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环境几乎可以使任何一个看热闹的局外人变成罪恶的化身，但是他们也可以成为自己内在的英雄。—— www.
【 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听心理电台 】
平凡的罪恶与平凡的英雄
三十五年前，Philip Zambardo开始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他通过报纸广告招募了二十四名青年被试，将他们随机分配成“狱警”和“囚犯”这两类角色，参加在斯坦福大学地下室设置的模拟监狱实验。扮演“囚犯”的被试，在家里由真实的警察拘捕，之后进行登记并被送到了监狱中。从囚犯的囚服到实验室牢房门上的门牌号，从强制脱下囚犯的衣物到对他们全身消毒，每一个细节都设计的和真实的监狱一模一样，以此达到对被试的去人格化。被安排做狱警的被试，则获得了一身卡其布的警服、一副墨镜和一根警棍。
这个研究的最初目的，是想要研究在抹除人性的环境中正常人放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人们在监狱中的心理。就在几个小时之内，一个原准备在控制条件下观察人类行为的实验，却呈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变化。当一个囚犯在第二天开始了反抗行为之后，狱警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侮辱性惩罚，而囚犯也表现的越来越消极被动。他们都很快就表现出与角色相符的行为来，因为环境本身的强大力量使得两组人扮演自己的新身份，而不是因为他们内在性格如此或者按照实验者的要求行事。有意思的是，连实验者也深深为这些戏剧性的变化着迷，竟然失去了自己的客观立场。直到一名外来者进入这个实验，提醒实验者们应该人性地对待被试时，这个失控的研究才得以停止。而这个原计划持续两周的实验，在六天之后不得不中断。
当渐渐深入了解了关于罪恶的心理时，我们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类性格的转变比比皆是。根据文献研究和行为科学都揭示了“平凡的罪恶”，即在特定的条件和社会压力下，普通人也会不考虑其他情况而做出犯罪行为。除了斯坦福监狱实验，20世纪60年代Stanley Milgram在耶鲁大学的研究也揭示了平凡的罪恶。Milgram让被试扮演教师的角色，他们负责在一个“学生”回答问题出错时实施电击惩罚。被试们不知道，所谓的学生其实是实验者的助手，也不知道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被电击。随着学生失败次数越来越多，主试要求被试提高电击学生的电击强度，哪怕学生开始痛的大叫、恳求停止电击或最终停止回应。那些看上去很严肃、穿着实验白大褂的实验者保证自己会对实验结果负责，在他们的压力下，绝大部分被试都没有停止电击，而是将电压强度一步步提高到了300伏甚至更高，这早已达到了致死的程度。大部分的“老师们”都按到了设定的450伏最高电压。
我们都以为善和恶的分界线是不可逾越的——那些做恶事的人，比如犯罪分子，叛徒还有绑匪，都是站在分界线的那一边，而站在界线这一边的我们是永远不会跨越过去的。但斯坦福监狱实验和Milgram的服从实验，却告诉我们这样的界线是可以跨越的。只是因为所处的环境没有迫使或引诱，人们才没有从善的这一边跨过去。
不仅是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就连普通人也是在犯着同样的错误——在罪恶出现时不作为。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阿布格莱布监狱，都有许多人观看着事件的进行却一言不发。在阿布格莱布监狱，有一张这样的照片，两名士兵微笑着站在裸体囚犯叠成的金字塔前，而许多士兵却站在一旁一动不动地观看。如果你看见恶行泛滥却没有站出来说“这不对！住手！”，实际上你就是对他们继续作恶的默许。你就站在了容忍罪恶行径的沉默大众中。
