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是，我联想到了曾与一位“另类”同行的交谈。
我问他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
答曰：“为了出入头地。哪怕只比平凡的人们不平凡那么一点点，而文学之路是我惟一的途径。”
见我怔愣，又说：“在中国，当普通百姓实在太难。”
屈指算来，十几年前的事了。十几年前，我认为，正像他说的那样，平凡的中国人平凡是平凡着，却十之七八平凡又迷惘着，这乃是我们的某些下一代不畏死而畏平凡的症结。
于是，我联想到了曾与一位美国朋友的交谈。
她问我：“近年到中国，一次更加比一次感觉到，你们中国人心里好像都暗怕着什么，那是什么？”
我说：“也许大家心里都在怕看一种平凡的东西。”
她追问：“究竟是什么？”
我说：“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
她惊讶地说：“太不可理解了，我们大多数美国人可倒是都挺愿意做平凡人，过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你们中国人真的认为平凡不好到应该与可怕的东西归在一起么？”
我不禁长叹了一口气。
我告诉她，国情不同，故所谓平凡之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不能同日而语。我说你是出身于几代的中产阶级的人，所以你所指的平凡的人，当然是中产阶级人士。中产阶级在你们那儿是多数，平民反而是少数。美国这架国家机器，一向特别在乎你们中产阶级，亦即你所言的平凡的人们的感觉。我说你们的平凡生活，是有房有车的生活，而一个人只要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上那样的生活并不特别难。若是不能，倒是不怎么平凡的现象了。而在我们中国，那却是不平凡的人生的象征。
对平凡的如此不同的态度，是两国的平均生活水平所决定了的。正如中国的知识化了的青年做梦却想到美国去，自己和别人以为将会追求到不平凡的人生，而实际上，即使跻身于美国的中产阶级了，也只不过是追求到了一种美国的平凡之人的人生罢了……
当时联想到了本文开篇那名学子的话，不禁替平凡着、普通着的中国人，心生出种种的悲凉。想那学子，必也出身于寒门；其父其母，必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不然，断不至于对平凡那么的慌恐。
也联想到了我十几年前伴两位老作家出访法国，通过翻译与马赛市名五十余岁的清洁工的交谈。
我问他算是法国的哪一种人？
我问他羡慕那些资产阶级么？
他奇怪地反问为什么？
是啊，他的奇怪一点儿也不奇怪。他有一幢带花园的漂亮的二层小房子；他有两辆车，一辆是环境部门配给他的小卡车，一辆是他自己的小卧车；他的工作性质在别人眼里并不低下，每天给城市各处的鲜花浇水和换下电线杆上那些枯萎的花来而已；他受到应有的尊敬，人们叫他“马赛的美容师”。
所以，他才既平凡着，又满足着。甚而，简直还可以说活得不无幸福感。
我也联想到了德国某市那位每周定时为市民扫烟囱的市长。不知德国究竟有几位市长兼干那一种活计，反正不止一位是肯定的了。因为有另一位同样干那一种活计的市长到过中国，还访问过我。因为他除了给市民扫烟囱，还是作家。他会几句中国话，向我耸着肩诚实地说——市长的薪水并不高，所以需要为家庭多挣一笔钱。那么说时，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马赛的一名清洁工，你能说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么？德国的一位市长，你能说他极其普通么？然而在这两种人之间，平凡与不平凡的差异缩小了，模糊了。因而在所谓社会地位上，接近着实质性的平等了，因而平凡在他们那儿不怎么会成为一个困扰人心的问题。
当社会还无法满足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基本拥有愿望时，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应时时刻刻提醒着社会来关注此点，而不是反过来用所谓不平凡的人们的种种生活方式刺激前者。尤其是，当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人生能动性，在社会转型期受到惯力的严重甩掷，失去重心而处于茫然状态时，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不可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地位处于社会第一位置的人们了。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平凡而普通的人们，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的意义，都首先是以他们的存在为存在的先决条件的。
一半以上不平凡的人皆出自于平凡的人之间。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同样的。因而平凡人们的心理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成为不平凡人们的心理基因。
倘文化暗示平凡的人们其实是失败的人们，这的确能使某些平凡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变成较为“不平凡”的人，而从广大的心理健康的、乐观的、豁达的、平凡的人们的阶层中，也能自然而然地产生较为“不平凡”的人们。
后一种“不平凡”的人们，综合素质将比前一种“不平凡”的人们方方面面都优良许多。因为他们之所以“不平凡”起来，并非由于害怕平凡。所以他们“不平凡”起来以后，也仍会觉得自己们其实很平凡。
而一个连不平凡的人们都觉得自己们其实很平凡的人们组成的国家，它的前途才真的是无量的。反之，若一个国家里有太多这样的人——只不过将在别国极平凡的人生的状态，当成在本国证明自己是成功者的样板，那么这个国家是患着虚热症的。好比一个人脸色红彤彤的，不一定是健康，也可能是肝火，也可能是结核晕。
我们的文化，近年以各种方式向我们介绍了太多太多的所谓“不平凡”的人士们了，而且，最终往往的，对他们的“不平凡”的评价总是会落在他们的资产和身价上。这是一种穷怕了的国家经历的文化方面的后遗症，以至于某些呼风唤雨于一时的“不平凡”的人，转眼就变成了些行径苟且的，欺世盗名的，甚至罪状重叠的人。
一个许许多多人恐慌于平凡的社会，必层出如上的“不平凡”之人。
而文化如果不去关注和强调平凡者们第一位置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看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费神——那么，这样的文化，也就只有忙不迭地不遗余力地去为“不平凡”起来的人们大唱赞歌了，并且在“较高级”的利益方面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于是眼睁睁不见他们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
这乃是中国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界、思想界，包括某些精英们在内的界想界的一种势利眼病……
文/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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