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什么主动要交代的吗？”
“不，没有。我没有做过什么。”
“你以为国家安全局会将一个无辜的公民带到这儿来吗？”
这是《窃听风暴》（又译《他人的生活》，2006）里的开头部分。被审讯者涉嫌帮助邻居去了西德，这在当时东德是一桩弥天大罪。有人将这个审讯过程录了音，作为给学生的示范教材。当录音带里放送出折磨和呻吟的声音，这位名叫魏斯曼的审讯官解释道：“如果这个人是无辜的，要么大喊大叫，要么哭泣；如果他沉默，就说明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里，他是有罪的。”他显得非常有把握，也很称职。
然后就发生了那个著名转变。这个人被派去监视、窃听剧作家和演员（那对伴侣），他得以近距离观察艺术家的个人天地。他本人的生活枯燥乏味，住房单调得跟一座监狱差不多，四壁空空，下班之后他只有拿着遥控器看电视，甚至招妓。他希望妓女能够留下来陪他一晚，但是被拒绝了。没有人与他谈话，他没有朋友，不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而当他坐在窃听机器面前，眼前打开了另外一个新奇的世界。
他从剧作家的书桌上拿走了诗集，读到这样的句子：“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蓝色的/我们头顶着美丽干净的天空、云朵慢慢移动它的脚步/它是那样洁白无瑕/只要你从心底里相信/它就一直会在你的身边。”
当好友艾斯卡自杀，剧作家悲愤难抑，弹奏钢琴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琴键上跳跃着滚烫优美的音符，也让窃听者本人听得热泪盈眶。所有这些艺术和人性的内在光辉，是一切“危险”的根源，也是力量所在。
为美好的事物而感动，魏斯曼先生内心的岩石开始松动。此前从来没有人教会他这些，没有人将他带到人类精神活动的瑰宝面前，没有机会让他接触到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部分。他是按照另外一个模式训练而成的，这对他是一个不幸，但是他还有救。
任何人可以从任何地方重新开始，寻求自身的救赎之路。就像年轻的导演兼编剧所说：“你是有选择的。”看到部长大人利用手中权力强占女演员时，魏斯曼感到本能的厌恶和拒绝。他良心的软骨并没有失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虽然一个人有他工作上的要求，有他职务上的使命，但是，一个人与他的工作，不可能像两块门板那样合在一起，两者之间不存在缝隙。因为人不是门板，不是那种失去了生命活力的死东西，仅仅作为实现他人意志的工具。作为一个人，有他与生俱来的良心，有他与生俱来的感受能力，有他基本的是非善恶判断，也同样有他自己对于历史的洞察力以及对于未来的想象力。如果拿掉了这些，这个人就不能称其为“人”了。
在这个意义上，人心像一条长廊，一个人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窃听专家魏斯曼从一个贫瘠匮乏的起点开始，经过一系列转换，眼前的世界起了变化，他看待世界的立场也发生改变，变得丰富和富有人性。他的眼睛不仅用来监视别人，在这个世界中充当搜索引擎，也是用来流泪的，为自己和为他人，为美好的事物。
在“人心的长廊”里还住着各种各样的“客人”。有戴着面具的，这面具也许已经深深嵌入这个人的面孔；也有率性天真的，对世界与他人始终保有一分真诚。当然，有忠诚于“主人”的，真正为“主人”长远利益着想；也有阿谀奉承的，每次将最坏的方案提交到“主人”的案头。“客人们”之间互相对话、吵架、协商，互相拉扯和消耗，也互相调整和过滤。在这场内心战斗中，良心未必总是占上风，也未必总是甘居人后，最后还是“主人”说了算。“主人”有什么样的造化，那真是他自己多少世修来的。
有一部美国影片《对话》（The Conversation，又译《窃听大阴谋》，1974），更早涉及了窃听这个话题，而且是大名鼎鼎的科波拉导演的。其时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因为《教父》（1972）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再过几年《现代启示录》的好戏还要登场。这位科波拉早先编剧出身，《巴顿将军》里有他改编剧本的功劳，《窃听大阴谋》由科波拉本人担任编剧。与近期的《窃听风暴》一样，都是30多岁的人同时担任编剧与导演，其中反映了某种社会思想及折射出某种社会现实。
