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神话故事和寓言里，有过追日的夸父、舞干戚的刑天，也有过填海的精卫、移山的愚公。高山景行，今日笔者不自量力，尝试对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作番分析。
社会 中国人 心理分析
1.谈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就无法避开中国人曾经走过的历史。因为哪怕是一位文盲，他/她也是生存在特定的历史积淀所产生出的文化背景里。
2.中国史是一部战争史，文字史载的是帝王将相。中国的老百姓从来就胸无大志，他们最大的志向就是想真正成为一个老百姓，或者说，想真正成为一个人。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他们衣食无着。每一次朝代兴替、历史动荡都离不开老百姓的参与，他们的支持或反对往往就是那次革命成败的关键。而“领导者”对老百姓的动员，从来都是以可以过上吃饱穿暖的所谓“好日子”做勾引的。老百姓们，则像甘于上钩的鱼，屡受蛊惑无非只是为了填饱肚子。
然而历朝统治者们，一旦攫取了权力，自然丢弃他们赖以成功的基础，继续鱼肉百姓。恰似无商不奸，所谓坏皇帝好皇帝，也只不过是对百姓盘剥的多少不同，而盘剥本身，是从来没有变化过的。
帝王教百姓以礼，加上分封建制，再加上暴力机关的高度集权，再加上各级管理者的利益统一，使得百姓们喘气是可以的，挣扎决不允许。
在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奢谈“尊严”简直是痴人说梦。所以说中国的老百姓自古以来就没有所谓的“尊严”，因为对“尊严”的奢望往往以付出生命作代价。
至于“太平盛世”，依然是以老百姓听话作为前提的。好在中国的礼教史源远流长，从出生前就已开始被洗脑的老百姓这时候有饭吃有衣穿，他们忘我地把这一切归功于当权者的仁政，除了感谢青天大老爷，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安全感，这么一个简单需要，中国老百姓乃至作法自毙的当权者为之奋斗了千百年，至今，依然是人们行为背后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3.中国的等级制度，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经春秋战国再到秦汉、以降乃至如今，五千多年里经过从玩笑到当真再到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目前早已深入人心。再加上“家”这个已经被神化到无以复加的概念所延伸出来的裙带关系，使得所有中国人都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上的一个结点。他们在这个制度中，明里属于某个清晰的等级，暗里属于某些灰色的等级。然而无论属于哪个等级，想要他们真正的用平等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他人，简直比登天还难。
4.如果说自由是人的天性，那么被压制了五千多年的中国人，则可以说是最智慧的。因为他们没有因为压抑而得心理病，而是使用了各种手段来自我麻醉，自我宣泄。
中国人的阿Q精神、中国人的幽默甚至中国人的“奴性”，无一不透露出这种以生存为最明智首要选择的大智慧！中国人的“迷信”，中国人的崇佛信道，与其说是统治者愚弄百姓的一个工具，毋宁说是老百姓自己选就的一个“梦幻庇护所”。单单拿出一个祥林嫂来说，如果没有那些“迷信”观念的支持，她会死得更早。
文学艺术，弗洛伊德说这是人们对自己性本能受压抑后的升华结果。我们不妨借用一下其背后的原理，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藐视群雄的优秀文化，则是中国人集体对自由的追求受到压制后的一种升华。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人的这种扭曲的、变相的、充满意淫意味的对自由追求的表达，本身也是一种病，国病。
对自由的追求与遭受到的压制之间的冲突，是中国人内心最基本的冲突。
5.中国的历史是悠远的，中国百姓的日子是艰辛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千百年的艰苦生存实验中，中国的老百姓摸索出了一套生活智慧，中国智慧！如何明哲保身、如何安身立命、如何趋吉避凶，我们老祖宗早就教给了我们。
中国百姓似乎习惯了把自己当草民，习惯了媚上。之所以说是似乎，是因为他们要活命。毋庸讳言，活命是一个人所有一切的根本。事实上，这是人的心理进化出来的一套防卫机制。对于客观上的不平等，老百姓们自然要编造一套理由来骗自己，让（或迫）自己相信。比如说天命，比如说因果报应。他们不愿吃亏，要么实惠，要么虚惠，他们总得占一头。他们表面上对统治者俯首帖耳，背地里却开着他们的玩笑。
顺其自然，退隐田园，难得糊涂，都不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都不过是不是反抗的反抗。那纯朴、那厚道，一半是逼出来的一半是做出来的，平心而论，大多不是真的。当与不平等的强权直面时，也许装傻是最聪明的办法，看看刘姥姥就知道了，或者，去看看装死的甲壳虫。
所以中国人是虚伪的，是逢人只说半句话不可全交一片心的。中国人也是灵活的，是见风使舵的。中国人是天生的心理学家，他们天生会察言观色趋利避害。西方人人际交往中的那一套，在中国人面前只不过是小把戏。
与天性相反，中国人的眼里最先想到的是他人。男人讲天地君亲师，没有自己；女人讲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也没有自己。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没有自我。因为在中国，只有他人好了，自己才有可能好。
而毫无疑问，无论古今中外，每个人的心中又是都有一个自我的。于是，这对矛盾中国人就利用虚伪来调和。
虚伪自然是为人所不齿的，然而在生存面前，这种虚伪却不得不叫人尊重。