以斯坦福监狱实验为例，本是有维护监狱的好狱警存在的。当糟糕的虐待事件出现时，那些值班的好狱警，虽然没有做过什么对囚犯不好的事儿，但是在这六天他们也从没有对着其他狱警说过：“你们在干吗？即使不这么做我们依旧能得到同样的报酬。”或者“嘿，记住这些人是大学生，不是囚犯。”当那些坏狱警作恶时没有一个好狱警出面干涉。没有一个好狱警曾经迟到、早退或者公开抱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些好狱警允许了虐待的发生。环境使他们麻木不仁，他们的麻木促进了罪恶。
因为罪恶如此令人着迷，我们痴迷于专注和分析犯罪的人。也许是因为二战的悲剧经历，我们忽视了对平凡的罪恶对立面的思考：是否可能提供正确的心态和条件使得所有人都能做出英勇行为？是否也能有“平凡的英雄主义”？
平凡的英雄主义的概念启示我们，任何人都具备在生命中的某一刻做出英勇行为的潜力。英雄式的行为抉择，就是我们在一些时间点上所做出的选择。
通过将英雄主义视为人性的普遍属性，而不是几个“英雄人物”所特有的稀罕特征，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英雄，或许这会激发我们来响应这个召唤（译者按：有种超级赛亚人要变身的感觉）。
即使那些平时不怎么光彩的人们，在一些特殊时刻也会见义勇为。例如：在卡特琳娜飓风来袭的时候，一名有犯罪前科的男青年Jabar Gibson，做出了让许多路易斯安那州居民感动的英勇事迹：他抢了一辆公交车，载上他在新奥尔良贫困的邻居逃到了安全的休斯顿。当Gibson的“违法公交”赶到休斯顿的一个救济站的时候，还没有哪一个政府组织的救援到达这里。
平凡的英雄主义的想法，揭示了那些“英雄人物”的神话，它增强了两个人类的基本趋势。其一，我们将那些做出特殊事情的人视为超人，并将他们和我们的不同归咎于他们的独特人格特点。其二，麻木的陷阱——有时我们称其为“旁观者效应”。研究显示，旁观者效应是由于责任分散，当一群人共同目击了一件紧急情况的时候，所有人都会以为其他人会上前帮助。就像“好狱警”，当以为其他人有责任英勇上前时，我们便选择了袖手旁观。
为了找到罪恶发生时人们不作为的解决方法，我们开始调查平凡的英雄主义。我们最初的研究是回顾那些真正英勇的例子，上至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名人，下到连地方小报头条都没上过的人。这使得我们更加谨慎地定义英雄主义，并且认真考虑：究竟是什么情境和个人特征，鼓励或催生了英勇行为。
英雄主义这一想法有着和人道一样悠久的历史，而在当下流行文化的作用下，其中含义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一个英雄并不是成为某一角色的楷模或者一个受欢迎的体育人物那么简单。我们认为有必要回顾历史上这一单词的定义，并使之在现代语境中焕发生机。通过关注高水准的人类行为上，我们得出了“英雄想象”这个词，即个人英雄理想的发展。这个英雄理想能够在遇到问题或道德尚未确定时指导一个人的行为。
什么是英雄主义？
Frank DeMarini是一个建筑师，他在布鲁克林有一个褐色的砂石房。他喜欢老车、摩托车、航海，陶醉于和妻儿消磨时光。
在2001年9月11日，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世贸中心之后，这位港务局工程经理De Martini正在北楼当中，他竭尽全力搜救楼上事故中的幸存者。同他一起的还有另外三个同事，Pablo Ortiz,Carlos Da Costa，和Pete Negron。作家Jim Dwyer和Kevin Flynn将Martini与他同事的故事集结成书，书名叫做《102分钟：双子塔中不为人知的求生故事》。这本书展示了这四个人历尽艰难，仅用撬棍和手电筒，救出了70条生命的事迹。有证据显示，即使明知塔里越来越危险，他们四个依旧忙于解救其他人而不是趁机逃生。结果他们四人都死在了坍塌的塔内。
他们不是在事前就具备英雄事迹的英雄，但对于他们911时的行为我们都会称其为英雄。到底什么是英雄主义呢？
英雄主义与利他主义不同。利他主义强调对他人的无私帮助，英雄主义则需要有更深一层的个人牺牲。英雄主义的核心是围绕着对一个崇高目标的承诺并甘愿接受为此目标奋斗的后果。
在历史上，英雄主义常与军人联系在一起；然而，社会上的英雄主义也一样经得起考验。就像阿喀琉斯被视为战争英雄一样，苏格拉底为了自己的价值观而甘愿赴死也是一种英雄行为。为崇高目标而奉献的英雄主义，与那些立刻就会身处险境的英雄主义不同，它没那么充满戏剧性。在当今社会上，英雄主义也有不同类型的社会损失，有失去固定收入，降低社会地位，损失信誉，被捕，拷打，家人受迫害，甚至是死亡。
