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法国知识分子往往徒有虚名，德国知识分子经常默默无闻，英国知识分子只会觉得尴尬。不过他们是因为作为英国人尴尬呢还是被称为知识分子而尴尬呢？和别的欧洲人不一样，在这点上和美国人也不一样，英国传统上有自我贬低的智慧倾向。起绰号的习惯表明“文化修养高的人” 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那个地位是不在圆心的，或者说在公共生活的边缘。大学老师基本上都是可笑的“dons”，科学家们是“boffins”，他们生活在象牙塔内或与世隔绝，他们都是聪明过头了的人“too clever by half”。当然，如果是外国人，他们被允许，实际上期待成为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的概念仍然外国味十足，在英国人听来还有点怀疑。奥登（W. H. Auden）曾在著名的四行诗中嘲笑这种怀疑，“我很遗憾地说，普通老百姓是生活的敏锐观察者，‘知识分子’这个词就是指对妻子不忠实的人。”
但是这些怀疑过去现在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英语中“知识分子”这个此代替“文人”只是100年前的事，从法国引进的。因为左拉（Emile Zola）在德雷福斯（Dreyfus法国军官，犹太人被控叛国罪引发风波）事件发生的时候的行为而被大众所知。到现在为止，英国人仍然用比较谦卑的词如“受过教育的，”“有知识的”或“有学问的”来指文化修养高的人。理想的情况是“学者或绅士”。但是，知识分子，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学者，他很可能瞧不起绅士。“文人”是描述性的，“知识分子”是带有强烈愿望和志向的。前者是个被动的观察者，后者是积极分子，是要捞取权力和名望的。一个人成为文人基本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任何人都可以称自己为知识分子。（即使很少几个这样自诩的知识分子是名副其实的）。虽然追求文学生活传统理想的雄壮的声音偶尔仍然响起，但是更多的人只是吸引人们注意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虚伪，这些人已经取代了前者成为知识分子的主体。
稍后，一个俄语单词（intelligentsia）进入英语。它最初指受过教育的阶级，后来指那些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人。因为在苏维埃俄国，这个词带有特权的含义。乌克兰作家鲍加可夫（Bulgakov）在《主人和玛格丽特》（The Master and Margarita）中无情地嘲弄了拿国家工资的苏维埃知识分子。普鲁斯特（Proust） 和缪齐尔（Musil）对法国和哈布斯堡（Habsburg）的知识分子精英做了同样的事。因为英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像欧洲大陆知识分子那样完全被败坏名声，他们逃脱了完全被戳穿被暴露的命运。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and和赫婿黎（Aldous Huxley）批评他们极权主义倾向，渥夫（Evelyn Waugh）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指责他们社会虚荣和偏见。但是没有哪个正当壮年的英国小说家如（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 朱利安巴尼Julian Barnes, 伊恩麦克伊温Ian McEwan）成功地写出完整的对英国的讽刺作品来，更不用说欧洲知识分子了。更年轻的一代到现在只会表明他们更拙劣。
当然，嘲弄中世纪的英国容易多了。因为中世纪的英国仍然像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50年前在中《文化与无政府主义》（Culture and Anarchy）写的那样实实在在的非利士人“我们没有那个词汇因为我们东西太多了。”中世纪的英国用“知识分子”这个词不管用做名词还是形容词都是很极为谨慎的，就好像拣起猫会带进来的东西。可能成为英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个人的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认为法国人“比英国人更理性，更善于表达，更消息灵通。”法国女性谈话中的知识分子优越感证明了这一点。法国的英国历史学家伊波利特•丹纳（Hyppolite Taine）不同意，“受到良好教育的英国人的头脑中的事实是法国人的三到四倍那么多。”丹纳的一个半世纪后，对知识分子来说，英国人可能和法国人的学问行李同样轻。对这种半吊子知识分子，尼采（Nietzsche）有个词语叫“halbgebildet”，他们是“受过教育的非利士人”（Bildungsphilister）。如今，没有哪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像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更非利士人。难怪没有哪个知识分子注意到这个事实。
