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本文对比了大学的过去与现在。
我第一次接触的学术世界既充满思想智慧的美妙又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六十年代初我进入普林斯顿学习历史和文学，重要的是在我们常说的“六十年代”到来之前。给我上课的教授中许多可能是左派人士，这是我从后来的调查中得知的，但是当时我根本不清楚这个事实，因为除了极端罕见的情形，他们的政治态度或者意识形态倾向是不可能从课堂教学或者课程大纲中看出来。学生对于教授魔鬼的观点或解释提出理性和明智的挑战受到鼓励和奖赏，其中甚至包括对考试中的问题本身提出挑战。现在回顾起来，我的教授肯定完全不同意诸如大卫·唐纳德（David Donald）的《再评林肯》的观点，但他把该书作为阅读作业，把它当作训练我们思想开放的思考材料。（该书有名的解释是废奴主义者瞧不起林肯是因为他们的父亲这个群体曾经拥有特权的社会地位的丧失）讲授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教授是从用阶级冲突的术语来解释英国内战的牛津剑桥激烈辩论的中成长起来的人，但他给我们布置的作业是杰克·赫克斯特（Jack Hexter）让人吃惊的《社会历史重新评价》。当我有些胆怯地向他指出赫克斯特似乎揭露了他从前著作中统计数字的倾向性和偏见时，他的回答是“你说的完全正确。”这些事例在普林斯顿的课堂上一点都不希奇，我知道就是在那时在那里我下决心要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
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尽管有些日子在吃饭的时候我可能发表有关自由市场和鹰派政治的观点，尽管在回答别人提问的时候，我因为反对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的越南问题观点（这应该是个警告）被排斥在聚会之外，但是课堂仍然是开放的，在设计上也是多元思想并存的。在我们的讨论课上，我们阅读了主要的历史学辩论，有理论性著作也有专题性著作。我们评价这些批评是否精彩，值得称赞主要看论证的说服力而不是政治来源。当哈佛在一九六六年到六七年爆发革命的时候，我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进行博士论文研究，第二年巴黎也爆发革命的时候，我则回到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忙着写论文。（我的左派朋友用嘲笑的口吻解释我的落后是因为错过了两次革命的机会）当我参加求职面试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问我的世界观问题，所有问题都是关于历史研究和教学理念的，政治根本不属于合适性调查的范畴。在社会背景下，一直到七十年代，虽然少数同事可能对我们的政治分歧不留情面提出批评，但是多数人喜欢有人和自己的思想不同这个事实。七十年代初期的“文化革命”期间，我和他人共同创办了“学院之家”，里面的学生尽管政治立场各异，从自由民主派到新左派的真正信徒都有，但是他们的关系很好，喜欢讨论任何东西，这样做都是非常真诚的，确实如此。我经常在课堂以外遇见的学生也喜欢和我讨论任何事情，他们同样是真诚的，没有偏离真正对话和辩论，纯粹诉诸感情的内容。那些谴责学生为今天的灾难负责的高等教育批评家绝对是错误的，罪魁祸首是教授（包括少数狂热者以及众多懦夫）和学校当局（包括少数意识形态分子和多数使用双重标准的投机分子）。
我非常喜欢的学术界的最佳代表是我选修的本科生课程“二十世纪欧洲历史”。当这门课的教授，一个著名的左派知识分子，返还选修这门课的一百多人的期中考试试卷时，说我们让他感到伤心和尴尬。他解释说“我给你们阅读作业是要获得众多不同的结论，但你们都说了些觉得我可能喜欢听的东西。”他告诉我们说要在期末考试中增加一个重要内容，“我要布置一本我最不能同意的关于二十世纪历史的书。我不要你批评它，相反，要用充满同情的态度重新论述其观点，以显示你领会他理解和分析世界的视角。”我深受感动。这本著作就是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它改变了我的思想和道德生活的道路，也立刻向我显示我是多么想作为知识分子历史学家给学生上课。每年我都讲授众多不同的思想家比如帕斯卡、斯宾诺莎、霍布斯、巴特勒、卫斯理（Wesley）和狄德罗。我开设了知识分子历史，该课程的目标是确保学生理解形成西方对话的视角和丰富的辩论。我并不想让学生全都接受我的世界观，我想让他们知道如何深入阅读，如何分析，如何抓住思想家的相似和差异，实际上，如何从构成欧洲人思想历史的不同角度充满同情地理解世界。我知道我不是在孤身奋战，但是我知道在人文科学和所谓的社会科学领域，这种教学目标让我成为明显的少数派。