这些英雄理想的不同情况，使得英雄主义的定义更加深刻复杂。在对许多英雄行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英雄主义至少由四个独立的部分组成。
首先，英雄主义包含某种类型的探索，这可能是为了拯救生命（世贸中心里Martini的事迹）或维护某种理想（马丁·路德·金追求非裔美国人平等的权利）。
其次，英雄主义必须有某种真实或潜在的风险。它既可能是身体上的损伤，也可能是严重的社会损失。消防员冒着生命危险救火自然是英勇的，但社会牺牲可能更微妙些，例如在2002年的时候，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Tom Cahill博士。面对EPA（环境保护局）对于911世贸遗址附近空气是安全的调查结果，他冒着自己科学家声誉受损的风险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提出质疑。他的想法公之于众后，受到了政府和科学家同事的抨击。政府或者企业当中像Cahill这样的告密者往往要面临驱逐、人身威胁，甚至是失业。
再次，英雄行为可能是被动的也可能是主动的。我们都知道勇士们积极踊跃的行为是英雄的。但有些形式的英雄主义却是被动地反抗或者不妥协。想想独立战争中Nathan Hale（美国民族英雄）在被英军处决前的行为。在死亡面前，他只有两条路可走：慷慨面对或是畏畏缩缩。他借鉴Joseph Addison（英国文学家）悲剧《卡托》中的台词，留下了一句遗言，这句话在两个世纪后的今天听来仍充铿锵有力：“我唯一的遗憾，是我只有一次机会将生命献给我的祖国。”
最后，英雄主义可能是一个突发事件、一次行动，也可能是持续更长一段时间的事情。也就是说，英雄主义会是一些特殊情境下一瞬间的反应，例如那个自称为“普通人”的Dale Sayler，在火车撞来的千钧一发之际，他将车里昏迷的驾驶员救了出来。又或者，英雄主义需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要用几天、几个月甚至一生完成的行动。例如，立陶宛的日本领事杉原千亩，不顾其上级政府的命令，为超过两千名想逃离纳粹侵略的犹太人办理了签证。在杉原千亩每天早晨起床之后，每当他做出了帮助别人的决定之后，每当他签下一个签证之后，每一次他冒险行事之后，他都使他和他的家人将面对更加危险的结局。在战争结束后，他立刻被日本政府给辞退了。
什么造就英雄？
在对英雄行为分门别类之后，我们开始探索塑造英雄的几个因素。这也是我们这份科研工作的初衷；情况好的话，还能为我们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提供一些想法。
根据前文提到的已有研究，我们已经知道个体会在特定的条件下出现旁观者效应。既然环境有力量制造出旁观者来，那它一定也可以让那些从没想过自己会是英雄的人们见义勇为。事实上，当听到别人称自己是英雄时，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拼命澄清，比如“我不是英雄，任何人在同样的环境下也都会这么做的，”或者“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当有人困在了失火的建筑或是事故汽车之中，生死一线之间，许多人会见义勇为。环境在一些情况下能带来人性中的至善，也会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催生人性中的至恶，比如歧视、贪污腐败、政府官员渎职还有军人的暴行等。我们认为是环境创造出了一个明确的道德标准，使得个体在罪恶发生之时上前阻止。可是，为什么有的人看得见这个标准，有的人却熟视无睹呢？为什么有的人在环境中勇于承担责任，有的人却沦为了旁观者呢？
就像在斯坦福监狱和Milgram服从实验里，环境和个体的人格特质之间以独特的方式相互影响。我们仍不确定是哪些人格特质与环境相结合产生了英雄行为，但是我们有一些初步的想法。杉原千亩帮助犹太人的例子就极具启发性。
