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精神分析的个案
人们曾以“安娜·O个案”的开始来纪念精神分析的诞生，这也是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著的《癔症研究》（1893－1895）所提供的第一个个案。弗洛伊德190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做演讲的时候，也在其第一讲的开始，为了让听众了解什么是精神分析，给出了安娜·O个案。所以在此，我用它来介绍精神分析的临床意义。
弗洛伊德曾这样来介绍“安娜·O个案”：
……病人是一个21岁才华出众的姑娘。她的病持续了两年多，这期间出现了一系列显然不容忽视的身心障碍。她的身体右侧两肢患有僵直性麻痹，伴有感觉丧失；而且左侧也不时受到同样病症的影响。她的眼睛运动失调，视力受到多种阻碍。她的头摆动困难，还患有严重的神经性咳嗽。她厌食，有一次尽管渴得难受，却一连几周都无法喝水。她的语言能力低下，甚至到了无法听说自己母语的地步。最终，她陷入失神，错乱，谵妄，以及整个人格都发生改变的状态。……她的病是在她护理病入膏肓的父亲期间发作的。她深爱她的父亲，但却由于自己的病症而被迫放弃了对父亲的护理。[2]
安娜·O本来是布洛伊尔的病人，从1880年7月开始接受治疗。布洛伊尔对她的印象和描述是这样的：
她非常聪明，能令人惊奇地很快地掌握事务，并有敏锐的直觉。她具有很强的理智，使她能领会较难的理性知识……她富有诗意和想像的天赋，但受到严厉的和带有批判性的抑制……她的意志力是充沛的，顽强与持久，有时甚至达到固执的程度……她的一个基本性格特质是同情心，即使在她本人患病期间，她也一直努力坚持照顾许多贫穷的病人……这个智力上明显出众的女孩却在她清教徒思想的家庭中过着极为单调的生活。……常沉缅于自己的“白日梦”中，自称为“私人剧场”……生活在想像的神话故事中，没有人能懂得她在说什么……[1]
在治疗的初期阶段，布洛伊尔观察到，当病人处于失神状态的时候，她就会习惯性地自言自语，似乎是有某种占据了其头脑的念头在表达。布洛伊尔把这几个词记录了下来，使用催眠术让她进入催眠状态的时候，再把那几句话重复给她听，以此作为引导性催眠治疗的开始。
尽管由这些“词语”所引起的，往往都是一些深沉而忧郁的幻想……比如，守候在父亲的病床旁，看到自己的头发像是黑色的蛇在蠕动……但是，每次布洛伊尔这样做了（当时的安娜·O被安排住在乡下，布洛伊尔定期去那里看她进行治疗），便能释放出病人所积累的紧张与怨恨，忧郁的幻想等，使病人处于一种安静而正常的状态。聪明的安娜·O称这是“谈疗法”（talking cure），并且常常开玩笑地说像是“扫烟囱”（chimney-sweeping）。布洛伊尔很快就发现，这种把心灵打扫干净的过程，具有如此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甚至超过单纯的催眠治疗。
弗洛伊德曾这样叙述有关的经过：
在治疗的过程中，安娜·O重现自己当年陪伴生病的父亲的情景；她含着眼泪坐在父亲的床边，父亲忽然问她几点钟了。可她看不清楚，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把手表贴近她的眼睛。表盘现在看起来非常大，在她眼里，表盘大得不能再大了，她又一次强忍住泪水，以免病中的父亲看到。而且，所有病症的表现都来自于她护理生病的父亲那段时间。一次她在半夜里醒来，心中非常焦急，因为病人正在发高烧。当时她正急切盼望着一位维也纳来的医生快来给她父亲做手术。她的母亲刚出门，安娜坐在床边，右手搭在椅子背上。她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恍惚看到一条黑色的蛇从墙角向病人爬去，要去咬他。（可能是房子后面的田地里确实有蛇，并且曾使这位姑娘受到过惊吓，因此这些都为她的幻觉提供了素材。）她试图把蛇赶跑，但是好像她的全身都麻木了。她搭在椅子背上的右手失去了知觉，像被麻醉了似的动弹不得。当她看自己的手时，发现手指都已变成了长着死人脑袋（指甲）的小蛇。（看来很可能是她想用麻痹的右手去赶走那条蛇，而它的麻痹就与关于蛇的幻觉联系起来了。）当蛇的幻觉消失后，她在惊恐中想要祷告，却发现语言难住了她。她找不到自己能说的语言了，直到最后她想到了几句英语童谣，然后她发现自己只能用这门语言来思考和祷告了。当病人在催眠状态下回忆起这一情境时，曾经在患病一开始就严重折磨她的右手臂麻痹一下子就消失了，治疗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
布洛伊尔在《癔症研究》中，有类似的描述与介绍：
夏天在特别热的日子里，病人口渴异常，但没有任何理由突然发现她不能喝水。她原本能喝下所要的一杯水，但当她的嘴唇碰到玻璃杯子时，立即推开了杯子，就像患了“恐水症”一样。这时她有明显的“失神”，仅仅依靠水果止渴。但在一次治疗的过程中，安娜·O开始抱怨令人讨厌的英国女佣人，她的小狗，也在玻璃杯里喝水……出于礼貌，病人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但即使是治疗过程中回忆起来这往事的时候，病人都仍然感到十分的气愤与恼怒……但是，当病人把这压抑的愤怒情绪发泄出来之后，她就想喝水了……而从此之后，病人这一不能喝水的心理障碍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复发。
