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一次关于荣格心理学的讲座中，主持人想着让大家谈一下各自对荣格的印像，类似于自由联想或词语联想的练习。参加者80余人，最集中的回答便是“神秘”。终日坐在石头上幻想的孩子，是显得神秘的，或至少伴随着某种神秘的气氛。而这种终日的神秘向往，导致了荣格童年的另一个神秘事件的发生。
荣格在其自传中记述到：“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时刻，它像一闪即逝的电光照亮了我童年的永恒性。”荣格在其上学用的尺子上，刻了一个小矮人：“大约 两英寸高，穿礼服，戴着高帽子，脚登一双亮闪闪的黑轮靴子。”荣格用墨水把它染成黑色，然后从尺子上锯下来，放在铅笔盒里。同时，荣格还在铅笔盒里给这小矮人做了一张小床，用一点儿羊毛给它做了件大衣。同时，荣格去莱茵河边给这小矮人找来一块光滑的长方形的黑石头，也放进了铅笔盒。
荣格说这一切都做得极为神秘。他悄悄地把铅笔盒拿到房顶的阁楼，藏在一根大梁上，他为此感到极大的满足和快慰。“我经常每隔几个星期，躲开人们的注视、溜上阁楼，爬上大梁，打开铅笔盒，看看我的小人和他的石头，每次我还要在盒子里放一个小纸卷，上面是我在学校写的、只有我自己明白的语言。”
荣格说，“心中藏有秘密，对我的性格的形成影响巨大。我认为这是我童年时代的本质特征。”而这种藏有秘密的孩子的神秘气氛，也就不仅仅是荣格童年时代的本质特征，也是荣格成长与发展的主要特点。
从他读大学开始，尽管读的是医学，荣格对于心灵的神秘感再次浮现。即使是阅读一些有关心灵感应或超心理学的书籍与资料，在当时绝大部分的学者眼中那纯属无稽之谈，荣格却总是倾向于接受与相信其真实性。荣格在其自传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说：“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这种种可能性是极为有趣和极为吸引人的。它们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又一个新天地；世界具有了深度和背景。比如说，梦有可能与鬼魂有点什么关系吗？”[1]
在荣格的自传《回忆·梦·思考》中，记录了这样两个事件。其一，在1898年暑假的一天，荣格正坐在房间里学习功课。隔壁饭厅的门敞开着，饭厅里有一张胡桃木的餐桌，是荣格祖母的嫁妆，已有七十多年了。荣格的母亲坐在里面织毛线。突然间，砰地一声作响。荣格跳起来快步冲进房间，只见他母亲目瞪口呆地坐在扶手椅里，毛线团从她手里落到了地上，直盯着那张桌子。响声正是那胡桃木餐桌发出的，桌面上显出了一道长长的裂缝。荣格的妈妈深沉地说：“这一定是意味着什么。”
荣格的神秘感从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母亲。他曾回忆到，在他小的时候，一到夜里，母亲就显得古怪和神秘。而这古怪与神秘的气氛，也带给荣格很多古怪而神秘的梦。
在胡桃木餐桌裂开的两周后，荣格从学校回到家里，发现全家人正处在激动不安的状态，原来又发生了同样的惊响，但不再是胡桃木餐桌的裂开，而是放在餐具柜里的一把餐刀，断裂成三节。在那以后，荣格开始参加他亲戚家里举行的“降神会”，几个星期以后，他听说几个亲戚在搞桌子转动的事：他们当中有一个降神者，一个15岁或16岁的年轻姑娘。这几个人一直想让他见见这个降神者，据说这个姑娘能使人进入梦游状态并能招魂。当他听到这个消息，便立刻想到了在他屋里的那种古怪的现象，于是他便猜想，它们可能以某种方式与这位降神者有联系。于是，他便开始列席“降神会”。
就在这“降神会”里，荣格发现了他表妹海琳（Helene Preiswerk）的特异能力，并开始以她为研究对象，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所谓神秘现象的心理学和病理学：一种精神病学研究》（1902）。而他从巴塞尔大学毕业之后，提交给布勒霍尔兹利精神病院的就职论文，仍然是关于《超自然现象》的研究。这种对“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和“特异心灵现象”的研究兴趣，一直伴随着荣格的整个一生。荣格在面对无意识的探索过程中“遇到”“斐乐蒙”（Philemon），在“斐乐蒙”的启发下撰写《向死者的七次布道》，都充满着这种神秘的色彩。就是到了晚年，荣格仍然对“飞碟现象”倍感兴趣。
但是，这种“神秘”或“神秘的色彩”，在荣格的生涯中得到了积极与有效的发挥，尽管保留着其消极和迷信的成分。当这种神秘促进探索的时候，总是积极的，那也正是探索未知的科学精神；当这种神秘融入智慧的时候，更成为一种精神的升华。
（申荷永著：《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北京）三联书店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