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行建院50周年庆祝大会，在大会举行之前，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正式接受中国人民大学的聘书，成为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接受采访时透露，到人大做新闻学院院长前，自己犹豫很久，是“七条短信逼我就范”的。他希望从新闻院系培养出来的不仅是编辑记者，而且也要有政府的新闻官。（《新京报》11月20日）
从赵启正担任院长这一职位开始，人大新闻学院的级别也随之提升。院长的行政级别是正部级，可以与北大、清华的新闻学院平起平坐了。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2002年5月，邀请部级干部的前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出任院长席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于2002年4月成立时，就聘请同样是部级干部的人民日报社前总编辑范敬宜为学院院长。
这一新闻事件的出现与当下盛行的“仕而优则学”的潮流分不开。2003年12月，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复旦大学的盛情邀请下，出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副部级干部吴建民在2004年7月刚刚从法国卸任回国，即出任外交部直属的外交学院院长，同时任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
其实，“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商”等等，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这样也有利于不同阶层的人力资源的流动，促进各种知识的融合。在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是原美国财政部长，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在离任后，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普通教授。
不过，讨论“仕而优则学”的问题，不能离开中国的语境。在我们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下，高校大多数是国家主办的，高校的各种资源也是由行政划拨的，高校的主要人事安排也基本由政府作主。因而，行政资源是高校要争取的根本资源，有了行政资源就有了其他的各种资源，从而在高校之间的竞争中，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一些高校争相聘请“半退”或“全退”的高官为学校的领导就耐人寻味了。因为，这些人的行政履历、人脉关系以及仍然存在的行政职级，使他们在体制内仍然具有强势话语权，这些都非常有利于高校争取各种来自行政依附下的资源。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就说：“政府行政体系掌握强大的资源，高校与行政体系越走越近，‘各取所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跟国外的许多大学是民办的，或者就是国立大学但其行政依附性弱不同，国外高校看中“退休”高官的，除了其知识背景外，更多的可能是其社会关系网络，而非其行政资源。
著名高校能聘请“半退”或“全退”的高官，为他们争夺资源；一些无名、无钱的高校不能请来高官，势必造成在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这就有可能引发高校之间的恶性竞争，使高校的生态环境变成依行政资源多少而非靠学术优势来争取资源，从而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这对那些不能聘请到高官的高校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况且，在我们目前的语境下讨论“仕而优则学”的问题，也要关注“官员教授”的资格问题。学校本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并非“高官俱乐部”。所以，每一个进入高校的人，特别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人，都要接受资格审查。国外聘请政府高官出任校领导和教授，对其学术背景要进行严格审查，官员职位并非重要条件。克林顿落选哈佛大学校长，而比他职位低的萨默斯却得以当选就是一例。国内除知名高校的一些院系能做到严格审查外，一些地方高校聘请官员做领导或教授，“经党委、行政研究，征得领导本人同意”就行了。（《南方周末》11月18日）对普通人与官员实行双重标准，实际并不利于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我相信，赵启正是秉着“新闻专业绝不是仅仅培养记者和编辑，还要培养政府的新闻官，同时也要为一些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培养新闻人才，在危机处理方面有所作为”的理念去中国人民大学，也相信人大也是为了培养多方面的人才而邀请赵启正出任院长。可是，这并不能消除公众及其他高校对人大利用行政资源来争夺其他资源的怀疑。当一名普通教授，赵启正同样也可以培养新闻发言人啊。
在目前的高校体制下，为了避嫌起见，“半退”或“全退”的高官们，还是少去高校当领导为好。当然，根本问题还在于改革现行高校的体制，实现高校自治、独立，减少行政依附，让高校真正凭借实力而非“行政级别”获得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