6.无疑，中国几千年的古文化为这个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看似和谐的体系。代代洗脑之后，长幼尊卑为社会分伦，官民贵贱为社会定序。老百姓们似乎麻木了，认为世界就是这个世界。
辛亥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革命运动，似乎擦亮了国人的眼睛。人们惊奇地看到，世界原来可以不是那个世界，自己原也可以拥有那么多的权利！
二十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那一系列变革，无论怎么说，它至少做到了一点，那就是让中国人把自己的自我从无意识中挖掘了出来。他们开始真把自己当个人来看！几千年了，我们的自我，才开始慢慢成长。
四九年以后，我们的国家曾经众所周知地走过弯路。一度，连人们想什么怎么想都要被控制。好在这种状况老百姓们并不陌生，他们依然犬儒地活着，只是，不再相信画饼真能充饥而已。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百姓物质生活的提高为世瞩目。
问题在于，生活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人们啊，已经习惯了千百年的贫穷，面对突如其来的富裕，却感到无从下手。他们迷茫了，不知道怎么将自己的财富合理分配到贫瘠的精神上去。
物质生活提高了，我们的心理，依然幼稚。
7.当代中国人，如果按大多数人来算，大抵可以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生人算起。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生的人，是经历过“旧社会”的一批人，他们现在应属于祖父母辈。也是比以往任何年代的祖父母辈经历最多最丰富的一代人。他们对“旧社会”记忆犹新，两相对比，他们对“新社会”大多心存感激。他们知道人能活着、相对安定地活着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他们是从没有生存权到有了生存权之后的那一代人。他们对社会的变化更能宽容，因为还有什么变化带来的困境能比连下一刻的生死都是未知数的恐惧来的彻底呢？也正因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运动”，当然还有他们的年龄客观造成的社会影响力普遍不大以及因为如惊过弓的鸟一般顾忌自己的言行对儿孙造成的影响，他们更加谨小慎微。他们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们智慧，所以什么都不说。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生的人，绝大多数都处在退休后阶段（占大多数的农民也大多退出了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颐养天年。他们经历了解放前后，十来岁懂事以后接受“社会主义教育”，二十来岁正想大干一场的时候经历文革，三十来岁迎来改革开放，四十来岁遭遇经济转型。这一代人由于客观原因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他们脑袋里的价值标准更倾向于保守。这会影响到他们子女（六、七十年代生人）的价值取向。他们可能对自己孙辈（八、九十年代生人）的某些行为无法接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的人，刚尝到新纪元的甜头，青春期就被抛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中去。之后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小尾巴。他们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领导这个社会，但他们自己何尝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目前，他们在社会上的领导地位也正在被后面出生的人逐渐代替。他们受过文革强烈的冲击之后又要面对改革开放后东西文化的碰撞。这一代人可能更显得无所适从，他们往往会由衷感叹社会变化太快。在他们儿时就认识的同龄人里，可能如今干什么的都有。在改革开放后的历次变革中，适应强的人可能因此得了福，适应差的人可能因此自怨自艾。在比较中，几家欢乐几家愁。如果没有大智慧，这一代人对自身生命历程的反省可能是件危险的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的人，简单、朴素的童年记忆与多元的成年经历可能在他们心中形成强烈反差。他们可能要在成年后打破他们曾经坚信的价值和信仰。任何人在经历否定的过程中都是痛苦的，他们也不例外。相对于功成名就的浮华他们可能更愿意回忆——尽管他们还远远没到那么爱回忆的年龄。所以以他们为主要群体的文艺工作者的作品中充斥了大量的回忆要素。他们是目前社会的中坚力量。家庭和事业由于时代精神的改变都给他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观念的变化和经济上的愈加独立，使得夫妻关系中对配偶提出比以往更多更高的要求可能使这一代人更多面临婚外情及离婚的问题。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同的取才标准和他们年青时所受的教育的冲突可能令他们无比懊丧。街头铺天盖地的“办证”广告也不能不说最初肇始于这一代人所面临的窘境。他们一直在学习，他们要在七八十年代的人面前“有面子”，他们需要不断挑战和超越自己。