用同样的方法，病人的其他一些症状也都得到了有效的治疗。但是，就在治疗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发生了特殊的事情。据欧文·斯通在其弗洛伊德传记：《心灵的激情》中的描述，有一天晚上，安娜突然出现了严重的腹痛症状，布洛伊尔及时赶去，却发现安娜已经认不出他了。他问安娜怎么会突然肚子疼，安娜却说：“我快要生布洛伊尔大夫的孩子了。”于是，被治疗的安娜·O，在从对布洛伊尔的依恋中，逐渐产生了强烈的恋爱。承受不了如此强烈情感的布洛伊尔，把安娜·O留给了弗洛伊德，自己携妻子到外地度假去了。
弗洛伊德对此曾有如下的评价：
“在治疗她的症状过程中，布洛伊尔能够使用跟病人建立良好关系的非常强烈的暗示，这种良好的关系可以看做是今天我们所谓‘移情’（transference）的一个完满的原型。现在我有强烈的理由怀疑，在她的一切症状得到解脱之后，布洛伊尔一定从进一步的迹象中发现了这种移情的性动机。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出乎意料的现象的普遍性，结果是，他好像遇到了一件麻烦事，他放弃了一切进一步的研究。他从未为此而对我说过如此多的话，但在不同的时候告诉过我，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这种重建是完全有道理的。”[1]
移情的背后，是病人的压抑，尤其是性的压抑，以及被压抑的性欲所表现出来的病征。安娜·O的压抑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含着眼泪守护在父亲的床前，掩埋其自己的感情，甚至是不让生病的父亲看到自己的焦虑与痛苦。弗洛伊德说：“任何一个人，若依照过去二十多年来得到的知识来阅读布洛伊尔的病例史，将会立刻觉察到它的象征作用——蛇、坚硬的、臂膀瘫痪——以及在考虑到那位年轻女士在患病的父亲床边所发生的情境时，将很容易猜测对她的症状的真正解释。”[2]后来当她在治疗的过程中重复这些致病的情景的时候，那些被抑制的情感就逐渐释放了出来，尤其是通过“移情”的作用，而获得了缓解病症的效果。
弗洛伊德曾分析说，“只有当这一病因被充分地展示出来时，症状才会消失。另一方面，如果出于某种原因病人在回忆这些情景时没有触及到任何情感，那么这种在医生面前的回忆就不会产生效果。因此情感就是这样的，这可以被看做是可替代的能量，成为致病和治疗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不得不这样假设，疾病发作的原因是病态中所表现出的情感的正常出口被堵住了。疾病的本质就在于这些‘被窒息的’情感继而发生了一种变态的作用。它们一部分保留下来成为病人心理生活的永久的负担和产生持续性兴奋的源泉；另一部分则经历了向非正常的体内的神经分布和神经压抑的转化，成为疾病的生理症状。为后一种过程，我们创造了一个术语‘癔症性转换’(hysterical conversion)……癔症性转换夸大了充满感情的心理过程中的宣泄阶段，它们代表了一种更强烈的情绪表达方式，并进入了一种新的途径。当河床被分成两个水渠，那么如果其中的一条渠的水流通到了阻碍，另一条就会立即溢出水来。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把情感过程优先考虑，我们就获得了一套关于癔症的纯粹的心理学理论。”[3]
在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治疗下，安娜·O度过了她的危机，获得新的生活意义。她1888年随母亲定居德国的法兰克福，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和戏剧剧本，十分热心于社会公益方面的事情，在当地颇有影响。1936年她73岁时去世，1954年，西德曾发行一枚印有她画像的邮票，以示纪念。
（ 摘自《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申荷永著，北京三联书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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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五讲》（1910），见《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1] 弗洛伊德：《癔症研究》（1893—1895），见《弗洛伊德文集》第一卷，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6页。
[1] 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五讲》（1910），见《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运动史》，《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1998年，第52—53页。
[2] 同上。
