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胡适在给梅光迪的信中提出，留学生在美国应多练习英语演说。梅光迪认为，此“固亦应有之事。然归去后为祖国办事，所与游者皆祖国之人也。若用英语演说，势必先使祖国四万万人尽通英语始可，岂非一大笑话”！他稍后指责留学生回国仍“用西文科本，用西文演讲，强学生以至难，而彼乃扬扬自得，以为饭碗稳”。此语甚可思。今日各校颇有提倡所谓“双语教学”者，实际的状况，或师与生外语程度皆不足，或师不如生而勉强挣扎，或师过于生而自说自话，均未真从听讲学生角度考虑，徒求形式，而不免自欺欺人。
此举看似“创新”，实则“复旧”。抗战前后，大学确有以英语授课的先例。然当年学生的英语水准一般似较现在更高，如抗战后期的两三年，国立大学的男性毕业生皆被“征调”参军，为支援中国抗战的美军作翻译，基本皆能胜任。今日大学生有能考托福满分者，诚远胜于昔；然普遍而论，恐怕绝大多数博士生毕业时也未必具有能任口译的外语能力。且抗战前以英语授课，既有成功者，也有失败的；有些教授专业本不错而外语不甚佳，不得不在课堂上挣扎表现，学生则如坐针毡，终不甚了了，只好以自学补课。
如今有些立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者也颇着力于此，其意或不为不美善，实则未脱第三世界心态。盖只有不入流者，才将能用他人语言教学视为“预流”；即世界二流大学，也少闻此举，遑论一流乎！恐亦适成“一大笑话”耳。当然，现在有些欧洲小语言的一流大学，其研究生教育也改用英语，此盖为招揽外国学生的生财之道。然其绝不视为“提高”，而以为是降格。做法虽与我们类似，心态却相去甚远。
胡适后来接受了梅光迪的看法，主张“大学中无论何科，宜以国语国文教授讲演，而以西文辅之”。更进而提出：“凡国立省立各大学中，非能用国文教授者，不得为教师。”今日有的大学，几乎要规定教授必须能用英语授课，等于“非能用他国文教授者不得为教授”，宁不发人深省！且今人所谓“双语”，实指向特定语言，似尚未闻有以第三世界语言为之者，虽确出于“走向世界”而希望“接轨”的实际考虑，隐约中不免也多少带点势利眼光和市井气味。
窃以为，发凡起例之事，眼光要长远，举措宜谨慎；既不能脱离现实，也不可太考虑“特色”。无论目标如何宏伟，以二三流以下的心态，决不可能制定出可以走向一流的规则。
如规定教授皆可用英语授课，就明显带有“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穿劣质西装的味道。但也少见有人反对，因为反对者等于承认自己英语不好。不论其英语实际是否好，大概都“丢不起这个人”。这样些微的个人风险都不肯冒，却让我们一些世界排名据说靠前的学校在国际上大大丢人（是否“与国际接轨”还在其次），充分体现出第三世界心态，表明我们的高等教育还处于“发展中”阶段。
今日回避甚至推卸责任之风在校园里日渐普遍，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部分读书人“先富起来”，但他们似乎也变得更加趋避风险，哪怕是很轻微的风险。如今校园中新规则层出不穷，凡貌似民主、严谨或体现高深的规章制度，不论是否与学理相合，几乎人人赞成，少见有人反对。
如很多学校规定导师不能参与学生答辩，或参与而不能任主席，且必须增加答辩委员会人数（等于导师不怎么“算数”）。这不但不“与国际接轨”，可能还违反国务院颁发的学位条例，却很少有人站出来反对。思路同上，若出而反对，似乎就有想与学生通同作弊的意思。然而大学中的师生一旦坦然接受这样的规则，不啻承认自己原来是一群毫无荣誉感的作弊嫌疑人。若师生皆以作弊嫌疑人的身份生存于校园之中，我们还能希望培养出多少具有起码尊严的“人才”呢！
类似的规则已越来越多，越来越严，但在学校比政治更讲“民主”的现状之下，渐已形成一种制度化的“政治正确”风气，造成人人自我检点，决不轻易“说不”。这才是最可怕的！盖规章只是表面的，人人为了避免“不正确”而缄口不言或不置可否，最后形成一种乡愿风气，又如何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创新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