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出台了许多改革措施和政策，其中最值得认真检讨的就是高等院校的高额收费政策。它事实上是借改革之名，把政府本应承担的大部分高等教育投入转嫁给民众，从而造成了学生及其家庭的严重负担，却丝毫未改变高等院校资金的使用效率。这样的改革严重违反了社会公正的原则，给建设和谐社会带来了无尽的隐患。
诚然，针对不少贫困学子无奈辍学和由此引发的悲惨事件，政府近年也出台了一些助学贷款办法。但由于银行的经营正逐步商业化，金融机构对助学贷款这种高成本、高风险的业务兴趣索然，使这种“政府请客、银行买单”的政策，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对许多家庭贫困的大学生来说，这一规定不过是难以充饥的“画饼”，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按照银行的要求找到助学贷款的担保人。
大学门槛如此之高，救助措施又是如此无力，从而把一大批贫苦的劳动者子女拒之门外，使大学生成分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统计资料表明：大学实行高收费政策以前，大学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占50％—60％左右，由于出身于农村的学生相对来说比较勤奋，所以在重点大学中这个比例更高；但大学实行高收费政策后，大学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急剧下降到20％—30％，大学生的主体变成了城镇学生。多年来中国的农村人口一直高达70％左右，但现在大学生中农村学生比重却大幅度下滑，这种现象在重点大学里更为明显。
主张高校实行高收费政策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应该和国际接轨，据说世界各国都实行高校收费的办法。
果真如此吗？
众所周知，欧洲不少国家都实行大学免费或低收费制度。德国对本国和外籍大学生一律实行免费就读，北欧各国也实行大学免费入学制度，法国对大学生只收少量注册费，英国1998年起才开始试行收费办法，不少东欧国家也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制度。美国和日本的大学虽然实行适当收费的办法，但收费标准大约相当于家庭平均收入的八分之一，户均收入达到全国平均线水平的家庭基本上可以承受子女上公立大学的费用。而对家庭收入较低、本人成绩优秀的学生，美国的公立和私立大学还提供各种奖学金和政府贴息的学生贷款，以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当然，美国和日本的私立大学的收费标准比较高，可那是面向富家子弟的，平民阶层完全可以不去。
有人会说发达地区咱不好比，那就看看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吧。以印度著名的尼赫鲁大学为例，该校学生每学期只要交108卢比的学费和260卢比的住宿费，两项合计仅相当于人民币70元左右。测度一个国家教育现代化水平的指标有多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显示，近年来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4.8％，低收入国家这一比重为4％，中等收入国家为4.9％，高收入国家为5.7％（美国为7％）。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的这一比重竟比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自改革开放以来，除了1991年这一比重勉强达到3％之外，其他年份都低于3％，在世界上人口超过百万的120个国家里属于倒数第16名。中国的教育投入比所有的周边国家都低——日本的这一比重是4.7％，新加坡是3.5％，韩国是4.5％，俄罗斯是4.4％，马来西亚是5.3％，泰国是3.8％，蒙古是5.2％，印度是3.8％，越南是3.5％。
中国教育事业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政府对教育的投入长期不足，更糟糕的是通过以改革为名推行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政府正在把原来承担的教育投入逐渐转嫁给民众。目前大学生平均每年要交6000元左右的学费，政府负担的数额比学生交纳的数额略高一点。也就是说，学生家庭负担的大学经费大约占40％左右，而政府负担的只占60％。而据世界银行对全世界33个主要国家的统计，家庭所交纳的学费占公立高等学校经费的比例平均是13％到15％，有20个国家为10％左右，有10个国家在20％左右。在加拿大，大学办学经费的70％来自联邦和省政府，只有20％来自学生家庭交纳的学费；在印度，教育经费的78％到92％依靠政府的投入，其余部分主要来自社会捐赠，而学生及家长负担的数额只占很小的比例。
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首届世界教育大会，会议一致通过的文件严肃指出：“不能直接或间接的减少高等教育的公共经费，也不能将大部分沉重负担转嫁给家庭。这只会加重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赞成并通过了这个文件，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有贯彻落实该文件内容的责任和义务。但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中国正在发生该文件这段话里所讲的两个“不能”：一方面用于高等教育的公共经费正在减少，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费用的沉重负担正被转嫁给学生家庭。
中华民族向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然而到了21世纪初高等教育事业却在改革的名义下变成了从民众口袋里掏钱的工具。尽管每年召开“两会”时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慷慨陈词，呼吁增加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和降低大学高收费，但一切还是照旧，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步伐依然坚定。我们不禁要问：
大学高收费还要走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