赢得（泽西市贫困的狄金森中学）的年轻人的心的学术界在六十年代初期也是有重大缺陷的地方。即便最优秀的黑人考生想进入普林斯顿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虽有例外的情况，但是确实很少。学生中存在广泛的、赤裸裸的种族偏见，人们对于周末被运进普林斯顿的女性非常蔑视，非常明显的区分是哪些是可以结婚的淑女，哪些是用甜言蜜语就可以哄上床的女生。（更文雅的说法是“可以结婚的甜玫瑰，可以上床的特伦顿”（Sweet Briar to wed; Trenton to bed）人们对于同性恋者有粗鄙的，虐待狂的、赤裸裸的敌意甚至强烈的仇恨，或许存在因为社会阶级原因的个别例外情况。学生中间的反智主义让我感到惊讶，除了最著名的评论家和表演者外（词汇的真实含义）他们对其他内容普遍没有兴趣，成绩差的学生对那些充满热情、只知“埋头读书”的呆子常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人际关系中存在的媚上欺下的势利行为让人仿佛回到二十年代，重视“印象”胜于“本质”的做派可能让卢梭进一步证实其后期崇拜者的嘴脸。我读大一的时候正是普林斯顿强制性礼拜（至少可以自己挑选）的最后一年。虽然当局进行了充分的宣传，但我觉得这个规定特别讨厌，既然认识神灵本来旨在用善良和体面来代替粗俗和野蛮的，强制他人去教堂礼拜不可能有多大作用。普林斯顿的本科生在政治上也是非常缺乏宽容的。我读大三的时候，有人闯入两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大四学生的房间，这两个学生热情、聪明、善于思考、富有远见。他们的“列宁小图书馆”被撕成碎片，他们只有一份的读研申请书被泼上墨水给毁掉。这些施暴者其实是校园里的“块头最大者”，被当局从轻发落，连在手腕上轻轻拍一下都没有。那时决非黄金时代，如果不承认道德和历史现实的话，政治光谱中的任何诚实的灵魂都不可能真实地讨论高等教育的悲剧。
“六十年代”有很多我钦佩和欢迎的精华：激烈批评种族歧视和偏见、承认女性在道德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批评庸俗的性别俗套观念，虽然有学生民主同盟（SDS），许多学生变得温和软化，对于个人差异的宽容明显增长（回顾起来，这更多出现在“花朵般的孩子”而不是未来的革命者身上）。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人们对于和自己不同的人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尊重，不管这个差别是来自种族、性别、还是赞成同性恋与否。但是当我在一九六八年开始教书的时候，我发现学生往往希奇古怪，如果考虑他们对于政治世界的信仰的话（更不要说占星术的世界），但还是更喜欢他们而不是我四年前或者八年前认识的学生：那些学生往往有偏见、思想僵化、自我吹嘘、冷酷无情。（就像我曾经更喜欢我的狄金森中学同学而不是普林斯顿大学同学）。在七十年代中期肯定有个时刻，钟摆摆到了人们可以现实地期待的最理想状态，那天我可能睡得很晚。
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从已经被报复性地恢复和扩展的代替父母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loco parentis）这个角度看，革命一直是激动人心的。对于“六十年代”从跨出学校大门进入校外世界的学生来说，存在一些对于现实原则的调整，以及对自由、充满活力和体面的社会的追求。但是，留在校园的六十年代积极分子（不管是最初的党派还是在精神上进入新党派的）期待学生一直把他们当作政治和道德上的导师。学生并没有这么做，他们脸皮很厚，可以先喜欢迪斯科后来再喜欢里根。这些学生需要有人把他们从美国给予的虚假意识中挽救出来。因此，在六十年代学术继承者指导下，我们的校园一个接一个地从原来的争取言论自由运动转变为如今政治正确的言论规范，从原来废除强制性礼拜到现在强行实施奥威尔式的敏感性和多元文化训练，从原来争取不受干扰地吸大麻的权利到今天学生反对酗酒的战争（不管是字面意思还是比喻意思），从原来迫切获得年轻的成年人地位到如今陶醉于缺乏眼光的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从原来自我称赞的种族和性别融合的梦想到现在根据群体特征和群体责任组织起来的更加巴尔干化的校园，从原来追求个人的独特个性，这个最基本的人权到现在官方的、强制的、政治上正统身份认同。美国大学生已经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代诈骗的受害者。如果那些没有共谋关系的教授不知道发生的事情，那是因为他们有益躲避，或者故意视而不见。
