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人难免恶习，天可佑和谐。这个“天”和毛泽东《愚公移山》中“感动上帝”的“上帝”一样，就是人民的意愿，自然也应是人民政府的意愿。
历史上许多“替天行道”的农民起义领袖都是从“损有余而补不足”开始的，1950年代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也是这样，就是国民党到台湾以后也搞了土改。1960年代大洋彼岸兴起了以争取黑人权益为代表的平权运动，道理也差不多：招生时给非洲裔和其他弱势人群提高配额，让历来赢者通吃、独占社会资源的白人牺牲点权益。奥巴马就是平权运动的受益者，当年他申请上哥伦比亚大学是可以加分的。
中国最早的“平权运动”远比美国激烈，先是打土豪、分田地，很快又“一大二公”，结果搞成了教人偷懒的平均主义。所以三十多年前的改革从鼓励少数人“有余”开始，意在打破共同贫困的平均主义，让每个人尽量发挥积极性。但现在的问题是，三十多年后，“有余”和“不足”之间的鸿沟太大了，走向了“天之道”的反面。
教育界情况更严重。《南方周末》8月4日的封面故事《穷孩子没有春天》触目惊心。我曾在山沟里教过农家孩子，深知他们要读点书多么艰难。政府定高考分数线，农业省份竟高于北京上海，让客观条件本来就差的学生更难考上，这是反平权、逆天道之举。据说恢复高考之初倒不是这样，要不我这从江西山里去县城赶考的77级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呢。后来教育投入和高考分数的差别扩大，相对优裕的大城市考生越来越容易，乡下的孩子越来越难。上海的中小学早就在改小班教学了，而省里的重点中学因为老师指导应试有方，一个班里会挤进八九十个人！
近年来政府对大学的投入步步增加，无形中也促成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无论是锦上添花的分类拨款还是几何式追加的科研经费，都只盯住少数名校名教授。从国外学来的工科项目管理到这里变了味，常常是自上而下组织申报，唯有功成名就者方能拿到，各级领导自然要请最著名教授领衔填表，于是不少“带头人”一项未了，一项又到，发包开会买书号忙得不亦乐乎，还有多少精力检查指导？更甭指望亲自深入研究潜心思考！
文科问题更多，像陈寅恪、季羡林那样的“个体”学者的高端研究极难见到，既因为那些课题不易得到资助，更由于教材式的通史通论项目诱惑太大，接过来只要切块分下去就行了，还有像工程一样层层转包的。年轻人更难以通过独立思考去探究含金量高的问题，因为要忙着给师长做那些未必有兴趣也未必能做好的“子项目”“孙项目”，否则就会自外于体制，断了出“成果”提职称的路。这些年来科研投入和论文数量比1980年代增加了许多倍，而真正追求原创的钻研精神反而远不如以前。
都说中国体制的长处在自上而下的高效率，不错，但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应当是“天之道”，例如用累进税制来“损有余而补不足”，缩小贫富差距，而不是相反。社会主义的教育体制更应是这样。大城市学生条件相对优裕，理应学得更好、考得更好，名校名教授已有相当的无形资产去争取更多资源；而那些资源“不足”的人和学校，远更需要政府的帮助。“有余”的人和学校当然也有权向政府申请，但对他们的要求应该更高，必须是高度原创的研究，绝不要改换名目的低水平重复项目，更不能是名为“集成创新”的抄袭项目。
要是政府有关部门暂且还没能力进行准确的辨别，不如先来简单的“一刀切”：一，拉平全国高考分数线；二，在教育总经费向4%迈进的时候，给农村大学生减免一半学费。这未必完全公平，但至少是向“天之道”迈出的一小步。国家富起来了，已然下决心给所有农户免去了全部农业税，再给那些千辛万苦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女减免点学费，不是更加功德圆满了吗？
《南方周末·自由谈》2011年8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