但是审美品格的改变，文化品味的改变，也是道德立场的改变：从同情贫贱者变成了迎合富贵者。但就这个广告的创意而言，它巧妙化用了著名的古诗，挪用了古代文化名人和文学经典的知名度，可谓颇富新意。但再富创意的广告，如果违背了人类的普世道德，也是一个失败的广告。此类炫富广告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一种无形伤害，有网友说：“看了这些广告，我心里只会更自卑，因为我买不起。”
不但很多品味低下、恶俗的广告是有创意的，而且很多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也是有创意的。这方面的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就是911恐怖袭击。如果撇开道德维度，那么，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次袭击行为无疑是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了不起的创意，其布置之精密，效率之高，新闻效益之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我们不能不为人类的伟大创意能力被用于这种反人性的目的而感到震惊、悲哀和恐惧。可见，一个极有想像力、经济价值极高的创意，很可能被用于道德上非常坏的目的，甚至用来毁灭人类或破坏人类的文明。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错误观念是，一个好的创意就是一个能够赚钱的创意。现在我们必须改变观念：一个好的创意是一个有益于人类文明的创意，它必然有自己正面的道德维度和价值维度。
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也许从这个角度理解才是正确的：人文价值和道德关怀应该渗透到产业和经济中，以免后者一味追求效益而变得唯利是图、丧尽天良。
这里必然涉及对“文化”的理解。何谓“文化”？众说纷纭。我理解，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何谓“好生活”的问题。文化是对“好生活”理解和认识，一个时代的公共文化则是一个时代的公众对“好生活”的共同认识。由于经济理性属于工具理性，它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效益问题，因此它无法回答何谓好生活的问题。或者说，它对好生活的理解只是停留在物质计量、工具理性的层次，无法进入实质理性、价值理性的层次。从这个层次理解和判断一个社会发展模式，无法对这种模式的好坏作出实质性的价值判断。比如，一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践踏人权、漠视正义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不好的么？它的效率不是很高吗？它的速度不是很快么？为什么保护环境、资源、人权和正义那么重要呢？经济学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享乐主义者就认为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是好的，因为它能够让你迅速致富，尽情地享乐和消费，至于子孙后代则不在考虑之列。比如中国古代的享乐主义者杨朱就认为：我的身体的瞬间快乐才是最重要的，生命的质量表现为肉体感官刺激的强度，因此，此时此刻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我的贪欲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就是好模式。只有当你对这个世界的持久存在和后代的福祉抱有深切的信仰，当你觉得在身体享乐之上还有更高的好生活的标准，你才会警惕和批判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
至于正义、人权等和发展的关系，当然更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我们说以牺牲人权和正义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不好的，是因为我们认为人不是动物，不能把金银珠宝装饰的笼子当做自由的天空。人要活得像一个人，要有人的尊严。但这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认为人权、正义和尊严是好生活的基本条件。享乐主义者和发展至上主义者可能说嘲笑说“什么叫活得像一个人？”难道不就是住豪宅、开好车、戴名表、抱美女么？人权、尊严、正义算什么呢？
可见，发展模式之争的实质是文化之争，价值观念之争，不同的好生活理念之争。现在我们讲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讲又好又快发展，这表明我们认识到了原先的“发展就是一切”、GDP挂帅的发展模式是有问题的。什么地方有问题？我认为是这种发展模式背后的好生活理念有问题。因此，应该发起一场关于何为好生活的公众讨论，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进而解决我们应该选择何种发展模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