在研究型大学，无论课程设置、课堂教学，还是其背后的教授聘用机制都随着看问题的角度的不同而不同。为了搞清楚大学的脆弱性，以及为什么大学问责制的建立和改革这么困难，我们必须明白揭示学术机构行为的等级关系：性欲倾向（用他们的语言是“性欲倾向”（sexuality）战胜中立性；适当看待的种族差异战胜性欲倾向；适当看待的社会性别（用他们的语言“性别”（gender）很容易战胜种族差异；而追逐名利绝对战胜一切。从这个角度看，控制大学校园的追逐名利者已经做了浮士德式交易（虽然他们和魔鬼交换的内容可能存在差异）。总体上看，他们小心翼翼保持自然科学和物理、数学、众多A类院系（有时候心理学，有时候哲学，有时候语言学）以及与相对来说不牵涉政治议题的职业院系不受政治干扰。即便如此，原始意义的政治化障碍也可能崩溃，追逐名利的管理者基本上对这些学科不怎么干涉，因为它们的进步可以量化考核。但是对于人文科学和软社会科学，以及代替父母的大学情况就不同了，那些追逐名利者出于众多不同的意识形态动机或者对未来往上爬的前景的敏锐意识，把大学变成迫害研究和挑衅性的身份政治狂热者的训练场。在后者，它确实是个阴谋，有相互联系的团体成员以及共同的计划。在前者，总体上说在教授和课程方面，除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化的例外，呈现出来的是集体思维的软独裁、潜意识到的偏见、自我吹捧的去神秘化使命意识。我认识的大部分教授善良、友好、从来没有恶意，看到他们变成这个样子实在让人悲哀。
大学还一直存在学术上的众多问题，心灵已经麻木的教授的低俗化，竭力迎合大众的最好体现不是让他们获得学位的专著上，而是在于那些充斥难以置信地废话、粗糙的元理论、自我陶醉的、倾向性明显的论调的著作不仅不受谴责，而且还得到最高级的奖励。那些希望批评性地理解堕落现象的读者应该首先看看达芬尼·帕泰（Daphne Patai）和威尔·柯罗尔（Will H. Corral）编辑的《理论帝国：异议者选集》这样惊人的著作。约翰·艾利斯（John Ellis）的《失落的文学：社会议题和人文科学的堕落》和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和让·布里克蒙和（Jean Bricmont）的《时髦的废话：后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科学的糟蹋》。除了在受到保护的领域外，学术界还成为教授们因为表现出他们的病理学特征而获得最高奖励的场所。在高等教育界，为了解释演员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笑话，我们越来越多地把学生送到学术上有缺陷和感情上有问题的老师那里去学习。即使你选择自然科学专业，你也不能完全摆脱这些老师，因为至少有些迫害研究和去神秘化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是任何学生毕业前都必须选修的。即使你不用选修这些课程，你也会在大一进行的入学教育、住宿项目、学校的各种规则和管理规定学习时遇见他们。
不过，那些通常很友好的老师们确实有紧迫的使命感意识。即使我们让主宰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教授们吃了能吐露实情的麻醉药（truth-serum），他们可能还是说我们十二年基础教育（K-12）实际上一直灌输的是对于美国和西方的称赞，就好像我们的学生对“联邦党人文集”非常亲切和熟悉，从来没有听说过奴隶制或者帝国一样。在说服自己相信进大学生们一直沉浸在美国和西方传统里，不会批评性思考，当今的教授们确实相信自己任务艰巨，他们只有四年的时间让学生去掉神秘化，让他们从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的文章中抬起头来好好看看美国和西方生活中的黑暗面。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基础教育让学生掌握了亚里士多德、约翰·弥尔顿、亚当·斯密的所有著作，学生们在过去的十二年里已经掌握了美国如何创造了融合千百万移民的富裕社会，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大萧条和种族隔离。
在这些人看来，
大学老师面临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时代问题。在只有四年的时间里，他们如何能让学生去除谬误，认清人类尊严和体面社会是建立在资本、风险、生产力、侵略他人的基础上的本质呢？他人的军事牺牲等对于人类尊严和体面社会的前景的贡献的观点？他们如何在短短四年时间里让学生明白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已经创造出这么残酷、低效、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以及在思想和行为上具有压迫性和等级差别的文化？他们如何在这么短时间内启蒙“少数民族”包括女性（学生中的大部分）认识到他们所受压迫的“内在化”（在今天等同于虚假的意识）？如何在八个学期里通过课程设置、课堂教学和代替父母的大学来培养来自他们认为是社会的受害者群体的激进思想的领袖，让成功家庭的继承者对于所拥有的财富和机会感到道德不安？考虑到所有这些限制，为什么还要让他们通过雇佣不同意观点的人把这个艰巨的任务复杂化呢？
