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这是一声低沉的时代叹息，也是一种深刻的时代表情。没有人想要郁闷的人生，但整个社会集体陷入郁闷。如果不能让整个社会告别普遍的集体郁闷情绪，个体欣慰也只能是短暂的，稍纵即逝。——
岁月的年轮不断前行，经历过无数有暴风雨的夜晚，无数醒来后的中国人，并没有拥有黎明时分的心灵安宁。“郁闷”，这是一声低沉的时代叹息，也是一种深刻的时代表情。
把“郁闷”当作母题，来分析中国当代社会的症结，这是作家梁晓声的选择。最近，他出版一本很火的书，叫《郁闷的中国人》，其中有对国民人性劣根的感慨，也有对国家顶层设计的呼吁，更有对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力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所谈的郁闷，更多是指向超越个体的普遍郁闷。
“今天，你郁闷吗？”这真不算一句矫情地的关切语，而是一次体察心灵的细心触摸。活着，就是五味人生。只不过，如果其中苦楚与酸涩的味道过浓，这样生活就很难光亮美丽起来。遗憾的是，在今天，总有一种力量令很多人欲哭无泪，倒不是人们太过脆弱，而是生命太过卑微，很多时候抵挡不住时代洪流蛮暴力量的冲击与捆绑。
对此，《郁闷的中国人》在内容简介中，就有很生动的诠解——“现如今人们不愁吃喝了，但苏丹红、牛肉膏、瘦肉精、染色馒头、硫磺姜出现了；学校不包分配了，找工作也要权钱交易；豆腐渣工程频繁出现了，矿难接二连三；物价飞涨了，买房买不起，租房也只能蜗居了……解决了温饱的中国人，又开始郁闷了。”我还觉得，很多中国人不是才开始郁闷，而是已经郁闷太久，而且还将继续郁闷下去。
没有人想要郁闷的人生。但告别郁闷，又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个体来说，发上一笔横财，娶个漂亮媳妇，看到孩子争气，都会是扬眉吐气的事，而不会郁闷。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告别集体郁闷，就是需要从文化和制度层面进行解决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能让整个社会告别普遍的集体郁闷情绪，个体欣慰也只能是短暂的，稍纵即逝。比如，挣得钱会因CPI高涨开蒸发，媳妇过门不久就得展开婚姻保卫战，孩子成绩优秀却获得不了公平向上流动的机会。
一个让人郁闷的社会，自然会生成大量郁闷的中国人。一种社会心理的集体裂变，必须得到及时的心理救治。很显然，被长期普通诉求的改革，就是重要路径。种种事实证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改革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仍在下上而求索。抛开这种制度性求解的困境，我觉得，面对普通的集体郁闷，以文化修补来祛除个体心灵的灰暗，同样是一种重要的救治渠道。
“文化求解”，很多时候会让人觉得，像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没有什么新意。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尽管说，文化决定论是一种被频繁叙述的方法，但我们却始终没能运用好文化力量，来把很多难题解决好。梁晓声“郁闷的中国人”，让我也想起当年台湾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事实表明，类似国民性反思的解决落点，最后很大程度上也都要归于文化。更何况，政治与经济的制度解决，也离不开文化来驱动。
从这个意义看，把“文化缺席”当作国人郁闷之根，无疑是理性的。现在很多人对中国文学现状不满意，对国产电影很失望，觉得中国动漫只知道复制没有创新，说到底，也就是因为文化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在今天，大众情绪常常淤积于很多社会伤口，不仅因为这些伤口难以轻易抚平，甚至一再被撕裂。更糟糕的是，社会为这些伤痛提供的文化记忆，也容易处于断裂状态。在一个常识与真相都容易成为稀缺的年代，如果连文化对社会自由记忆的功能也失去，文化的郁闷自然也让催生人心无法自适，倍感郁闷了。
“人们郁闷于这个时代，可又不得不郁闷地适应本时代的五花八门的规则。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像极了一张单薄的纸：心灵之扁平状态呈现于脸，而满脸写的只不过一种表情——失我之郁闷。”梁晓声这样说。活在郁闷中的中国人，丢掉了太多的自由与创新，如果没有对文化人极大的包容，看不到“异质”文化思维的珍贵，普通感觉郁闷的中国人，就会生活在比柏扬在“丑陋的中国人”所说的那种“文化酱缸”更大的文化泥沼之中。
文/单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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