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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我所有去生活

壹我们这对柴米夫妻,常常晃晃悠悠,从市场提着一捆韭菜,或者一捆蒜苗,顺着一条路,慢慢走回家。—— www.

文/苏美,摘自《倾我所有去生活》

我的同事辣妈女士,名不虚传,是一位很辣的女人。我们俩常在一起长吁短叹,因为我俩都有一副大屁股。

大屁股当然不是本文的主题,但大屁股确是我俩唯一的共同点。辣妈女士之辣,浑然天成,事实上她非常羞涩,跟她去购物,领子稍微低一点,她就嗷嗷叫,握着胸口不让我看。而我是非又大又深的V领不能解气,我老公耳东陈有次实在看不过眼,瞥我一眼说:这位大婶,您的领子开到肚脐上去了。

和辣妈购物,乐趣多多,第一是因为她羞涩,穿了新装,不大肯出试衣间,要么把我拽进去,在狭窄的试衣间里挤挤挨挨评头品足,活像一对同性恋,要么是刚穿了半截子,就嗷一声脱了,说太吓人了。乐趣之二,是因为她出手颇狠。我虽然是穷人,但穷得很天真,看见她下手买近千元的鞋子,我也乐得吱吱叫。

两个已婚女人,必然亲近些,两个年纪相仿的已婚女人,简直就是一个栅栏里的母鸡。我们必然聊天,聊天的内容必然是丈夫,而聊到丈夫,她必然无比怅然地说:结婚了,真的就不再浪漫了啊!

辣妈是个喜欢看韩剧的女人,喜欢韩剧里所有浪漫、深情、至死不渝、腻歪死人的小眼睛面瓜男。她喜欢皮草,含羞,非常正直,丈夫是她青梅竹马的男友。我非常爱她。她那么怅然,我也不免礼貌性地想怅然一下,但提了半天气,发现那声叹息怎么也吐不出来。我并不怅然,因为婚前婚后待遇差不多。这并不是说,待遇向来很好,而是说,我的待遇一直很烂。

我得到耳东陈的第一件礼物,是一只玩具狗。这只狗共计人民币28元。现在躺在我兰州无人居住的家里。我一辈子都不是那种甜丝丝的小女生——撇个内八字,乖嘟嘟地一手牵着男友的手,一手抱一个毛绒玩具,假装可爱地走在大街上。从小到大,我连一件粉红色的衣服都没有,拎着那只玩具狗走在街上,像是拎着一个炸弹,别提多尴尬了。

第二件礼物,是一对音箱,陈先生自告奋勇地帮我修音箱,把它们彻底修哑巴了。那时我们的关系已经非常稳定了。有一天我们去买音箱,我清楚记得是300元。我坚持要自己掏钱,他不肯,争执了一会儿,我说那我就掏150元,他更气了,于是两人在兰大门口呕气。我那时很天真,超过50元的礼物,都觉得不能收。陈先生为什么呕气我至今不解,也没问过。

他曾想送我一条裙子。该裙子从上到下,由白色渐变成深绿色,我那时刚染了棕色的头发,如果穿上那条裙子,刚好是一棵茁壮的戴眼镜的大葱。

他也送花,还认真修剪了刺,结果送来的花,不是玫瑰,而是月季,而这些月季的花心里,喷了非常假的劣质香精,他剪刺的时候,把叶子全都剪掉了。所以我的房间里,隔很久就会出现一把冒着刺鼻怪气的秃杆子假玫瑰。我的舍友因此还患了一阵子过敏性鼻炎。

他当然也送珠宝,第一个是一只白金的指环,老凤祥的,打折后120多块。这个戒指我非常爱,结婚后却丢了,我心疼得要死。接下来就是结婚钻戒,打折后一口价550元,这我都嫌贵了,我曾建议去地摊上买10元的假货,回去糊弄老人家高兴就完了,他怎么也不肯。我无所谓得很,因为除了第一只戒指,我确实不喜欢任何珠宝首饰。那时候我们非常穷。我辞掉了工作,双方父母都周济不了,不算吃住,单学费一年就1万2,两个人吃喝住行都靠他很少的工资,那时几乎是连一千块都要跟人借。后来他涨工资了,我也找到点外快可以赚,才宽裕了点,但仍旧很紧张。

这么写着的时候,突然觉得,那时候可真穷啊。可现在想想,那时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两个人都在读研究生,心里纯洁干净,不忧愁现在,也不惧怕将来。他时常骑着他的破车,把我从交大送回外院,然后再自己骑回去。春天的时候,一起在交大看樱花,看女生。那时候不觉得自己穷,也不苦恼,只觉得傻乎乎的劲头很足,吵架,和好,哭,赚钱,偶尔下馆子,去什么地方玩一玩。