再后来，一个更高雅的词汇“公共知识分子”又从美国引进来。这个词语现在很普遍，尽管有些英国讽刺家仍然觉得把这个物种的浮夸比作“公共方便（厕所的委婉语）的粪便学比喻非常滑稽。一年前，《展望》（Prospect）杂志举行民意调查挑选英国的前100名公共知识分子。尽管这个行动是让人质疑的，不仅因为挑选谁排除谁，而且因为它天生的庸俗性。这个结果无情的显示英国知识分子走向平庸的事实。
排在首位的是牛津大学公众理解科学教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不光是他的崇拜者声称道金斯教授是著名的科学家，他只是在2001年才被推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可能因为装点门面的原因。正如他的头衔表明的，道金斯是个科普工作者，拥有人性化的天才而不是创造性思想家。这本身没有错，即使这个人是电视播音室人员还是牛津大学教授。最伟大的科学普及推广者大部分是大科学家本身。爱因斯坦, 埃尔温•薛定谔（Schroedinger）, 费曼（Feynman）, 霍金（Hawking）等都是。虽然真正的科学家有时候思考他们理论的形而上学后果，他们很少充当自己领域之外的权威，通常满足于让科学和神学和平共处。
道金斯教授代表非常不同的情况：无神论的制度化。他是搞宣传的教授，利用他的名望推广好战的世俗主义者和科学议题。他的无神论观点归结起来就是上帝是糟糕的逻辑。“上帝造人说，不管是天真的翻圣经的新教徒，还是受教育的主教，只是假定一个有惊人智慧和复杂性的存在。”道金斯想象上帝应该和任何别的自然现象一样是可以解释的。不过犯下了类别的错误的是他而不是基督徒。从定义上说，按照自然规律，上帝是不能解释的，因为他是这些规律的来源。人们不能把玄学降低成为物理学。在很多方面，道金斯比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同胞赫婿黎（Thomas Huxley）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更粗鲁，更赤裸裸。道金斯在努力颠倒15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传统上的成功表现在这个事实上：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最近的接班人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云威廉斯（Rowan Williams）位于《展望》排行榜的第16位。威廉斯博士以前是牛津大学神学教授，他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为古代最伟大的异教徒阿留斯（Arius）辩护。道金斯的成功来自于缺席判决。“因为这个世界的孩子在他们这一代比光明的子女（children of light）更聪明（善良公义诚实）。”
道金斯教授下面是两个知识分子幸存者：女性主义者基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和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就像格里尔博士在女性主义的基本根据（raison d’être）消失后仍然是《女阉人》（The Female Eunuch）的愤怒的作者一样，霍布斯鲍姆教授在党解散后仍然是携带名片的共产主义者。他现在高兴于自己是君主的名誉勋爵（Companion of Honour），如果教授的同志们上台，这个君主很可能面临他的俄国亲戚在列宁手中的悲惨命运。
其他难以解释的诸如霍布斯鲍姆仍然得到的崇敬变得容易理解了，如果我们看一下BBC Radio 4最近在网上进行的调查，发现英国最受欢迎的哲学家是马克思，他的票比大卫休谟得的多一倍。维特根斯坦、尼采、柏拉图、康德都远远落在后面。没有哪个在马克思主义的长长的阴影下出来的国家会理解这样一个事实。但是英国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就像他是没有任何毛病似的。他的鼓吹者弗兰西斯•惠荫（Francis Wheen）在写修正版的传记把马克思描述为快活的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而不是在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主张的无情传播者。休谟在除了宗教以外的任何一方面都是马克思的对立面---形而上学，道德，政治，经济。不过这两位英国人最喜欢的思想家有个共同点都猛烈抨击基督教，一个是无神论者，一个是自然神论者。这是英国文化世俗化程度的又一个证据。
我们怎么解释英国知识分子主动选择马克思而不是休谟呢？毕竟休谟是强有力的思想家，他的影响几乎涵盖康德后面的每个哲学家，但是马克思很难称得上是哲学家。马克思的著作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堆积，休谟的思想是经验主义的，怀疑主义的，和保守的。所有这些应该对英国人是更有吸引力才对。作为历史学家和散文家，休谟的文笔也比马克思更耐看，不像马克思的陈腐过时。他的性格也更有趣。马克思超过休谟的一个地方在于--- BBC调查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马克思的愿望不仅要了解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符合伪科学体制让他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原型，而休谟的深思默想式的方式属于上个时代的内容。