纵观杉原千亩的一生，他经常做出了一些挑战20世纪初日本专制社会的行为，而正是这这些行为使他最终做出帮助犹太难民的义举。例如，他违背了父亲让他从医的志愿，而是报考了语言专业并走上了公务员的道路；他的第一任妻子并不是一个日本人；为了抗议日本政府侵占东北的行径，他从一个待遇优厚的部门辞职。在这不确定的环境中杉原千亩的行为，表明他必然会按照自己内心的道德指针来指导他的内心力量和信念。我们可以推断出，与他身边那些“人云亦云”的人相比，杉原千亩一定会更加坚信自己的观点。
但是杉原却却受缚于两个问题：他既是日本政府的代表，又是在一个传统武士家庭长大。他是应该遵守政府的命令而不帮助犹太人（更进一步说，按照日本的文化不因违抗政府而使家族蒙羞）？还是遵守自己信奉的武士信条，“猎人不杀向他寻求庇护的小鸟”？当政府三令五申不许援助犹太难民的时候，在道德标准面前的杉原千亩，也一定意识到了这两种信念的冲突。
有趣的是，他并没有一时冲动的独自决断，而是和自己的妻子、家人仔细权衡才做出决定。在那些呼唤英雄主义的情境中，我们必须对这不容忽视的道德问题进行一个积极的反思：是那些不对的地方让我们感觉不舒服，迫使我们不断思考它。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使人们采取行动？”虽然在同样的位置上，许多人都意识到情境中的道德问题并且深深为此困扰，但是最后却只是简单地选择了忽视。使人们做出英雄之举的最后一步究竟是什么？是因为他们更正直吗？还是仅仅因为他们不太懂规避风险？
因为社会科学的局限，我们尚不知道这些重大问题的答案。然而，我们认为有一个因素可以催生英雄行为，那就是英雄想象带来的激励 —— 想象自己面对生命或者社会威胁的情境，想象自己同环境产生的问题斗争，考虑一下人们的行为和与之带来的结果。通过事先考虑这些事情，个体会在需要英雄主义的时候显得更加有准备。强化对英雄行为的想象，可能会帮助人们在复杂的环境中认清道德标准，人们经过一番考虑，能够更深一步意识到英雄行为的代价。当需要英雄行为时，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的坚定信念，可能就是成为英雄的第一步。
如何树立英雄形象？
经过上个世纪，我们见证了“英雄”一词日益减少。它成为了那些冒大风险、做大事人的专属头衔。渐渐的，我们陷入了机械的争论，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原有的军人英雄主义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同时，我们对于社会英雄主义的视角也慢慢变淡。我们将许多发明家、运动员、演员、政治家和科学家推崇为“英雄”。这些人无疑是行业典范，他们表现出我们希望自己孩子具备的重要品质：好奇心、毅力、身体强壮、乐善好施。但是这些人却表现不出勇敢和坚毅。伴随英雄理想的缺失，我们的社会犯了两个错误。首先，我们忽视了真正英雄的重要贡献，不论光辉如林肯总统还是仅仅作为一个平民英雄。第二，我们不敢反抗旧势力，使这种英雄理想更加苛刻。我们不必挑战自己，只要在一个需要勇气的情境下就可以检验。在上一代人中，像“英勇无畏”、“坚毅不屈”、“勇往直前”这些词深深植入了他们的灵魂之中。当孩子们读到这些勇士们和探险家的事迹后，也会遵循他们的足迹前进。但是，我们却不曾花时间想一下这些文字的深层含义，我们没有认真考虑过，当我们许多人都有机会成为英雄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鼓足勇气？当我们的社会对英雄主义沉默的时候，我们丧失了英雄想象的树立。
培养英雄想象，需要以下几步。
第一，我们要留心，认真、仔细评估我们面对的情境，以便我们不会错过需要我们采取行动的紧急情况。我们要发展自己的“不连续探测器”——对那些不合适的、位置不对的、在环境中无意的事物的觉知。也就是说，根据外来信息来问自己，我们是否需要采取行动。
第二，必须不害怕人际冲突，坚守自己珍视的原则。我们不应把和别人间的争论视为人际冲突，事实上这只是对他们支持的原则和意识形态的挑战。
第三，我们必须有长远的眼光，而不是仅仅关注眼下。我们在投入当下情境的同时，还应该从长远角度考虑，即我们现在的不同行为会产生什么样不同的后果。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在一定程度上关注过去，通过回忆那些点滴积累起的价值观和教诲，来推动我们在眼下的情境采取行动。
第四，面对那些想为麻木不仁找借口或者将纵容罪恶进行粉饰的想法，我们必须抵制才能终获正义。