写起来很浪漫的样子,其实完全不。我婚后不适应,常找茬跟他吵架,又没钱,一年搬了8次家,最后一次房租是每月50元。那一年冬天又冷,我瘦得只有100斤,每天拖着两筒鼻涕四处上课。有一次鼻窦炎发作,眩晕得不能下床,他来领着我去打点滴,坐在校医院阴冷潮湿的被褥上,给我讲《熊的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还带着表情动作,把邻床的女孩都逗笑了。那女孩说:你们真好啊,他还给你讲故事。我很领情,但我想:如果现在有个暖和的家,喝口暖和的汤,安静地睡一觉,自然醒而不是被四人一间的宿舍吵醒,也许我会更领情。

那段日子一点也不浪漫,我不敢感冒,否则嗓子会哑掉,不能去赚外快,手头就更紧。我们也很少逛街,偶然去逛,也是四处看看,就走开了。我的研究生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一个灰暗的已婚女人,常年病着。我妈也因为结婚的事不顺意,和我长期僵持着。我虽然算不上豪门千金,但从小也属于小康之家,出门时不时也有车坐的。婚后劈面而来的生活,把我掴个措手不及。

但如果我再仔细想想,三年里我们没有洗衣机,但我从来没有洗过一条床单,一幅被套,一件外套或者是裤子。都是耳东陈骑自行车从我这里拿走脏的,送来干净的。吃饭时他也扒拉扒拉,把肉扒拉出来夹我碗里。我跟他在街上吵架,甩手就走,把他扔在大街上,他也是默默跟上来,一言不发,走一阵子就默默再拉着我的手。

我俩都不是苦情的人。我神经很大条,天生对物质不甚热切,对浪漫也没什么爱好,对锦衣玉食无可无不可,他神经则更大条。我记得那时常常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好玩的事情也很多,夏天坐在屋顶吃西瓜、纳凉,脚下就是西安城中村里脏乱差的泥巴地,偷看街对面窗户里的一对狗男女,手很贱地捉屋檐里的猫,拿西瓜子丢脚下的行人。城中村的网吧。澡堂。恶臭熏人的厕所。朝西的屋子墙壁都发烫,在地上铺上席子,两人并排躺下不能动弹。白鹿原。吃樱桃。假期去北京。在西安做入户调查。去陕北,金灿灿的小麦饼。不通风的窑洞。黑政府的钱。封不住的炉子。笔直地站在一只绿色水桶里,他慢慢给我洗澡。夜里的雨,他熟睡了。我做噩梦。他说:别怕别怕我在这儿呢。我哭醒了,他捧着我的脸问:怎么了梦见什么了?于是我就更大声地哭。

那三年我们穷得衣食无忧,穷得坦荡,穷得快乐。我们都不是苦情的人。那时候有很多没头没脑的快乐。我记得好多笑。他在学校球赛里进了三个球,我们偷走了别人埋在冬青下的饮料,笑个半死。我在车上偷了一根管子,回家锯开了当晾衣杆,我下楼偷砖头,来垫快塌掉的床脚,我把床板锯开,搭成凳子,耳东陈偷了房东至少四张椅子。冬天房间里没有暖气。我们的纸篓被偷了。衣服也丢过。我记得在被窝里我们也笑得死去活来的,可能是他说了个什么笑话。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只会背笑话给我听,都是从网上抄下来的。他的领导有时过来,请吃饭,我只管埋头苦吃,把他的脸都丢尽了。但他又夸奖我说:好,这才是咱媳妇。

那时瘦了很多,但还是比他胖。于是他常常用小指尖轻轻戳我的大屁股,假装一只小蚂蚁的声音,从下往上呼号着喊:大象!大象!请让一让!我狂笑着捶他。或者两人静静地平躺,他又用指尖轻轻戳我,说:大象!大象!让一下撒!你挡着我手机信号了!我又狂笑。我是个很糊涂的人,常常转弯过早,一头撞在墙上,或者转身过急,一头撞在门上,或者走路太横,一头撞在窗框上。因此身上常有不明来路的淤青。但直到他看到了,用手一压,我疼得叫一声自己才发现,他问我怎么弄的,我也很苦恼。这时他又气馁又无奈地说:亲爱的大象,你屁股太大了,碰伤自己都不知道啊。

他从来都没说过甜言蜜语。有一次被逼不过,说了半拉句,把我俩都恶心个半死。人家一接电话,都是“喂,亲爱的”“喂,宝贝”,他一接电话,从来就是“喂,胖墩”或者“喂,大象”,从婚前,到婚后,从来没升级过。我从来没享受过钻石巧克力的夜晚,没有烛光晚餐,没有玫瑰花束,旋转餐厅,没有甜言蜜语,名马香车,没有旋转木马和一江的烟火。

我不是苦情的人,更不喜欢歌颂苦难和不幸,或者拿它去考验什么人,压榨出什么扯淡的真理。我坚决支持每个人都应该富裕,有钱。只是我们那时恰好没什么钱,也恰好不是极度缺钱,所以就没什么热望去挣钱,如果我肯死去活来地打工,他肯没日没夜地写程序,我俩多少会有几个钱了。但我们都不是那类人。我们这对柴米夫妻,常常晃晃悠悠,从市场提着一捆韭菜,或者一捆蒜苗,顺着一条路,慢慢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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