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人类走出熟人社会，步入陌生人社会，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必须借助于一些权威性符号。传统“鸡犬之声相闻”的近距离接触，使人们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可以通过长时间频繁的接触产生了解与信任。在开放而流动的现代社会里，除非彼此之间有熟人社会的那种全面了解，否则学历作为鉴别人才、从而对个人能力产生信任的有效符号，就注定被广泛应用。这是降低用人成本的一个必然选择。
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学历社会。文凭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毋庸多说。既然学历已经成了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一部分，而其对个体在工作生活中的影响又显且著，那么保证学历证书的开放性和真实性，就是需要我们着力建构的工作。学历的开放性要求我们从制度上保证，不搞地域歧视，也不能任凭家境困难的学子成为被大学教育遗弃的人。而学历的真实性又要求我们保证文凭的发放不受利益和权力左右，有一个客观的一视同仁的标准。
很显然，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有文凭的开放性问题，文凭的不真实同样也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其中，假文凭有两种，一种是制假贩假者伪造的，另一种是通过不正当途径从正规院校得到的正规文凭。而后者，又以政府官员借金钱和手中权力开路来谋取文凭为主。这种行为产生的破坏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违反了学历发放的游戏规则，使社会的鉴别与信任系统遭到破坏。而学历社会所带来的形式平等被破坏，又带来实质的不平等。另一方面，作为公共权力的持有者，相关官员的这种行为败坏了政府的声誉，降低了民众对公务员的信任。
高信任度是一个社会持续繁荣的必要条件。这些权力“黑客”的破坏行为加剧了整个社会的相互不信任，并最终影响了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还在于文化和政府部门还未形成相互制约的独立关系，再加上当事者缺乏道义上的约束，于是供需方产生共谋：我靠贩卖文凭获得经济利益，并且结交权贵；你则凭借“假的真文凭”仕途畅通。这种个体间的“双赢”最终却必将导致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惨败。
据报道，一场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干部学位、学历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有关部门表示，全国各级组织部门将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通过在职学习持有并载入档案的学历、学位证书，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清理，如果发现问题，将予以坚决纠正。这次清查工作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我不敢对它抱有太大的期望，一则从贩假者手中购买的非正规文凭或可查出，通过正规院校流出的正规“假文凭”的清查存在困难；二则从报道看，对持假文凭者的惩处力度不够；三则紧靠一场运动式的打假必然产生反复，因为产生这种假文凭的土壤还在；四则清查工作能否按上级领导的意旨认真贯彻执行，还有待检验。
学历社会和陌生人社会是开放社会的一对孪生子，而一个开放社会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整套能维系信任和社会秩序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的公正性又有赖公众的监督和各部门的制衡。从制度上建构游戏规则，而不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