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陈丹青教授在清华大学愤然辞职，现在北大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又在网上发布了公开信，决定2006年个人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其在公众的层面产生的巨大影响，已经众所周知。其中深层原因，也用不着分析，几乎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
我们的知识制度与教育制度，已经到了腐朽不堪的程度。恐怕也已是路人皆知。
即便如此，仍然具有最大量的“知识人”，均以贩卖“知识”为荣，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分享着一份“荣华富贵”，而全然不顾弱势群体们的个体权利不断地被蚕食。而且常常是在颇具蛊惑力的大招牌之下，或者叫做大历史、大叙事的框架之下，腐败的就不说了：诸如朱苏力招博事件、北航广西招生受贿事件、北交大教授与女考生的性交易事件……等等。
特别时髦的比如“跟国际接轨”，于是乎几乎是在体制性的鼓励之下，常常以造假以制造某种效应来哗众取宠的。前不久沸沸扬扬的“许传玺院士风波”似乎也是典型的一例，事情的是非曲直我们暂且不论（已有众多的讨论文章），我们就单说这“与国际接轨”。许传玺先生的学术是否真的与“国际接轨”了，或者我们光是靠那么几个“海归”是否可以与人家“接轨”了？而且可能还不算那些滞留海外学有所成并已经跟人家接上轨的那些人？即便是后者，更多的时候恐怕也是学术制度的优势发挥出的人才优势，否则，即便是大大的人才，在我们当下的学术制度下也是发挥不出多少优势来的。假如不在制度安排上与国际接轨，学术制度不与国际接轨，我们的知识与学术又如何有与国际接轨的可能？
是的，我们当然可以借用种种科学的方法来发展自己的社会科学，但科学的方法并不等于就是科学。此其一。其二，即便是借用人家的科学方法了，如若不跟我们本土的现实状况真切地结合，不予我们本土的种种理论现实乃至制度现实碰撞，学术的活力和生命力也是大可置疑的。也就是说，我们支持的仅仅是科学的方法，而并非科学的精神，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不会有科学精神，甚而至之相反，干脆反科学精神。
众所周知，知识制度与教育制度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了。
说白了，知识制度与教育制度不改革，民主和科学就永远是一句空话。
而且直接关涉到事业单位改革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事业单位的改革甚至关系到我国近30年改革开放的成败。
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的改革在硬件上在硬环境方面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尤其是制造业、房地产业以及高速公路等等，几乎日新月异，“世界工厂”带来的高速度发展确实让全世界惊异，紧跟而来的能源的极大浪费与危机和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也一样让全世界侧目 。尤为可怕的是，越反越腐败的社会大现实，更是让全体国民痛心疾首。
陈志武先生新近的一篇文章《中国经济前景为何离不开新闻自由》（有兴趣者可参阅《燕南》网发布的该篇文章），可以说是点到了我们的真正痛处。我们清楚，金融业的改革状况基本处于恶性循环当中，服务行业的改革启动举步维艰。因此陈志武先生认为中国经济的前景将出现问题。说白了，金融业的改革需要司法改革配套，服务业的改革实质上便是直指了事业单位改革，也即涉及整个公共服务领域，教育制度的改革显然也包含在这个领域里面。关键还不在于仅仅涉及了3000万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的切身利益问题，实质上已经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其关键的程度以及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绝不亚于国企改革。
因此，我们的改革确确实实已经到了瓶颈了。司法制度不彻底改革，腐败问题根本无法解决。新闻制度不改革，我们的整个经济的改革，就像陈志武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已经很难再继续前进，甚至可能要开始倒退。
归根到底，知识制度与教育制度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桥头堡。我们的整个社会现代性转型只有指望着它，假如说我们整天嚷嚷着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看的仍然是这个教育制度改不改革，如何改革？否则，也一样仍然是空话。
便是在此背景之下，贺卫方发出的“公开信”意义几乎跟陈丹青的辞职意义一样重大。从与“国际接轨”意义上说，大学理所当然地承载了国家与民族的思想、文化、知识积累和理想与未来，我们民族要不要前进，我们国家要不要发展，实际上基本端赖于它。我们不能没有它，我们的明天也只有靠它。所以，对那种朽腐的学术体制发出挑战，无论是陈丹青的辞职还是贺卫方的发出“公开信”，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重要的是精神。我相信，便是这种精神，已经鼓舞着为数众多的公众，尽管从个人的意义上说可能是消极的，但在制度层面上的触动则可能是积极的。至少，在震撼心灵方面，无论是陈丹青还是贺卫方，均发挥出了强大的力量。
至于苏梦枕先生提出“贺卫方先生，您为何不辞职？”，其所据理由似乎有待商榷。
苏先生的理由是，贺教授是纳税人供养的，个人决定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是不负责任的。另一个根据是，若有官员类比，他们也可以说对体制不满意，拒绝“为人民服务”。
首先的问题是，我们的官员是为体制服务的，我们的教师也一样是为体制服务的，他们从来就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义务的说法，也是口号）。官员和教师都是国家养的，哪怕实际意义上是人民养的，但也不是出于人民的自愿，而是你养得养你不养也得养，因此用“纳税人”的现代说法来监督我们的传统体制，是不适用的。官员们早就不为人民服务了，而且大面积腐败，你“纳税人”又能怎样？我们之所以推动改革，便是希望能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才有上述种种改革的说法，只有哪天上述那些改革一一到位了，以“纳税人”的身份来监督官员或者别的公职人员，才是有效的。而到了那时候，说不定很多大学是私立的，很多教授是由学生们养的，那么就应该由学生团体和教授团体来协商诸如此类的问题，恐怕也不应该是由“纳税人”来监督的。
因此，关键在于跟旧体制间的互动，互动的效果和意义如何，而不是看他所采用的办法是辞职，或者仅仅是发“公开信”。
——2005年6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