马克思型的知识分子是非自由社会的产物，往往自身也是非自由派的。在欧洲大陆缺乏言论自由的社会，马克思型的知识分子是非自由社会的产物，往往自身也是非自由派的。在欧洲大陆缺乏言论自由的社会，如巴尔扎克，左拉，海涅（Heine）易卜生（Ibsen）, 赫尔岑（Herzen）和托尔斯泰（Tolstoy）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是就像启蒙运动从伏尔泰和卢梭以下的思想家为法国革命注入空前的极端主义，到恐怖专政时达到顶峰，所以1848年的“知识分子的革命”培育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土壤，给了整个20世纪一个极权主义的色彩。知识分子作为世俗的牧师看到自己抨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使命。尽管一个世纪的巨大革命工程让每个人都陷入灾难的证据，这个原罪的假定仍然普遍存在于欧洲知识分子自命的仲裁者头脑中。对他们来说，政治的目的就是破坏过去，从零开始重新建造现在，并且抵押将来，为了一个没有经过检验的、道德上可疑的前提：知识分子了解什么对大众有好处，以及如何得到这些好处。
但是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狡猾” （der List der Vernunft），从来没有遭受警察国家危难的英国人采用了谦卑归顺于随处可见的警察国家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典型态度和假定。英国没有崇拜希特勒和毛泽东的海德格尔或萨特，同样的，英国人没有被灌输反对卡利加里斯（Dr. Caligaris）。就在这位知识分子在欧洲大陆名誉扫地的时候，他被1960年代的英国人有意无意地盲目地模仿。---这代英国人无视或蔑视他们的祖先辛苦获得的自由，处于可怕的孤立状态。已经延迟了，但是在所有这些改变的热情让英国人吸取了欧洲大陆文化的缺点，从本地的个人主义和怪癖的传统篡夺了权威，成为主宰英国知识分子生活的力量。
这个过程可能采取一种相对宽厚的形式。在我的同时代人中，四十多岁的人中，唯一在《展望》排行榜中靠前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提摩西•加頓•阿希（Timothy Garton Ash）。20年来，他充当了重要的角色解释在大西洋两岸的中欧和东欧的转变。他知道和指出了知识分子王国和国王制造者如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虽然他自己没有政治野心。撒切尔首相和布什总统都从他那里寻求建议。在他从反对共产主义的刊物《观察家》（Spectator）的记者向时髦的大学教师的转变中，阿希受吸引来到光谱的自由主义一边。现在以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为基地，他的主要阵地是卫报和纽约书评。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他最初的模范—奥威尔，当然是真正的英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他避免了卷入反美主义的欧洲新宗教的诱惑。
但是阿希只是在走悬挂在远远超过做出政治决定的日常水平的跨大西洋钢丝的方式，保存了他的知识分子地位。对他来说，提醒他的读者天堂和地球上还有比新保守主义哲学更多的东西已经足够了。亲欧洲自由主义的阿希与英国公共知识分子概念保持一致，而非一致者保守派欧洲怀疑主义者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诺埃尔˙马尔科姆 （Noel Malcolm）并不赞同的事实表明1960年代的遗产仍然在英国知识分子中间尤其是大学里影响深远。
或许在过去40年里最有影响的英国文学批评家就是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了。但是这个牛津和剑桥出身虽然最近来到曼彻斯特作文化理论教授在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上非常靠前。在他的研究《呼啸山庄》和1845-47年爱尔兰饥荒中(Heathcliff and the Great Hunger)，他的结论是英国或爱尔兰地主或英国政府不应该为饥荒负责，因为“资本主义体制，他们承受住了。“如果剥削制度被改变，--牧场主和有势力的农场主被被剥夺所有权他们的土地被重新分配，那么一百万的人肯定已经死亡了。”这里伊格尔顿主张的正是斯大林在苏联采用的政策，直接导致了1932-1934年乌克兰农场的饥荒伤亡六到七百万人，1958-1961年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采取的政策造成四千三百万人的死亡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当然还有许多别的独裁者包括现在的津巴布韦的穆加贝（Robert Mugabe）。不像所有这些左派暴君，有意识地作为政策工具制造饥荒，皮尔（Peel）政府尽一切可能减轻爱尔兰的饥荒，汤厨房和别的旱灾减轻措施达到接近一千万英镑。或许是历史上第一个政府资助项目，但是不足以让伊格尔顿满意，他抱怨说花在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中的钱是这个数量的七倍。不用说，《呼啸山庄》并没有直接提到爱尔兰饥荒，但是它并不妨碍伊格尔顿针对这个关系写出一本书。
