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弊每年喊打，可却每年出新。6月8日，湖南省江永县一中高考考点视频监控人员和监考教师发现，该县教育局局长毛华东违反回避制度，违规进入其子所在的考室，并涉嫌协助其子考试作弊。(中国青年报6月14日)
毛局长的作弊是很“疯狂”的，作为一名教育局局长，他绝对知道回避制度，也绝对知道自己的孩子在考场考试，而自己却走进考场，是把违规公开化。
这说明什么呢?毛局长是不怕公开违规的。或许他认为在当地的教育系统，自己可以一手遮天，在自己的地盘上，校长是自己任命的，老师的未来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老师们会对其做法敢怒不敢言，也会十分“配合”自己，助其儿子顺利高考。所以，有网友说，毛局长事情败露——其实用“败露”不合适——主要因为局长大人太张扬、太无顾忌。
在这一作弊事件发生之后，有专家再次提议，应该实行更大程度的利益回避，调整考试组织，由当地组考、监考改为异地组考、监考，即由另一个地区的教育部门来安排考场、公安部门来维护考场秩序，另一个地区的老师来监考。这样，当地教育部门官员参与作弊的难度就加大，同时，买通官员、巡考、监考的可能性也减少。
这种异地组考，对于毛局长们有用吗?难说。毛局长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违反规定进考场，那么，他难道不会动用手中的权力，去摆平异地组考的教育部门人员?——毕竟，在一省或一市范围内，教育系统的官员们还不是兄弟?而那样一来，毛局长明目张胆的违规，就变成人不知鬼不觉的幕后操作，成功几率或更大，那时出了事，才谈得上“败露”。
每年高考作弊中，当地官员参与作弊，已成为一大特点。治理这种现象，根本之策是招考分离，即将考试由政府部门组织，转变为由社会专业机构组织。
总体而言，我国的考试组织，目前基本上都是以行政部门为主导，无论是国家教育考试，还是职称资格考试，并没有社会化、专业化，考试的权威性不是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形成，而是由政府部门的许可获得。由于没有竞争，考试组织者并不重视考试质量，每年的高考出题质量都饱受质疑，但由于仅此一家，考生来年也必须选择，我国考生很难像美国学生那样，既可选择SAT，又可选择ACT，还可选择AP考试——这些由社会机构组织的考试之间，完全是竞争、争夺招生高校认同和考生认同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监督不够，各类考试中都存在较为严重的作弊问题。
在考试制度改革方面，我国教改《规划纲要》指出，“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考试招生制度。”这一描述明确界定了政府、社会机构、学校和考生的权责，而问题是，仅有这样的描述还远远不够。
政府教育部门退出考试组织领域，其一，必须排除既得利益的阻力，打破政府部门对考试组织的垄断，交出考试权和评价权。拥有考试权和评价权，势必掌握教育与考试的主导权，对此，行政部门是难以主动放权的。要让行政部门放权，必须从国家改革层面调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责，剥离这些机构原来拥有的权力。
其二，应积极培育考试组织的公平竞争环境。在过去几年时间中，我国也号称在推进这方面的改革，比如各地都相继组建教育考试院。政府教育部门也称教育考试院是专业的考试机构，但实质上，教育考试院还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具有十分强的政府性质，而高考、中考等考试的具体组织，都依托当地的教育局和学校，考试社会化改革也就“换汤不换药”。由于政府力量极强，社会中介组织难以生长，这反过来又成为政府部门不愿意放权的借口——社会机构力量薄弱，公信力、权威性不够，很有可能一放即乱——而实际上，只有行政退出，社会中介机构才可能有生长、发育空间，而在逐渐生长、发育中，这些社会专业机构将在考试竞争中确立公信力，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依法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