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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这个时代还能出现蔡元培吗?

  

  在一次关于北大人事制度改革的讲座上,一位北大教授说:“我们都希望再出个蔡元培”(6月30日“中新网”、《中国青年报》报道)。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希望,希望终究只是希望,但他所提出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个时代还能出现蔡元培吗?要回答这个问号首先要回答两个问题,蔡元培北大留下了什么最珍贵的遗产?这个时代与蔡元培那个时代到底有什么不同?

  

  1917年,蔡元培入主北大时的中国,军阀混战,烽烟四起,袁世凯称帝的阴谋刚被挫败不久,张勋复辟的闹剧即将拉开帷幕,权力舞台上的争斗如同走马灯灯似的,那当然不是一个好的时代,但是帝制崩溃之后,大一统的集权体制尚没有重新建立起来,没有一个军阀拥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的绝对权力,他们的目光只盯住内阁、议会、军队、地盘、钱粮,没有来得及制造出一种用来统驭万民的意识形态,没有过多地插手他们并不熟悉、也不放在眼里的思想、文化、教育领域。总之,权力这只黑手还没有伸进大学校园。

  

  正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北大才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蔡元培才能为北大确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向,并迅速把北大变成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民主与科学的摇篮。蔡元培所留下的珍贵精神遗产首先是他的办学理念,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下,他既容纳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大批新文化的猛将,也容忍了保守的林琴南、辜鸿铭等。他可以不拘一格引进教师,没有学历的梁漱溟可以到北大教印度哲学,胡适、刘半农以及更年轻的新闻学教授徐宝璜等登上北大讲坛时,都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支持学生组织“新潮社”、“国民社”,创办《国民》《新潮》等期刊,曾亲自为《国民》撰写发刊词。也难怪守旧的势力要把北大视为洪水猛兽。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今天的北大都没有有产生蔡元培的可能性。在无所不在的一元化权力下,北大只不过是庞大权力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包括北大在内的所有大学,其存在目的无非都是为权力服务,培养效忠权力的奴才,而不是塑造有尊严的人。因权力的需要不断炮制出来的意识形态覆盖了人们所有的视野,大学更不例外。在这样一个不容许独立思想的时代,蔡元培倡导的“思想自由”乃是绝对的异端,是权力机器封杀、打击的对象,更遑论作为办校方针。

  

  在这样一个党同伐异、容不得一点不同声音的时代,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更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一切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学术标准也只是政治标准的延伸和附属品,没有什么独立的价值,没有学位、连大学文凭也没有的梁漱溟又怎么有可能进北大蔡元培的出现需要一个现实的环境,在权力已渗透到所有领域、把持了包括人的思想之内的一切之一切之后,就算蔡元培再世,他也不可能重铸北大昔日的辉煌。

  

  俱往矣,今天的大学校长只是一个饭碗,一个官位,一个进身之阶,不需要思想,只要紧跟权力即可,不需要良知,越糟蹋良知的越能游刃有余,甚至不需要什么真学问,只要有韦小宝式的马屁功夫,因缘际会,就可飞黄腾达。而且大学本身也无尊严可言,大学校长的第一特征就是依附权力,除了臣服在权力之下,苟且讨一杯残羹冷炙,没有其他出路。

  

  这是与蔡元培的保持独立性截然相反的。要言之,只要政治体制没有什么改变,北大不可能再有蔡元培北大教授所谓“我们都希望再出个蔡元培”也只能是白日说梦、痴人幻想罢了。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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