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史上某些乌托邦制造者相类，孟轲的民本乌托邦话语同样具有一种惟我独尊的独断品性，并且同样有着双重的幻觉和夸张；既是理想社会的幻觉和夸张，也是自我感觉成了真理化身的幻觉和夸张。这种品性的言说特征，通常在于不诚实，不宽容，低智商，高热情。
如果仅就个人的性格而言，与孔丘的阴柔到圆滑相反，孟轲恰好是阳刚到了霸气十足。孟轲显然没有孔丘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世故，始终一派真理在手、绝不妥协的斗志昂扬。后儒的文死谏传统，恐怕就是源自孟轲的这种高昂。孟轲每每面对君王，言谈之间，总有一种背水一战的慷慨和悲壮。联系到孟轲所处的乃是战乱频仍的战国时代，联系到当时的诸侯个个都想着吞并他国以求天下的急功近利、没人会把孟轲的仁政主张当回事的历史语境，孟轲这种不肯妥协的直言不讳，不乏一股凛然的正气。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性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孟子·万章下》
能够把君王说得大惊失色，千百年来，也许惟孟轲一人而已。以前的孔丘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气慨，以后的儒生儒臣再怎么个文死谏，也谏不到孟轲这般生猛的地步。虽然孟轲如此生猛，并无性命之虞。因为当时的诸侯，不像后世的帝王，一点都听不得忤逆之言。以杀人的方式阻断言路，应该是从嬴政的焚书坑儒开始的。
孟轲的如此高昂，颇具子路当年的英气。然而，孟轲毕竟不是如同子路那么纯真得像婴儿一般的赤子，而是颇有帝师情结的人物。子路的刚直，不掺杂质；而孟轲的高昂，却掺杂一种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绝对真理气势。其实，倘若手中真的握有真理，根本用不着如此的咄咄逼人。比如面对梁惠王问利，完全可以回答对方：作为一国之君，看重国家利益，在下非常理解。只是这天下之事，除了利益上的竞争，尚有仁义需要考虑。如此委婉的晓之以理，不仅气度雍容，而且也让对方容易接受。相反，孟轲劈面一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就算对方没有君王的不容冒犯之心，也会暗暗嘀咕：寡人不言利言什么？孟轲动辄就摆出高高在上的真理化身架势，既丧失应有的谦和，也使他自己每每面对历史事实或历史人物，总是不愿直面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而是喜欢以黑白分明的方式，作出相当情绪化的取舍。比如，孟轲如此这般读《尚书》的方式：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
因为相信仁义的战不无胜，孟轲竟然认为，当年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可以不用流血，只消高举仁义就行了。由此，孟轲大言不惭地宣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轲从《尚书》的《武成》篇章之中，只取二三策，从而企图把血流漂杵的战争给省略掉。孟轲的这种读史方式，颇有君子远庖厨的虚伪，这种虚伪又正是曾经被孟轲自己用来指向君王的责难。孟轲如此读史，更是有失诚实的自欺和欺人。战伐怎么可能不流血？武王伐纣本来就是血腥征战，用得着如此装模作样地捂起眼睛么？孟轲应该不会没有读过《礼记·大学》中的这段名言：“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以要毫无诚意地读史？孟轲如此这般的阅读历史，不仅在周武王那里通不过，即便是在周公姬旦，也不会认同。没有武力入侵，哪来的周室王朝？没有武力镇压，哪来的周公建制？难怪大凡听过孟轲高谈阔论的君王，全都不愿相信他的话。例如，孟轲的这番比喻：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孟子·梁惠王上》
放弃国家利益的争夺、转而行使孟轲所说的仁政，这无疑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竟然被孟轲轻飘飘地比作不过是折枝。再弱智的君王，也会被孟轲说得目瞪口呆，弄不清眼前的这个老头究竟是个白痴，还是个疯子。然而，不管是白痴还是疯子，孟轲却真的认定，只要解决个人品质的是否高尚，天下就会自然而然地唾手可得。
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离娄上》
孟轲此处援引的诗章，出自《诗经·大雅·文王》，不过是一曲献给文王的颂歌。孟轲从人家的颂歌里摘出一句话来，再把这样的颂赞当作历史的规律，得出“身正而天下归之”的结论。这能让人相信么？
这还不算孟轲言论当中最离谱的例子。最为荒唐的是，孟轲为了神化孔丘，竟然会如此篡改历史：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孟子·公孙丑上》
且不说孔丘是否比伯夷、伊尹更了不起，仅就孔丘不沾鲜血一语，就相当离谱。孔丘当政并非不杀人，既杀过持不同政见者，也杀过歌舞演员，哪来的“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伯夷不为，是可信的。伊尹为不为，待考。但孔丘却是肯定为过的，并且还为得很起劲。孟轲无疑是有心捧孔丘为高山，但由于如此闭着眼睛说瞎话，其效应却很难让人对孔丘产生高山仰止的敬意。至于孟轲由此得出的结论，更是令人莞尔：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