大学的力量来自于它们对于文凭的垄断。正如理查德·维德（Richard Vedder）在《为了学位而破产》中深刻体会到的，大学是唯一被允许根据智商和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把年轻人分类的机构。除了技术领域外，它们并没有添加任何价值。大学招生人员不会因为常春藤大学或者名牌州立大学在英语、历史、政治科学或者社会学讲授的东西而给予补贴。确实有补贴，但不是因为它。招生人员不会因为我们的孩子被送到多元文化中心进行情感训练而给予补贴。招生人员为早已存在的价值给予补贴，大学不过是辨认出来了而已。但是，只要招生人员给予补贴，希望孩子拥有最多选择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名牌大学就是理性的做法。这种状况在现有体制下将不会改变。
大学现在成了对外封闭的特权领地、享受众多拨款、没有一点宽容的政治王国，还是社会奖赏的守门人。因为没有探索高等教育其他模式的积极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可能仍然保持现有的大学体制。免税的巨额大学捐款将继续增加，立法者和公众舆论也不大可能终止对大学的补贴，校友将继续给母校捐赠遗产，校董将继续自豪地出席管理当局过分铺张的宣传活动，任何一个大学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效率最高的。那些好心的捐款者将继续支持把本来应该位于学术核心的研究边缘化的各种“中心”(这里没有学院的界限、跨学科交叉课程、研究生奖学金或者学位）。这些为管理者提供了保护性的色彩，对有些领域的资金筹集有帮助，使得资金流向那些日益渴望取代占据支配地位的校园正统思想的新形式。除非整个社会让管理者为政治化的教师聘用、课程设置和学生管理付出沉重代价，否则不可能发生真正的改变。
我曾经异想天开地试图用一种方式迫使这些学术机构真正从事他们口口声声所宣扬的真理探索。如果大学真的相信他们悄悄地对自己和对我说的话，那就让它们大胆地把如下的话语写在招生广告、筹款说明书、州议会报告书上吧：“本大学相信你们的子女是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论者、同性恋恐惧症患者、欧洲中心主义者的后代、不平等社会的受害者，他们中的多数人从这个社会中得到了不公正的特权。为了报答学生交纳的学费和纳税人的巨额补贴，我们应该在补偿性基础上分配权利，通过强制为他们进行道德和政治启蒙来完成。”但这样的情景决不可能出现。
通过诚实的揭露、嘲弄、让人难为情等方式，人们确实可以保护某些个人，保持多元主义的活力，但是这种工作的影响只是边缘性的，虽然它很重要、符合道德要求、本身就是目的。可悲的根本问题在于管理者没有提供不同产品积极性，比如高质量教育、平等、自由、美德。人们容易理解的是，家长的投资是学位的价值而不是课程和教师的质量。
我相信这样一个高等教育模式将在大学里推行开来，那里有受人尊敬的学位、严格的入学门槛、一流的教育质量、强大的教师队伍（他们具有真正有用的智慧和多元的思想）、讲究个人权利和责任的学术风气（包括志愿组织的权利）。但是没有人能按这样模式创办伟大的大学。因为明显的结构和体制上的原因，没有人要“抓住”一所重点大学来进行这样的实验，虽然替代性模式所能取得的成就是迷惑人的。在此之前，我们只能努力保护无辜者，暴露媒体愿意暴露的东西，等待管理者和教授的新陈代谢。但是如果考虑到反对智慧差异和多元主义的偏见，对同一性的热衷，对思想的勇气和独立性的抑制因素，社会愿意甚至迫切渴望为那些蔑视这个社会的文化的价值的人提供补贴的事实（而正是这样的文化才使得补贴和对嘲笑和傲慢态度表现宽容成为可能），新老交替的前景不仅还没有出现在地平线上，而且从我们的视野中越退越远。
我曾经进入的那个学术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为学生上课，我爱他们，我为思想多元化、法律平等、公平正义而斗争，这仅仅是因为我有责任证明我珍视的这些价值，但并不指望它一定能成功。
译自：“On the sad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by Alan Charles Kors
http://www.newcriterion.com/articles.cfm/On-the-sadness-of-higher-education-3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