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69年上学期至1970年下学期在岳阳县月田区中学读初中（那时的初中是2年制，且是春季入学），我从初中二年一期开学第一天（1970年3月6日）开始写日记，一直坚持到今天。为了回忆自己的初中生活，我找出了最早的3本日记（其中第3本日记跨越到高中阶段），往事历历，倍感亲切。
“政治”的印记
那2年，“文革”还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日记中有许多“文革”的印记，不少地方让我忍俊不禁。
政治挂帅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特点。第一本日记的扉页写了几句口号：“我决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实践中努力锻炼好，认真学好文化知识，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活学活用”被另一种颜色的笔迹涂掉，改为“认真学习”，估计是林彪倒台后改的。扉页的背面抄录了两条毛主席语录，依次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要认真总结经验。”为什么抄录这2条语录，现在分析，原因大概是：第一条语录是当时最时髦的，自然要抄录。第二条语录则是针对写日记抄的，即把写日记当成了“总结经验”的手段，实际上是当成了改造思想的政治任务。在第三本日记的扉页，把“要认真总结经验”这条语录排到了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语录则是“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这两条语录的抄录，更加证明了前述的分析。
备战，全民皆兵，也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点。从日记中看到，那时中学同时是民兵建制，学校是民兵连，我所在的十二班被称为十二排（组则被称为班）。1970年3月13日的日记开头一段写道：“今天下午我们十二排举行了选举排委会，我受同学们信任被选进了排委会，并且是主要负责人（排长）。”1970年4月6日的日记写道：“上周星期六，老师布置了在今天每个同学必须把《毛泽东选集》四卷和‘人民棍’带到学校来。四卷我带来了，但是棍子我没带来。军体委员检查了我后，见我没有带（棍子），便记上了名字。我见他记上名字，便想，冒带棍子就冒带棍子，什么奇事，今天又不用，何必搞得这么吓人。”“上课时，蔡（良知）老师一开始就检查，我还是想不通，认为这是件小事。后来通过蔡老师一讲解、一分析，这才使我恍然大悟，认识到这是不服从命令，不执行决议，是战备姿态（观念）不强。在下午我就带来了。”所谓“人民棍”就是军训作枪用的棍子，用来练习持枪、扛枪及刺杀的木棍，初中生就人手一棍；体育委员则被称为“军体委员”；可见当时战备气氛之浓烈。日记中的自我反省、上纲上线也是当时的典型思维方式。
日记中还有不少关于“天天读”、讲用会、积（积极分子）代会的记载。1970年11月29日到12月1日的日记记载，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月田公社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四好单位代表大会”（简称“双代会”），12月3日至5日的日记记载我参加了月田区的“双代会”。
有特色的学习
那时的文化学习是很有特色的。日记有多处上语文、数学、政治课的记载，说明那时基本恢复了上文化课。不过日记中并没有上历史、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的记载，那时的历史课、化学课已经取消了，而物理课则变成了工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生物课则变成了农业基础知识课（简称“农基”）。由课程名称可见出当时的实用主义的特点。
日记还有段考、期考的记载。1970年11月27日的日记写道：“今天，段考了一天，上午考试了政治、工基两门，下午考试了作文。我觉得考试是我更好学习的一个动力，通过考试了解自己的成绩，检查自己的学习进程，今后更好学习。而决不能把考试当作一个包袱背上。我决心在这次通过考试，今后更好学习，为革命学好文化知识。”那次段考，总共考试3门，单独考了作文，而不是把作文和语文基础知识放在一起考。日记的最后一句“为革命学好文化知识”是当时提倡的学习动力。
学哲学，用哲学，是那时的运动，也是我们重要的学习内容。我的日记中多处记载了阅读毛泽东哲学著作的情况。1970年9月16日记载反复读了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0月16日至17日记载读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0月24日记载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0月27日记载读当月20日《湖南日报》的文章《认真学习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 让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1月1日记载读毛泽东的《实践论》，11月9日记载读毛泽东的《矛盾论》，等等。此外，还有多处听哲学辅导报告的记载。“文革”中的学哲学，很多时候是把哲学原理变成了教条，但就我个人而言则可能是“歪打正着”，即在无意中培养了我的理论兴趣，锻炼了我的思辨和说理能力，后来我上大学时特别喜欢理论课（我考大学时报的第一志愿是哲学专业），毕业后致力于文艺美学研究和文艺评论撰写，应该说与初中阶段的“学哲学”不无联系。
在初中还值得记下两件事。一是我读初一时有一篇作文被蔡良知老师打了100分，结果引得同学都来挑毛病，虽然毛病挑出不少，蔡老师还是坚持打100分。二是读初二时，作为学生上讲台的一个教改活动，余璋老师指导我讲了一堂语文课。
繁多的劳动
生活在农村里的初中生，是与劳动分不开的，在日记里，每年除暑假、寒假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外，还有上半年的农忙假（春插假）和下半年的农忙假（三秋假）。1970年4月29日的日记写道：“今天我们学校放了农忙假，奉区革命领导小组指示放的假，是全区各个中小学都统一的。”接下去，从4月30日至5月7日，日记里记载的是每天参加生产队劳动的情景。其中5月4日还记载了早晨起床，由于全身酸痛（疲劳所致），挣扎了几次才爬起床去出工。由此可见当时劳动强度之大。平常的日记记载，星期六下午（那时星期六上午不放假）和星期日整天大都是在劳动中度过的。
在学校里也是经常搞劳动，日记中多处出现“劳动课”一词，说明劳动也成为了当时的课程内容。下面摘录两则日记。1970年10月9日（星期五）开头写道：“排里今天搞了一天劳动，是兵分两路，大部分同学搬糠头（糠头是当时食堂的燃料），一部分种油菜。”10月10日的日记还记载了劳动总结的具体情况。12月16日（星期三）、17日的日记记载了学校的开荒劳动。12月16日开头写道：“学校今天打响了向荒山进军的第一仗，开始了开垦，地都分到了各排，我们排又以班为一个战斗小组，同学们的情绪非常高，都带了所需的工具。山顶上插着毛主席语录和‘工地战报’。荒山上荆棘丛生，同学们用锄挖掉，深沟用土填满，陡堪把它铲平。”可以见出，当时的劳动课是实打实的，不是象征性的，更不是作秀。
（载《初中生》2009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