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和同事们吃饭，席间大家说起了教育下一代的事。陈教授一向以严厉著称，他的女儿同济建筑专业毕业，现在正在美国深造。陈教授说起自己的经验，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揍。他小孩，一个女儿家，也没少挨他的揍。旁边有人作证，说有一年春节，陈教授把女儿差点赶出家门。真应了那句话，棒下出人才，“打到”美国去了。大家佩服之外，稍有怀疑，问：“棍棒法”是否有负面影响。陈教授说：就是不敢说话，表达能力差一些。说完，大家只有佩服，但一直认为，无法效法。之后，大家又聊起了“国事”。过去中国人以“莫谈国事”为戒，前些年响应政府号召追赶“GDP”，很少谈论国事。最近几年，大概是吃饱了撑的，大家坐在一起，每次都要大谈国事，而且各个斯文扫地，操爹入娘。这不，说到腐败问题，陈教授的脾气又来了，嘴里骂骂咧咧。说到问题的根本，陈教授一句话总结――还是“民主”靠得住些！我突然想到，刚刚陈教授治家还用棍棒，现在说到治国，却大谈民主。我忍不住问――这其中是否有矛盾！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思维，那是“家国一理”，分而治之，竟是何为？
我进而又问：让你执政，你会不会像治理你女儿一样，对于中国人民也拿狼牙棒伺候？陈教授对我的问题顾左右而言他――没有回答。说实话，这个问题以他的思考力，我估计也回答不了。于是，我想到前一阵子流行的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一直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喜欢讨论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这等无聊的问题。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中国人人性被长期扭曲所致？还是常常被伪逻辑蒙骗的结果？比如，陈教授吧，也算是半个明白人了，他承认民主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却不在自己家里实现“善政”。这到底是为什么？他有自己的逻辑：用棍棒可以教育出好子女来，如果用民主的方法，反倒可能荒废儿女的人生。你看，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吧。但是，如果民主也是人权的一部分，那它就应该和自由一样，不能预设任何前提条件。你要无条件的给予一个人自由的权利，即使这个权利可能“使”他不成才（甚至为恶）！民主的权利也是一样，民主仅仅是治理工具，而是人人无条件享有的天然权利，即使这种权利带来恶果，比如，街头的“动乱”等。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根本上就不是个“东西”，就不该拿出来讨论。把它拿出来作价值理性的讨论，或者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是为了制造一个顺理成章剥夺这些权利的“邪恶”的借口。我们可以说没有民主是个坏东西，但不能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就像吃饭、做爱、和人有手脚，这些都是无条件享受的、天然的“人权”。你听谁说过“吃饭是个好东西”，“做爱是个好东西”，或者“手脚是个好东西”！人类只是不幸经历过吃饭、做爱的权利被剥夺的时代，但是，即使希特勒这样的恶魔，也没有无耻到说“吃饭、做爱会造成社会动乱”的地步。从理论上说，吃饭会噎死人，做爱也会奸杀，手脚更是可以致命，但你能借此从“人民”那里“收缴”这些权利吗？至于民主这个天然的人权，首先，它本身就是目的，其次才是它“同时”可以解决很多实际问题，比如，腐败，比如，公权谋杀自己的公民等。一个应该被重新恢复的常识是：民主是目的，是基本权利，即使它一无用处，即使它甚至有害，也应该人人享有。公民是否应该享受民主，这根本就不是问题，不应该拿出来辩论。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被反复拿出来而有限地进行讨论呢？