真不知孔丘集了什么大成。伯夷不食周粟，孔丘可是什么粟都食得很起劲，鲁粟，齐粟，还有想食而食不到的楚粟陈粟蔡粟。伊尹为相，政绩卓著；孔丘当政，除了杀不同政见者和歌舞演员，再加上非常失败的“堕三都”，有何政绩可言？柳下惠为政如何且不说，至少有个坐怀不乱的美名；孔丘做得到么？孔丘有南子面前，显示过柳下惠那样的定力么？
大凡读过《孟子》的人们，都会对孟轲的雄辩口才留下很深的印象。但同时又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孟轲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君王们为何无动于衷呢？难道君王真的不想像孟轲所说的那样王天下？抑或君王太弱智，太迟钝？殊不知，只消将孟轲的言论稍许推敲一下，就会发现，在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言论里面，有着太多的失实，太多的夸张，太多的黑白分明，太多的褒贬过度。说到孟轲心仪的孔丘，孟轲会夸大其辞；说到孟轲不屑的商纣，孟轲更是汹涌澎湃地恶语相向：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梁惠王上》
这段对话里，透露出两个信息，一个是当时的君王并不像后世的儒家那样看历史的，对成汤伐桀、武王伐纣是抱有自己看法的。另一个是，孟轲以强辞夺理的方式、硬将污水劈头盖脸地泼向历史上的失败者的做法，并非依据什么史实，而是基于孟轲自己的道德倾向和个人偏见。专制帝王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孟轲的言论中体现为，合我者圣、逆我者贼。
孟轲如此高调的夸张，自然而然地透出一种惟我独尊的霸气。正如孟轲谈论历史的方式是独断的，孟轲面对异己的姿态是绝不宽容的。尤其是论及当时在话语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杨、墨两家，孟轲出言，杀气腾腾。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硃、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公孙丑上》
如此凶狠，几近两千多年后红卫兵或造反派的气势汹汹，颇有一股不将对方置于死地誓不罢休的劲头。不过，更有趣的是，经由如此这般的铺垫，孟轲给自己塑造的救世主形象，却顺理成章地呼之欲出了：
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玫。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公孙丑上》
至于这样的救世主是如何炼成的，孟轲也有详细的解说：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若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
此处有关救世主降临过程的描述之中，最后一句，应该说还是有点意趣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天下有没有因为天降大任者的出现而有所改变，孟轲原来并不操心。孟轲看重的是，忧患过了，操心过了，就算一事无成，死也瞑目。孟轲可能是说了实话。只是，孟轲下述这番讲说，并不确切：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且不说孟轲这是在论人还是言己，就算孟轲确实是个有仁有义之人，但恭敬之心，却未必有之。倒是孟轲的自尊自大之心，随处可见。至于孟轲所说的是非之心，算不算智慧，恐怕也是见仁见智。因为智者未必是非分明，而是懂得是非难分的道理，叫做：此亦一是非，彼也一是非。
孟轲其实并非是个大睿大智的人物，虽然口才不错，反应敏捷，思路清晰。但要说到智慧，比之老子相差太远，比之庄子也逊色许多。即便是比之孟轲所崇拜的文王姬昌，孟轲也只能望洋兴叹。至于比起孔丘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孟轲最多只能做个学生罢了。孔丘虽然时有梦见周公的虚妄，但对着自己说大话的毛病是绝对没有的。孔丘对自己很不乐观，从不陷入天降大任的伟人幻觉。孔丘的自知之明乃是：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一直到了七十岁，才得以从心所欲。孔丘虽然知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蠢话：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
倘若天下大事真有这么简单，那么孔丘还能忝为人师么？正是因为世事难料，所以孔丘才会有君王垂询，有弟子相随。孟轲说出这样的大话，实在弱智得可以。相比孔丘和弟子的对话，孟轲师生间的交谈，仿佛是在比赛谁更愚蠢似的可笑：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不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孟子·万章上》
万章问出那样的问题，已经够蠢的了；尧把天下让给舜乃是不争的史实，有如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面落山一样。不料，孟轲比万章还要愚蠢，竟然会以“天与之”的答案来冒充深刻，好比是在向学生解释，太阳是自己、而不是被什么人推着、东升西落的一样。试问，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那还有谁可以把天下让给别人？倘若万章的问题是针对后来的周天子没有禅让天下，那么孟轲的回答实在蛮横得可以。什么叫做“天与之”？倘若舜的天下是天与之，那么周室的天下是从哪里来的呢？也是天与之？怎么个与法？颇有辩才的孟轲敏捷起来非常敏捷，比如一句“春秋无义战”确实说得非常到位；但愚蠢起来也会愚蠢得令人不可思议，比如断定：