在当代中国人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的人似乎是最矛盾的一代人。文革及其后不短的穷苦日子在他们的记忆里还没有褪去，成年后的生活日益富裕往往使他们彷徨在朴素与奢华之间。他们没有建立起六十年代生人曾经有过的坚定信念，而八十年代生人的无所顾忌在他们心中还远未生成。他们可以做时代的弄潮儿，但却似乎没有恒定的航标。浮躁使他们上不着天脚难踏地。他们是当代社会真正的摸索者。此外，他们目前还面临着上有老要赡养下有小要抚养的家庭压力。对于个体而言，他们需要为自己树立一个相对不变的标尺来作为终生奉行的准则——以使，自己不被迷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人，由于计划生育的普遍实施，这一代人中独生子女数量逐年增多，这是一方面；二来由于国民物质生活的普遍提高；其三还由于这一代人是目前青年人的主要群体，使得这一代人与以往年代生人相比有着更多的不同之处。首先他们与比他们年长的人得到了更好的养育、教育条件和更多的关爱，所以他们可能见识更多、更自信。其次他们的父母作为五六十年代的人给他们思想意识上的拘束更少（当然也离不开他们成长的时代），所以他们的思想更活跃、更开放。其三他们可能因为同胞少甚至没有以及父母对独生子女的特别关爱而自然缺失了合作精神的培养，这可能更令他们行为做事更加自我、不管不顾。由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使他们更容易获得想要的东西，继而使得他们可能难以学会宽容、理解乃至感恩。他们的情感可能更容易受伤害，因为他们得等到长大后才开始慢慢学会面对失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生人，最早的目前可能步入大学时代，晚的还在上小学，他们组成了现在中小学生的主要群体。虽然他们也会面临和八十年代生人类似的问题，但相比较而言，他们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对子女的教育也更愿意（也更可能）从科学入手从而变得更加理性（八十年代生人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会让九十年代生人的父母引以为鉴）。但目前网络、电视等传媒的不良影响似乎构成了对他们健康成长的最大威胁。
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生人，目前最多在上小学一二年级。他们的父母以七、八十年代生人为主要群体。他们受自己父母的人格影响会比较大。另外，科技的发展与在中国的广泛深入普及也将深深影响他们的成长。所以，笔者预测，他们将是与前辈们相比彼此之间最不相同的一代人。或许，对自己文化的回归会成为他们成年后的主流思潮。
8.当代中国人的浮躁心，怕是至少得追溯到文革前的大跃进（1958-1960）运动。当时的中国人似乎在做一场集体大梦。1957年反右派运动刚刚过去，老百姓对发表个人意见噤若寒蝉。他们很清楚这一系列的不可能事件，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有谁敢说真话呢？不但不能说真话，还要跟着“上头”撒谎、圆谎。几乎与此同时，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59-1961）。一面强调风调雨顺，一面面临贫穷饥馑，百姓们的心理处在严重的两难冲突中。这个运动中，二、三十年代生人为社会中坚，四十年代生人正在青春期，五十年代生人正在渡过他们的童年时代。
此后连续十年的文革几乎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一网打尽，所以人心显得很“干净”。这十年还是集体压抑的十年，当然，被压抑的，不止是性。
文革结束后，是改革开放。人们心中长久被压抑的东西在经过最初试探着偷偷摸摸释放后，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得到极大张扬。显而易见，生产力得到巨大解放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在这三十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过了几千年苦日子、穷日子的老百姓们，似乎还不习惯相对富裕后的生活，尤其是相对富裕后的精神生活。
物欲促使着人们拼命挣钱、不顾一切地挣钱，拜金主义逐渐变得肆无忌惮。电视、网络等传媒的参与使得人们有了发言的机会——包括毫无准备和思考的发言，这使价值标准不可避免地变得多元。
当人们失去了普遍的价值评判标准，而且将挣钱作为人生的首要目的而不是手段的时候，浮躁心，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社会心理的主流。
浮，就是眼高手低不踏实；躁，就是急功近利不冷静。当代中国人用“浮躁”为自己营造出了最基本的心理氛围。
9.人之为人，对自我的强调是天然的权利和本能的需要。千百年来，中国人对自我的认识难于实现，纠其实还是和统治者的愚民有关。古人讲皇帝都是上承天命，百姓为子民。汉初执政遵从黄老之道，“不尚贤， 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等修身养性哲学被统治者利用以愚惑百姓，其后儒家学说又拿出三纲五常为百姓的自由灵魂捆上层层枷锁。代代传承下来，使得强调群性不强调个性渐渐深入中国人的骨髓。
强调自我，归根到底无非就是强调个人存在的尊严与价值。每一个灵魂，生而高贵。因此意识到自我的前提应该是平等。纵观中国人的历史，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从没有被建立起来。
如果说强调自我是人普世的权利的话，那么，自我中心则是最容易与之混淆的概念。
自我中心就是所言所行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其表现有两大方面，一个是只顾追求个人利益不管他人福祉，一个是只顾眼前快乐不管终生幸福。这两者是一个问题的纵横两方面，在对个体的损毁上相辅相成。
问题是，只顾个人利益不管他人福祉最终会使个人利益无法最大化，只顾眼前快乐不管终生幸福则得到的快乐难以长久。
自我中心事实上是对自我的背叛。强调自我的人对自我是清醒的，是完全接纳和包容的，所以是内心快乐平和的，是求于内的幸福。自我中心者的自我是无意识的，是部分接纳和不包容的，所以要依靠外在的快乐、他人的承认来证明，是求于外的幸福。而求于外的幸福是靠不住的，因而也是不安全的。也正因为自我中心者的自我是无意识的，所以他/她们难以得到彻底的快乐，于是会更加努力地追求，并在追求中迷失。
（本文由：成都京西失眠抑郁症研究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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