中国人不守理性（中立），但是非常好辩。这也是国粹之一，是从春秋战国儒家、法家、道家，特别是名家开始，经魏晋玄学流行下来的毒素。不守理性，就是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念，这样“好辩”流于为“辩”而“辩”，很多时候蜕变为“谬误”而辩。比如，被尊为中国论辩大师的苏秦、张仪之流，所谓“佩六国相印”，说白了就是谁给钱，谁“给力”就给谁说话的市侩无赖，和今天那起无形文人的嘴脸相仿佛；玄学则是走上另一个极端――是为辩而辩的标本。关于坚守理性的辩论，古希腊时期著名执政官，也是西方辩论家的鼻祖伯里克利说一句名言，大意是：我有非凡的辩才，但绝不为谬误辩论。对照这一条，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几个人可以算作真正的辩论家。好辩而无理性的操守，那么辩论就会沦为工具而被统治者利用，这个时候就会把本不该辩论的东西拿出来辩论，最后颠倒黑白，搅乱是非。“民主之辩”正是100年来中国人的好辩恶习被统治者反复利用而制造的“思辨陷阱”。从袁世凯“中国民智未开，不宜民主”的论调，到目前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坏东西的傻问皆属此类。可笑的是今天的辩论竟退化到竟不如当年袁世凯的地步，那时还算尊重“民智”，现在却庸俗到只说“吃饭”。不过民主本来就像吃饭一样，这一点倒是给会写歪诗的李肇星前大使们不幸说中了。
王小波讲过一个故事，说几个儒生一块在酒楼喝酒，诗赋弦歌，雅音绕梁。饭局结束，其中一个诗人失踪，大家以为他到哪里眠花宿柳去了，也就由他去了。正好另一个词人去解手，到茅坑吃了一惊：诗人在茅坑栽死了。王小波说这哥们不是自杀，诗人是为了追求“极端体验”的刺激自己栽死的，和表现主义的竹林七贤脱裤子裸奔属于一类。讲完故事，小波说中国知识分子中这种喜欢极端体验的传统源远流长，至今不衰。我猜小波的所指放到今天，大概就是指目前论证民主不适宜中国的那拨理论家吧。这些人深谙辩证法，口生莲花，而且满肚子的爱国主义经纶，手里还有一根道德铁棍，其实骨子里大多是奸商之流，不过倒有些革命党不耻下“作”的承担精神――他们自己“酷爱”大便以赚得意识形态的奖金，然后把子女送出去享受西方的民主大餐。可怜的倒是那些证伪民主的帮闲――真儒们，这些书呆子口称“天理”，只可惜坐井观天，从来没有真正仰望过星空，结果画地为牢，把“紫禁城里”的那块地盘当成“普天之下”，他们的可恨之处是不但自己执意栽茅坑，还要把专制的黄白之物往我们儿孙的嘴里填。
眼下年关将近，到了醉意熏熏的天神们给盛世中国祝福的时节了，但是，我在网上却看到很多下跪的照片，或者一大群人跪着求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人跪着求一大群人。大一群人跪着求一个人的，主要是祈求把本该是自己的剩余索取权还给自己；而一个人跪着的，主要是祈求城管不要用棍棒拷打自己的老病之身。我在想：为什么自己的东西被剥夺了，反倒要自己跪下来祈求，而这种跪着的祈求注定无法讨回公道呢？一个原因可能是久借不还，对于债务人便形成了“虚拟产权”――以为这东西就是自己的家产，传给子孙理所当然，而对于债权人其实也把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当成损失项目――在心理账户上径直核销，而这时的“跪求”行为恰恰确认了这种颠倒本末的财务关系，此时，解决问题可能只有靠天地良心了，而靠天地良心一定解决不了性命攸关的利益关系。因此，中国人跪了几千年，没有跪出一个好政府（好制度），却跪出了一条天理――膝盖就是用了跪的（对于刽子手来说还有一条：脖子长细细的，就是为了砍的。对于我们的陈教授自然是：屁股软软的，就是为了打板子的）。总结一下，我的见解其实很浅白，即，所有关涉民主的“思辨和争论”都是扯TMD鸟蛋，应该直接告诉公民们：凡此以下皆是常识，是真正的天理――自由、民主以及吃饭、做爱，是人人配享的自然权利，即使被你们抢劫、霸占了一万年，现在也是该还的时候了，没有什么好抵赖，好狡辩的，而且这件事也最不需要跪下来祈求！
2011-1-12动笔 2011-1-20完成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