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
真是不知从何说起。事实证明，终结战国时代的嬴政，恰好是以不仁而得天下的典范。后世历代开国皇帝，更是没有一个不是以不仁而得天下的。孟轲曾说：
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
不知孟轲自己算是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虽然孟轲认定自己是属于天降大任一类的人物：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
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
两句“无有乎尔”的潜台词，无非是在悄悄地暗示着已有乎尔，要不然就不会自我标榜是：“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相比于孔丘落魄时知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孟轲却动辄就想做一把帝师。比起孔丘的世故精明，“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孟轲却总是那么的热情洋溢，一逮着被垂询的机会，就会迫不及待地向着君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只不过一不小心，孟轲对他人的诸多抨击就会落到自己头上。比如：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
举一而废百，与其说是他人的作为，不如说恰好就是孟轲自己的独断话语特征。且不说孟轲并不明白杨朱的为我，并非在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也不说孟轲并不真正懂得墨子的兼爱，究竟能不能归结为“摩顶放踵利天下”式的苦行奉献；即便孟轲没有弄错，也不知道在这两者之间，究竟该选择什么样的姿态才恰当，才符合自己的立场。相比于孟轲在与人辩论时的反应敏捷，一旦面临需要智慧才能通达的话题，孟轲却只好捉襟见肘，不知是以执中为妥，还是以执一为是。
孟轲显然从未知晓，真理通常是具体的，一如言词总有语境相伴。比如为我和兼爱，两者各执其理，并不在于谁是谁非，而在于前提和语境是什么。这就好比佛祖回答有神无神的妙趣。面对有神论者询问有神无神，佛祖的回答是无神；而面对无神论者探讨有神无神，佛祖却回答有神。同样道理，对于一个我执心很重的人来说，兼爱他人，应该可以宽阔其心胸；而对于一个经常把仁爱挂在嘴边作为对他人要求的人来说，那么确立自我意识或者强调个人的权利，则很有必要。不同的前提，不同的语境，会使问题获得不同的答案。这，其实也就是与孔孟同时代的智者为什么会强调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的原因所在。
孟轲显然缺乏老庄那样的智慧，面对杨子墨子，有些不知所措：执中犹如执一，而执一又沦为贼道，孟轲于是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由此可见，孟轲的雄辩并非基于如何深湛的思想，而只是相当肤浅的小聪明而已。由此更可见，孟轲的热情，骨子里只是了无哲学头脑的道德热情，更遑论有什么思辨修养可言。两千多年后，王国维、陈寅恪相继感叹中国主流文化思想缺乏思辨性和形而上的层面。若要寻根究底，不仅世故而世俗的孔丘难逃其责，肤浅而独断的孟轲也是始作俑者。孔孟两者，一者以世故见长，一者以独断著称，彼此双双造成了后世儒学的先天性不足：无法进入深邃的思维空间，只能停留在世俗的生存平面上作为朝向帝王的劝谏，或者成为帝王驯服臣民的权术。
当然了，就意识形态的生成而言，孟轲的独断比孔丘的世故，更具有惟我独尊的排他和专横。倘若说，孔丘的圆滑使其言说只能成为一家之言，那么孟轲的独断则具有将这一家之言推向执一专制的可能。在政治上持反战立场的孟轲，其话语却充满杀伐之气。汉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接承继了孟轲的这股杀气。而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是孟轲话语方式的极端体现。就此而言，以恻隐之心为民本政治出发点的孟轲，在霸气十足的话语方式上，却了无悲悯的心胸，更谈不上容纳异己的气度。在孟轲言说的时代，孟轲尚能在诸侯君王丛中，享受言论的自由；及至孟轲话语方式变成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力，这样的言论自由就消失殆尽了。这里指的是，毛时代的专制。在政治上和话语上实施双重专制的毛泽东，与其说是马克思的学生，不如说是孟轲相隔两千多年后的私淑弟子。细读毛语和孟轲言说，两者简直如出一辙，同样独断，同样霸道；其间的区别仅在于，一者白话，一者文言（参见拙著《李劼思想文化文集》第五卷《论毛泽东现象》第四章《中国晚近历史的语言革命和语言复辟》）。真不知孟轲在九泉之下有知世道如此的变幻却又如此的依然如故，会作何感想。
二0一0年七月二十一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节选自《中国文化冷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