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他写到“爱尔兰是生物学上的时间炸弹能够被听见滴答作响在Pall Mall clubs俱乐部的文明的超级结构下面。”作为为爱尔兰共和军在在1970年到1990年在北爱尔兰和英国从事恐怖活动的死硬道歉者，伊格尔顿清楚知道他的比喻的炸弹已经变成了爱尔兰共和军（Provisional IRA）手中的真正的炸弹。就像霍布斯鲍姆到最后仍然留在共产党内一样，伊格尔顿对爱尔兰共和军一直忠诚直到在9-11之后失去美国和爱尔兰舆论的支持，恐怖分子2005年7月突然放弃了“武装斗争”。顺便说一下，请注意“文明的”这个词现在只能被极少数顶尖级英国教授如伊格尔顿在讽刺的时候使用，就像在关于“保卫自由世界”的文章只能被当作反美主义的讽刺练习。当他同样的嘲弄基督教的时候，“我已经放弃我基督教教堂成员的身份，因为关于信奉撒马利亚教义者（the Good Samaritan）在理论上有明显让人怀疑的地方。”他说的比他假装的更加诚实。大概40年前，在他获得公共知识分子的架子和名望前，伊格尔顿是梵蒂冈天主教二世（Vatican II Catholic）支持者，他的第一本著作《新左派教堂》（The New Left Church）努力解决天主教教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协调问题，他的另一个偶像现在名誉受损的心理学家莱恩（R. D. Laing）在其著作《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讲解的是精神分裂是感情疏远/陌生化的类别，与其说是医疗问题倒不如说是这会政治问题。
那时候，伊格尔顿认为他可以同时是个基督徒又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会帮助他解决“摧毁自己和社会为了再造社会的矛盾。”“我们（基督徒）得决定我们是否是极端分子愿意用几乎所有武器来赢得公平。”在过去40年中，伊格尔顿确实证明了犹太-基督教文明的几乎任何一个敌人是正当的，但是他划了条线宣布放弃牛津和剑桥的“文明的超级结构”这个结构在他到达这些大学后一直束缚了他40年。仍然残留1966年他的父亲一代的信仰，他表达了可怜的愿望“我们试图让自己明白的意义，可能最终发现别人已经先明白了”。但是，就像1960年代的其他人一样，他很快放弃了尝试，隐藏在“批评理论”的晦涩的冥思苦想中。原来的“又爱又恨”的天主教关系已经演变成清清楚楚的仇恨，体现在恶毒的抨击已经去世的教皇保罗二世，他认为教皇应该为“数不清的天主教徒”的死亡负责，“自从达尔文以来基督教堂中最大的灾难之一”。不是每个英国人都同样的逻辑推理。对少数有思想的保守派如政治家奥利弗莱顿（Oliver Letwin）来说，“政治的神圣任务”是“保存文明”。在英国现在的知识分子气氛中，这样高调的夸张的情绪只能引来左派和右派的嘲讽。独特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遗产留在我们周围，被看作很快就能忘掉的鸡毛蒜皮，以便他们提醒一个记忆丧失症的国家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的过去是什么样。
在我面前的写字台上就有这样忧郁的提醒者：一本由13世纪的圣方济会修士罗杰•培根的（Roger Bacon）的Opera Inedita 书，400年前他的名字更有名，培根首先进行实验的方法并因此创立了西方的科学传统。这本1400多页的著作是首次作为罗尔斯系列（Rolls Series）的一部分编辑的，因为1857年英国最有名望的法官罗尔斯（Master of the Rolls）推动由国家财政负担出版所有重要的中世纪编年史和回忆录。培根的Opera Inedita是最早几十卷之一，这是维多利亚学者的里程碑，包含三个重要的专著，150年后它们仍然是标准的文本。
让我感到惊叹的是这个事实：该书无疑像数百计的其他书籍一样直到最近都是属于布莱顿公共图书馆（Brighton Public Library）的，但是显然被抛弃了。全英国，数以千计的公共图书馆在处理数百万计的他们认为过剩的多余的图书。在大学里，古书还在研究，但是在那里伊格尔顿占统治地位。外语，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正在从我们的学校中消失，因为在英语世界这些外语都不需要了。英国正回到培根发现自己所处的700多年前的情况，当时他说“在说拉丁语的基督帝国（Latin Christendom）中，懂得希伯莱语，希腊语，阿拉伯语语法的人不到五个。”学者们“忽略和谴责他们一无所知的科学。”一个新的黑暗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其中所有类别的知识随处可得，但是受过教育的大多数人对他们直接视野权限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没有好奇和兴趣，那些有足够教养很好利用知识的人在快速灭绝。