最后，我们必须突破某些形式英雄主义所带来的负面结果，比如被社会排斥。如果我们秉持正义，那我们一定要相信，大家最终会认识到我们英雄之举的价值。
除了这几个基本步骤之外，我们的社会需要想一些方法可以为我们的公众树立英雄想象的方法，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年轻人。古希腊人和安格鲁-撒克逊部落的人们用《伊利亚特》和《贝奥武夫》这样的史诗来歌颂他们的英雄。尽管故事容易过时，但是它们对于英雄的解释却很难褪色。
在这些故事里，常常会出现一个神秘的人物试图引诱主角走上歧途。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必须也要避免被邪恶引诱，并明白诱惑可能看上去很平常——比如一个不道德的朋友或者同事。通过一系列对我们勇气的小考验，我们会培养出英雄主义的个人习惯。
英雄史诗的英雄当中，经常有游历阴间的情节。这个死亡遭遇的隐喻象征了一个人对于自身死亡的接受和超越。在今日，某些形式的英雄主义需要付出这种终极代价。我们也明白，作为一个英雄，必然已经准备好接受他的行为可能带来的一切结果——无论是生命还是社会上的牺牲。
从远古阿喀琉斯的故事到二战时杉原千亩对犹太难民的善举，最终勾勒出一幅英雄行为的行为准则。在这个准则中，英雄按照一系列规则行事，每当他要忘记什么事情是错误的时候，这些规则便会出来提醒他们，并督促他们必须将错误改正。
今天，那些善恶分明的一系列教诲离我们越来越远。
在这个数字化时代，如何将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同那些口头相传的传统连接在一起呢？好莱坞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最近上映的《魔戒》，它带给我们一个史诗传统上的古典故事。但是，我们中又有多少人停下来和孩子们谈过故事里面的深层含义呢？电子游戏发展的越来越复杂，这种力量强大的娱乐方式可以用来教育孩子们认识精神陷阱吗？这些游戏能帮助孩子们在多变的环境中发展他们内心的道德指针吗？或者，帮我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扮演英雄吗？当我们在数字时代不断前进的时候，如何让那些英雄行为准则中的基本教诲保留在我们的人际交往中？
如果我们丧失了想象自己成为英雄的能力，不懂得英雄的真正含义，我们的社会就会更缺乏它。但是如果将它同那些古老理想联系起来，让它重新焕发生机，我们就能将自己同英雄联系到一起。将现代生活与古老神话世界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能使得一个平凡人成为日常的英雄。
附注
Zeno Francois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太平洋心理学研究生院攻读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学位。他刚刚获得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三年全额奖学金。
Philip Zimbardo博士，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荣誉退休教授，西方心理协会两任会长，美国心理学协会一任会长。在有众多学者参与的“对你最危险的想法是什么？”的回应当中，他在Edge网上的文章中提出了平凡的英雄主义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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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小明PSY
作者：Zeno Franco, Philip Zimbardo
原文：The Banality of Heroism
来源：greatergood.berkel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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