夏利是一位监听专家，他在这方面的造诣颇深，业内有名。他拿钱受雇于别人，不问缘由，不涉及意识形态，干得十分出色。但是他终究没有变成一块“门板”，与他的专业机器、专业手段完全合二为一。他从这项工作中受益，反过来也因此而落下了人性的伤痕。刺探别人养成的警觉，使他无法与人们建立亲密关系。他不留电话、行踪不定，女朋友只有在漫无尽头的黑暗中等待。一旦问及他的个人情况哪怕是做什么，他马上感到厌烦之至。他不能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骄傲。他卷入了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秘密，他因而不能站到阳光底下。
扮演夏利的演员人们并不熟悉，这更加增添了他无人知晓的卑微色彩。他身着一件灰色的透明雨衣，始终神情黯淡忧郁，如同一只鼹鼠或一枚暗器。在他忧郁的背后，是他受伤的生活和受伤的人性。他挥之不去的烦恼有一个具体原因——因为他的“出色”工作，曾经有三个人命丧黄泉。那是一桩难度极大的窃听阴谋，某位总裁与他的会计师只是在水面的游艇上讨论如何伪造福利基金，任何船只接近时他们就会停止谈话。然而身手不凡的夏利还是将事情搞定了。会计师被认为是泄密者，一家三口大人小孩被残忍地杀害。
同行们对他的高难技术深表钦佩，然而他自己却陷入良心不安。内心的阴影在此后的工作中发作扩散。新任务是在广场上窃听一对男女的谈话，而他们仿佛知道有人在暗中作祟，于是尽量压低声音，或选择躲在广场卖艺人的嘈杂声响之下。从技术上去除噪音是一件能够办到的事情，即使是在那个年代。这样一句话跳进了他的耳朵：“有机会他会杀了我们”。这引起了他的警觉，此前发生过的悲剧仿佛就在眼前。于是他不愿意将做好的录音带交给雇主——也是一位总裁。
“我不怕死，但我害怕谋杀案。”他对枕边的时髦女郎说。对方劝他：“只是一些任务。你不需要感受它，只需要完成它们即是。”其中“感受”是一个关键词。能够“感受”会带来工作上的“障碍”，但是人如果不去“感受”，不会感受并失去了感受能力，岂不是失掉了用来证明人生命存在的有力证据，成了一个纯粹的物件？一颗能感受的心灵，在世界面前是随时准备弯曲的，准备朝向他人的苦难低头，准备在真理面前弯下腰来。
事情甚至也不朝向他感受的方向去发展。窃听是因为有强烈的不信任存在，那么逻辑推断的结论必然是——为什么别人要信任窃听者本人？他作为高手受雇于别人，必然也会有其他更高的高手，受雇于其他雇主。如此循环往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位夏利先生试图按下不表的含有杀机的录音带被别人偷走，对他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他放在抽屉里从不示人的电话突然响起，威胁他不要插手这件事情。仿佛他本人陷入了另一张天罗地网当中。高度紧张的思维，令他做噩梦，思维出现幻觉。
他试图通过头脑拼接出事情的完整脉络，但是那些碎片总是从他手中滑落，无法将它们衔接起来。他无法看清事情的全部。他始终被挡在外面的某个地方，并不像他自己所认为和希望的那样，进入了某个核心。
最终的结局令他瞠目结舌。他原先以为的一对受害者仍然在世，而那个可能的谋杀者车祸身亡。到底谁是凶手？在整个过程中他本人扮演了什么角色？他是否被其他的人们再度利用？
影片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这恰好造成了该片的批判力量。在一个人人不信任的环境里，什么都是有可能的。没有人仅仅是陷害者，他同样被陷害。没有人仅仅在暗处，他同样在另外的明处。没有人仅仅得手，而没有失手的时刻。恩怨和因缘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锁链，将每个人带进其中，没有人能够逃脱，除非自己不作恶。
在一个人的背后，总有一双关注他的眼睛，也许不止一双。这可能是有名有姓的其他人，也可能是他自己未曾意识到的良心，他本人的子孙后代，乃至是民族的未来。在历史的审判台面前，每个人都要作好准备。《窃听风暴》中的文化部长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