那么抗议的地方在哪里呢？大概18年前，艾兰•布鲁姆（Allan Bloom）在《美国人头脑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投掷了煽动性的火把，抨击日益严重的学界平庸问题，没有多少人预料到激起熊熊烈火。但是布鲁姆知道怎样树起界桩，他的临别时的刻薄话好像是针对现在的而不是针对当时的“这是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时刻，一个我们永远被评论的时刻。就像在政治中，世界自由的命运的责任已经放到我们政府的肩上，同样的世界哲学的命运也放在我们大学的肩上，两者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密切相关。”在冷战开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责任转移到美国人肩上，英国人不需要面临布鲁姆严肃说明的危险了，尽管英国的大学由于同样的原因深受其害。
没有哪个具有索尔•贝娄（Saul Bellow）境界的英国小说家站出来为布鲁姆助威，现在这种事也不大可能出现，不大可能出现对英国知识分子进行批判的东西。现在布鲁姆的追随者在美国政府中，9-11之后，保卫西方文明已经呈现新的更加严肃的意义，大西洋池塘又一次扩大成为大洋了。
在整个英国，没有迹象显示清醒、务实的回归，甚至没有准确的诊断。确实，病人的状况几乎是没有希望了。政治人物，教堂，报刊，BBC，大学：都在共同诋毁、诽谤西方。英国长期的不怎么有害处的非利士主义已经渗透到知识分子中间，重新以新的包含一切的对文明的背叛，正是这个文明使得知识分子有存在的可能。
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的过分傲慢自负引起人们合理的怀疑：但是新的知识分子的背叛（trahison des clercs）是由于病态的自我憎恶所致。知识分子抓住任何反西方意识形态，不管它有多陈腐荒唐，用来证明受虐狂思想的合理性。即使对正宗英国人（尤其是英国女人）厌恶反感的伊斯兰主义，也成为用来鞭打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有用的棍棒。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有10%的人对“你相信英国公平的说，是世界上正义的力量吗？”回答是“不相信。”
这10%是知识分子，或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蔑视英国传播议会民主，言论自由，依法治国，全世界宗教宽容的重大成就，瞧不起英国战胜拿破仑和希特勒，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科学，农业，工业革命，蔑视消除奴隶贸易，创立全世界喜闻乐见的多种体育活动。所有这些都抵不上后殖民主义的罪恶，这个罪恶由于对创立的传统的势利的蔑视和英国的古怪的服饰进一步巩固。
我们回到我们的出发点。尽管他公开嘲弄英国人对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的敌意，奥登私下里承认老百姓狭隘的本性，（就像他在和诗歌同一时期写的信中表现的那样）“认为知识分子总是不道德的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中没有几个能够经得起超越破坏阶段之外的实验。”英国人仍然不信任他们的知识分子---但是有充足的理由，因为知识分子远远比其余的同胞更加对祖国充满敌意。他们病态的自我鞭挞和英国的自我反对传统毫不相干。
知识分子对英国反知识分子的批评，和欧洲大陆的相比，显然根本就是胡扯。根据查里斯•莫瑞（Charles Murray），从1400年到1950年英国产生了比法国，德国，意大利，最接近的对手更多的创造性人才。在科学上，只有美国拥有比英国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对公共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怀疑，是的，但是对天才冷淡敌视，决不。40年前降临在英国文化上的阴影是长期和深刻的，但是更遥远的过去的光辉只是被遮住了而已。
既然知识分子作为准司铎天赋神权的种姓等级地位已经被揭露是个欺骗由于他们没有能战胜成功地让英国人重新经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苦难由于放弃美国，有迹象显示年轻一代可能采取不那么尖锐的反西方语调。如果英国文化要重新涵盖全世界---我敢说它的普遍性？---那么它必须重新得到平衡通过避免自恋和自虐，不仅对它的体质有应该的尊重也要对它的形而上学遗产应有的尊重。
我们必须倾听仍然回响在我们身边的试图从英国文化的犹太-基督教核心寻找力量的声音。我们必须再次倾听我们的诗人，尤其是杰夫里•希尔（Geoffrey Hill）。如今在世的最伟大的英国诗人逃离自己的祖国和“她悄悄背叛的方式”到新英格兰寻找安慰决不是巧合。但是杰夫里•希尔对另一个英格兰的不受亵渎的，纯洁的忠诚，提醒我们哪个时代的骗子都不能够根除历史。“再次，重新收集向前，伤心地哭泣，借记了许多在我们盛衰无常的祖国，贷记她萦绕心头的音乐。伟大国家的知识生活会超越知识分子的寿命而存在下去。
译自：“British Intellectual Life Today” By Daniel Johnson
http://newcriterion.com/archives/24/09/british-intellectual-life-today/
译者简介：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